圖：SCMP

（1）

《白皮書》之強硬超出不少人之預期，而相信港人的反彈也同樣超出中央政府的預期。從《白皮書》以及特區官員的處理政改的手法，我認為最值得留意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人的反彈已經再無板斧，於是只能加強抑制反彈的力度。

現在先簡單歸納中央政府慣用的兩種策略。

（2）大概念策略

由以前處理菜園村、皇后碼頭到現在的新界東北發展及政改，政府皆以「發展」、「法治」等等大概念泰山壓頂，從而強行推動政策。簡言之，政府會先孤立受政策影響的人，將他們定性為小眾，與社會「整體」分裂，然後以「整體利益」、「發展」等大概念來說服大眾接受政策，如果面對較激烈的抗議，就以「法治」、「和平」與「理性」為名打壓。

在新界東北發展事件中，梁振英呼籲受影的人要「犧牲小我」來成就發展計劃，就是再以「整體利益」及「發展」為由強推發展計劃；在政改諮詢中不斷重申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背後也是由「法治」這大概念作支撐。不用說，面對「佔中」公投及七月一日的公民抗命，政府都以「法治」、「和平」及「理性」等大概念一一拆解。

大概念策略奏效的條件主要有三：一、社會普遍政治冷感，因此對與自己無關的政策不關心，於是政治可以孤立小眾；二、大部份人可以安穩地站在道德高地，將大概念當成道德鐵律，而自己則可高高在上的批判不支持政府的人，這心態讓他們以為自己是「整體」的一部份，不會站在小眾的立場思考；三、大部份人可以想像自己是支持政府得益者。

由殖民時代開始，當經濟發展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甚至單一）目標（雷鼎鳴教授的論調主要由此假設出發），這三個條件完全滿足，這也是香港迷戀大概念的主要原因。

（3）社運標本化

由二零零三年始，遊行對香港人來說已經不再陌生，然而亦除了二零零三年的遊行外，遊行已經不再對政府有威力。結果，「七‧一遊行」淪為常態化的發洩嘉年華。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哲學家齊澤克也有在其演說中提出過類似的憂慮－示威過後社會一切如常，然後下年的同一時間再聚在一起，回味過去式的風光。我姑且稱這現象為社運標本化。

中央政府早已明白這現象，於是不難發現中央政府官員每每會在遊行前提出強硬的挑釁言論，然後香港人則在新媒體上大寫「多謝中央曲線鼓勵香港人上街」。然而，標本化後的社運失去威力，而且讓參加者洩忿，舒適地回歸正常生活。中央政府越是激怒香港人，發洩的威力越大，於是政府樂於在遊行前挑釁港人，從而進一步將社運標本化。

據說《白皮書》製作已久，但偏偏在「佔中」公投及「七‧一遊行」前公開，這安排與社運標本化的邏輯一致。這策略在過去奏效主要是因為香港人對遊行以外的示威方法沒有想像，認為遊行已經是最強的最後手段。

（4）策略崩解

近來中央在香港議題上的拆局承接以往的邏輯，但效果大不如前，原因可以粗略歸納成五個主因：

一、香港人再難想像是支持政府的得益者。雖然特區政府近年引入新加坡為假想敵，並將中央政府塑造成恩人，但香港人愈來愈難感受到自己是社會整體發展的受益者。因此，他們再難以「發展」、「整體利益」等大概念來擁護政府。

二、政府領頭犯規，支持建制的人再難站於道德高地。以「法治」為例，香港人對法治的理解不深入，往往只停留在守規則、守承諾的層次，而《白皮書》扭曲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吳亮星踐踏議會等 事件正正讓香港人認為中央政府以至建制派不守規則、不守承諾，於是當他們以「法治」來批評佔領行動參與者時，難免讓人有「其身不正，何以正人」之感。在新界東北發展中，陳茂波的囤地問題也讓港人不敢恭維，再難相信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等如穩佔道德高地。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免費電視牌照是分水嶺，讓香港人看到政府帶頭犯規的荒謬。

三、社會漸漸告別政治冷感，這基本是全球政治發展的趨勢，多少要感謝新媒體的發展。新媒體的出現更容易建立想像的共同體，讓香港人可以關注與自己無關的議題，令政府的孤立策略失效。值得留意的是，我認為中央政府的壓逼手段很古老，像是無法適應新媒體的高速發展。

以上三個原因是大概念策略失效的主因，而這三點是不能逆轉的。

四、五百多名被補的公民抗命參與者讓香港人對社運的發展有更多想像。由「佔中三子」帶領的「佔中」節奏太慢，對普遍市民難有衝擊。再者，整個運動的策略太重視中產的支持，其商討日的格調也不利滲透到基層，難與這次公民抗命突擊的效果比擬。只要社運能夠有更多想像，中央政府的挑釁就不能令社運標本化，反而會成為其發展、進化的強大助力。

五、劣績太多，這是特區政府的死症。近年高鐵超支延誤、西九文化區超支等等問題讓香港人醒覺，發現以往迷戀的大概念只不過是政府騙人的藉口，這不禁令人想起林肯的一句話：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5）不高估也不低估

儘管這兩個策略漸漸失效，似乎中央政府已欠板斧，於是只能不斷加強抑制反彈的力度。然而，抑制的力度愈大，反彈力也愈大，因為中央政府不可能補救上述五個趨勢帶來的醒覺與衝擊。再者，這五個趨勢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讓我們看到過去十年不曾看到的風景。的確，我們很難預測香港到何時才會到爆發的臨界點，我也認同王慧麟博士所言，抗爭的醒覺需要很長時間，但我深信香港正以健康的步伐邁向臨界點，證據是愈來愈多溫和派宣佈放棄溫和路線。

簡言之，我們不宜高估這醒覺的力度，但也不能低估，因為低估就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香港。

文：諸事八卦

英姐在長沙灣昌華街經營小食店。英記小食店附近有很多長者生活，這班長者多是住在蘇屋邨、元州邨，或附近舊樓。街坊日常會在社區內活動，例如到銀行，或附近明愛醫院覆診，常常行經英姐舖頭。大熱天時走好遠路，都咪話唔辛苦。有一次街坊走得累了，便主動跟英姐說，可不可以擺張凳讓我坐下抖抖？英姐體諒街坊，便放了一張圓摺凳在舖頭門外讓街坊坐。不久有另一位婆婆看見，也向英姐借凳坐。英姐友善，久而久之，舖頭常有街坊在附近聚腳，就算不光顧買小食也無所謂，大家坊里之間感情很好，也沒有誰人覺得阻了誰。

通常街坊休息後離去，英姐便會把凳摺好放回舖內，也沒有要一直霸佔地方的意思。有次英姐正在忙，未有及時收回摺凳，食環署職員見到，在未有了解她為何擺摺凳的情況下，便檢控她阻街。後來英姐被告「阻街」，兩張摺凳罰了一千二百元。

食環署不問情由便一刀切執法，說得好聽一點是麻煩了老人家；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嚴重破壞了街坊的社區關係！英姐只是一位關心街坊的店主，竟然被罰了上千元。英姐有她一套對阻街的看法：「如果只係話出界幾多幾多，鐵閘外擺少少嘢，咁就叫阻街，係一啲意義都無。大家應該按照實際情況去考慮，而家啲小生意，舖頭咁窄，擺出少少，就唔好告人阻街。」如果只是少少違規出界都要嚴懲，實在非常有問題。

英姐對於諮詢內容都有意見。「人地舖頭、擺街都係好辛苦，千五蚊唔易搵，好難捱。人地小生意，要搵幾多日先搵得番？如果朝早又罰錢，晏晝又罰錢，即係幫晒領匯，叫人以後唔使做生意！」

（獨媒特約報導）早前，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鄺保羅，於講道時批評參與七一示威人士「腦筋完全唔識得分析」，遊行是羊群心理。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維園衝鋒朱韶洪（大陸朱）今日於中環聖約翰座堂門口譴責鄺保羅「口出狂言、侮辱學生、侮辱港人」，要求他道歉。

朱韶洪斥責鄺保羅「冇同情心」，欺負人民，侮辱基督教精神。又認為他作為宗教人物，應該辭去政協職務。早前他曾通知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今日接收請願信，但管浩鳴未有出現。及後，朱韶洪等人到聖約翰座堂門口，惟無人接收請願信，座堂工作人員亦關上大門。他們將印有示威口號的橫額放在門前。幾分鐘後，座堂負責人出現，指這裡是私人地方，將橫額捲起，塞到示威者手中便離去，引來示威者不滿。

梁國雄批評鄺保羅為「政教合一的典範」，同時間侍奉兩個神，其言論是對聖公會公然的侮辱。他表示，「自己沒有信教」，但認識基督教最深刻的是六個字－－「行公義、好憐憫」，要憐憫弱勢。但現在鄺卻是「行不義、好核突」。他諷刺若鄺保羅生於耶穌的年代，必定是法利賽人，覺得耶穌應該被判死刑。又指鄺的言論涼薄，要求他收回「廢話」，並指若鄺不道歉，只會令教會尷尬。

鄺保羅於周日講道時論及七一遊行，指遊行人士「唔知成日出咁多聲做乜，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就啞㗎喇」。他又指責他們「心裡完全冇平安，只收一方面信息，腦筋完全唔識得分析」。對於參與遊行在遮打道預演佔中的學生，鄺嘲諷他們「第一時間同啲記者講『哎吔！我哋又冇飯食、去廁所又要排隊。』」，更批評他們「不如叫佢遊行帶埋菲傭去囉」。此番言論上載於聖保羅堂網站，言論一出，立即被社會各界抨擊，斥責其言論涼薄，醜化七一遊行，矮化遊行人士，更斷章取義引用《聖經》，不配作為大主教。至今，鄺保羅本人仍未作出任何回應，只見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回應，指鄺的講道一向幽默，亦無意圖矮化他人的和平行動。

維園衝鋒的示威標語

編輯：方鈺鈞

街上要無一點塵 ， 何不戒嚴禁絕人？
路若用時有阻塞 ， 豈是投訴能了得？
惡法一過一撇五*， 過後定必嫌法惡；
肩摩轂擊方為旺 ， 空地無人才是荒；
立法規管死思維 ， 魑魅魍魉人間世；
莫道人情漸稀薄 ， 只恨法規太無情！
*一撇五=1500

【阻街新法你要知】油麻地墟報（第四期）合集：
〈政府話你阻街 即罰千五〉
//地產霸權、有錢大晒，係人都知。政府立法唔係保障小市民，遏止財團壟斷；區議會唔去爭取租金、原料價格下跌；仲要大賣廣告，叫商舖小販俾條路行吓……究竟「邊個」唔俾條路「邊個」行？//
其他文章：Vangi〈活化墟經驗小總結〉、蘇波玲〈街坊事，街坊了〉、志叔叔專欄〈新填地街197號〉 、Doris〈婆婆〉

【緊急呼籲，請簽署及轉發】生命工場草擬的意見書範本
店鋪阻街諮詢意見書，急需你的回應，7月14日（星期一）截止。

延伸閱讀：
諸事八卦〈好心反被罰　食環嚴執法〉
//英姐：「人地舖頭、擺街都係好辛苦，千五蚊唔易搵，好難捱。人地小生意，要搵幾多日先搵得番？如果朝早又罰錢，晏晝又罰錢，即係幫晒領匯，叫人以後唔使做生意！」//

領男〈「告多兩三次，唔信你唔收工﹗」— 區議員「淨化」油尖旺街道實錄〉
//在油尖旺區，不少經營正多年的大排檔正處水深火熱，遭地區「民意代表」區議員的逼迫。這是一篇以油尖旺街坊角度觀察，道出海潚偏逢「好」議員，相煎何太急的社區故事。//

【草根行動媒體】小草〈悼麥兜與街道阻街諮詢〉
//所謂的「阻」，就是在你心目中，直覺地認為「生活中什麼最重要」。如果快速通過最重要，連少少商討的餘地都無，那麼人還須要與人協商嗎？如果自己趕著去會情人最重要，那麼有人家園被毀、被老闆剝削因而上街遊行想爭取合理權益，你要等多兩分鐘才能過馬路，那應該就是「他死是他活該」？//

【研習解放本土小組】
//位於廣東道的又記美食及海鮮火鍋，2009年向食環署申請續牌，卻因多次阻街被扣分，引發結業危機。附近一眾街坊擁躉，為又記、為肚皮，發起一場社區運動，最後令又記成功續牌。幾位有份參與的街坊，於《中大學生報》09年9月號，合寫「又記事件」的專題，記錄當時的經過及種種思考。//
原文請見：
〈當國家機器遇上又記〉
〈坊眾不盡 草根必勝〉
〈又記都市革命〉
〈又記事件︰抵禦抽象入侵路邊街頭的一次嘗試〉
〈理論想像 ——關於大排檔的兩則IQ題兼似是而非解畫〉

【影行者】〈 街.道--給「我們」的情書〉
//黃靜：當鏡頭聚焦，容讓深水埗擺攤賣二手電話、修理手提電話的何生，蹲在得興麻雀館招牌前擺檔，我便感受到，那種趨近小市民的原真，其實是記憶之戰。當然，捍衛記憶如何逐步演變成一種具實力的抵禦和建造，「我們」或者得繼續一同思考、實踐下去。//
Traile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zQzoC1dwes

（獨媒特約報導）城大變賣專上學院關注組昨早與城大校董會進行閉門會議，表達反對城大專上學院賣盤。關注組強調專上學院的營運模式相當成熟，而且畢業生人才輩出，反對校方賣盤和黑箱作業，影響一眾師生。校董會解釋並無打算出售專上學院，只是計劃與外國大學合作，將專上學院升格成私立大學。關注組認同校方願意對話，將繼續監察校方有否履行承諾。

校董會承諾不賣盤 師生待遇不變

早前有報章報導城大將專上學院變賣，引起學生不滿。是次會議為關注組首次與校董會會面，校董會主席胡曉明和城大專上學院管理議會主席周永成出席會議。關注組將超過五百人簽署的反對信交給胡曉明。城大學生會前會長李浩賢表示，校方在會上作出六點口頭承諾：

1. 不會動用城大專上學院的九億儲備，亦不將儲備用於其他學院
2. 城大永遠承認城大專上學院的學歷，而畢業生永遠都是城大的校友
3. 專上學院的課程不會改動，質素亦不會下降
4. 專上學院只是引入合作伙伴，並非出售
5. 專上學院副學士生升讀城大學位的政策不會改變
6. 落實合作伙伴之前，各位師生將被諮詢

圖：校董會胡曉明（左二）及周永成（左一）接見關注組。

口頭承諾存疑 關注組繼續監察

關注組在會後會見傳媒，表示對校方的口頭承諾持觀望態度。雖然胡曉明表示在落實計劃前會諮詢師生，但關注副學士大聯盟發言人譚樂基質疑師生是否有權否決。

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於記者會上展出城大七月二日的信件，信中胡曉明表示最終要轉讓專上學院，可見校董會早有意此打算。陳家洛質疑校方的口頭承諾，認為專上學院九成師生都是合約制，縱使校方承諾教師待遇不變，但解約卻是非常容易。

圖：立法會議員陳家洛

關注組成員冼豪輝認為，校方是黑箱作業，學生只能透過第三方和報紙方得知專上學院變賣之事。有份參與會議的舊生Sophia表示，校董會以「嫁女」形容計劃，希望幫專上學院找戶「好人家」，但她認為「女兒」並無選擇權，副學士生有如二等位置。

關注組表示會密切監察計劃的發展，保持與校方聯絡，亦要求成立相關的諮詢委員會。他們表示會接觸教育局官員和向立法會申訴部申訴。

校董會黑箱作業有前科

關注組指責城大校董會黑箱作業，賣盤過程完全不透明，原來校董會亦非首次如此。前年，校董會突然決定取消城大所有自資課程學位，令正在就讀的副學士生減少升學機會。該決定同樣是欠缺透明和突如其來，所有師生皆蒙在鼓裡，令人嘩然。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於此時成立，並發起抗爭反對，最後校董會決定將計劃延遲兩年執行。關注組批評校董會沒有汲取該次教訓，兩年後仍然黑箱作業地賣出城大專上學院。

編輯：劉軒

<北京北角>一出令大眾譁然，感慨兩位廣受愛戴的作曲人及作詞人為何會容許這樣不貼民情的作品面世(林一峰看似沒有關係，其實他有幾段和音)，尤其黃偉文一直為著社會各個議題發聲，卻突然作了篇有媚中之嫌的歌詞，打倒昨日的我，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黃偉文說寫詞時正值中港因限奶、水貨、隨地拉撒衝突得最厲害的時候，希望以北京和北角能重修舊好的故事，寄語兩地人民能互諒等等，而<北京北角>有著林一峰一貫的清新風格，理應可為描述中的邂逅「情侶」添上青蔥暖意。可惜歌詞中兩位主角「北京先生」和「北角小姐」沒有經過飾心演繹，徒具虛名，以小明小林、志明春嬌等等代替也不會有一絲違和。中港衝突重鎮在尖沙咀、旺角、銅鑼灣、上水，詞人以北角代表香港，實在令人疑惑，令北京北角只剩下食字玩意，內地聽眾不會明白北角涵意，港人亦不是味兒，哥情嫂意皆失，何苦．．．

那<北京北角>錯在何處？

中港如何衝突也好，希望兩地人民相互了解也是應有之義，但歌曲最大的錯，是簡單的將北京、北角簡單的比喻作中國、香港，當中卻沒有丁點內涵。黃偉文不知道，他不停唸北京這兩個字，是不會將北京美好一面呈現出來。玩食字並非不可能，但在這撕裂的世道，詞人要達到目的，就要帶出兩地值得欣賞的地方：講北京，可以介紹一下王府井大街吃過的吹糖人、在南鑼鼓巷遇過什麼老北京、琉璃廠買了件高仿古文房；北京作為中國文青尋夢地，可否說一下崔健、汪峰、楊坤、麥田守望者代代搖滾樂手流連過的地下樂壇重地、酒吧？那年那地，兩城曾經血脈相連，長安大街發生過的事足可喚起皇后大首中的共鳴。明明北京有這麼多美好事，怎麼在林一峰活潑旋律之中，有關北京這個兩個字，我這香港人只會想到插隊、大聲喧嘩、隨地大小便等惡行。對不起，我不常去北京，但日日見盡自由行眾生相，不想回憶，卻未敢忘記。

北角更離譜，上文提到，中港衝突不在港島東，此地一九四九後一直是老左大本營，乃華豐、裕華兩大國貨店、各級商會工會同鄉會盤踞之地，僑冠大廈更爆過種票醜聞。從這層面講，北京北角根本沒有吵過架，更是南北最過電之處，怎麼竟給形容為「二人同居　先變大戰」、「應該了斷」？莫非詞人發現北角內部出現漢奸走狗賣國賊？這樣好應該向當局舉報，立即抽出牛鬼蛇神，而非在歌中隱晦表達，太不愛國了！

撇去北角老左一面，詞人好應該提一下北角的文化發展，大概連香港也沒多少人知道，這舊城的藝術生命力愈來愈強－新光戲院經歷多年風雨仍屹立不搖，直到西九開幕前，這裡仍然會是粵劇迷的紅館，而「南海十三郎」、少爺占「朱艷強」TALK騷等節目吸引過很多年輕人來臨；若向炮台山方向行十分鐘，更會發現一個公共藝術空間－「油街實現」，「油」前身為皇家遊艇會的殖民地歷史建築，成立一年多已舉辦多個關於香港本土化、社會藝術共融的展覽，相比新落成的上環PMQ，油街實現少了一份商業氣息，而殖民地建築、北角市貌、藝術家創意揉合出更能代表香港的中西交集氣質。敢問詞人，北角如此多紛，怎麼卻會填出「金紫荊對開許過願」來？試問哪對情侶會去那四不像雕塑拍照拍拖聊天？

若邀請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為娛樂圈搞個民調，荷蘭叻、曾志偉、溫兆倫的民望肯定等於陳茂波、卡片蘇、梁振英；李克勤可能可以和曾德成平起平坐；黃偉文、林一峰更相當於張炳良、高永文。高民望的創作人創作如廿三條、東北發展難啃的的作品，真的很難接受。Wyman，零分重作，可以嗎？

圖：蘋果日報

種族主義是悠來已久，而且經歷複雜爭議的一個社會及文化現象，並非聊聊幾百字可以解釋到。

種族主義的定義，首先是在於有沒有將把一個種族的歸納成一個共同行為及特徵，例如插隊、隨地大小便、騙取福利等都是大陸人的共同特徵。當把一個種族的共同行為歸納，並且將之形容為次等種族時，那便構成了種族主義。

雖然如此，種族主義可以潛在於很多人的根深蒂固的觀念之中，尤其在香港這個雖號稱為「國際城市」的地方，以漢人異性戀男性主導的社會長期以來對邊緣的族裔和小眾敏感度不足，或明或暗，或過份嚴重或無傷大雅的種族主義及各式歧視其實無處不在，也不可能根本杜絕。當他們沒有因這些觀念而對該種族作出不公平的差別對待時，而且沒有足夠的證據佐證之下，平機會根本不可能將之入罪。

然而「蝗蟲」是納入為另一個例子。專欄作家陶傑辯稱，「蝗蟲」是對「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特徵的泛稱，就好像「垃圾蟲」一樣，並非針對特定種族，這明顯就是斷章取義的狡辯。

首先，「蝗蟲」一詞很多時候是一個種族侮辱詞（racial slur）。不同於上述的種族歧視的不公平差別對待，種族侮辱詞雖只是言語上侮辱，沒有構成實際上不公對待，但詞語背負的歷史背景，便可以構成對該種族侮辱。例如以N-word形容黑人便有白人奴隸主稱呼黑奴的歷史背景，很多亞裔人的侮辱詞如「Chinaman」、「Chink」等等，都有十九世紀末華工礦工遭歧視的歷史背景。也一如「支那」一詞本身沒有侮辱成份，但在日本侵華時被廣泛使用因而加添了侮辱成份。

至於「蝗蟲」一詞指一種吃人莊稼，製造饑荒，災難性的害蟲，用在人類身上本身已經有嚴重的侮辱成份。而且在香港的社會背景下，「蝗蟲」一詞罕以形容非大陸人的其他人種身上。在網絡世界及多次「驅蝗行動」中，「蝗蟲」絕大部份時候都是專指大陸人。在這些背景下使用「蝗蟲」，其實已經構成了針對大陸人的種族侮辱詞。相反該專欄作家用的「強國人」例子，雖然有反諷意味，但其字面的侮辱程度，跟「蝗蟲」根本有雲泥之別，不能類比。

對於是否立法定「蝗蟲」一詞為歧視，筆者認為還可交付社會討論。因為當社會沒有足夠智力以及教育去了解何謂種族歧視、何謂種族侮辱詞、為何種族主義是不對時，言論審查根本不可能杜絕這類歧視行為和言論的出現，更可能製造更多的反彈。而且平機會已指出，當行為屬中傷或煽動群眾怨恨才有機會屬歧視，而達到歧視的門檻亦很高。不過如果一些專欄作家般狡辯該詞是專指行為而沒有針對特定種族，則完全脫離了近年香港社會背景脈絡下該詞語的出現和使用。

有些人可能有辯稱大陸人不可能被歧視，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個種族。然而種族涵義根本遠比單以膚色作區分的races（種族）為廣，亦包涵了ethnic groups（族群）。大陸人和香港人都同屬華人，但華人當中也劃分眾多的民系和族群，這些民系和族群跟種族本質上根本沒大差異，而在同一個種族間的族群，也有極多的歧視和不公平現象。不可能說因為他們都是同一個種族，所以便可以成為無視族群間的歧視和不公平現象的理據。

聯合國早已於一九六九年簽署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也在二〇〇一年開始設立了消除種族歧視國際日，宣揚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排外主義訊息。儘管這已是廿一世紀的國際化年代，香港依然一如預料的，在包容不同種族、同志及其他小眾觀念及平權進展中嚴重落後。不幸的是，反對反歧視最力的竟是平日套上自由主義外衣的民主支持者和一些意見領袖。

原文刊於此

對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一向沒有甚麼期望。我不期望這位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宗教領袖，會像天主教的陳日君樞機一樣，站在公義最前線。我也不期望鄺大主教會勇於為弱勢為受壓迫的人發聲。我更不期望在雞與高牆之間，鄺大主教會站在雞蛋的一邊，因為他早已義無反顧的選擇了高牆。雖說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但在報上讀到鄺大主教的言論，我也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啲人見親我、或者教會嘅領袖，一定會話：『我哋要發聲！成日都要出聲，乜都要出聲，明唔明？一定要抗爭。』唔知成日出咁多聲做乜？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就啞㗎啦。」

「耶穌喺彼拉多面前唔講嘢，佢好似一隻被宰殺嘅羔羊，默默無聲！有陣時唔係一定要出聲嘅，無聲勝有聲。」

「好似上個禮拜，捉咗啲學生，第一時間同啲記者講『哎吔！我哋又冇飯食、去廁所又要排隊。』我心諗，記者又唔訪問我，（我會話）不如叫佢遊行帶埋菲傭去囉。」

鄺大主教的言論，雖不至於「刻毒」「冷血」，但至少是「涼薄」「無知」。不要再引述下去了，我擔心讀者不只倒抽涼氣，更可能會激氣而死。

中國著名作家韓寒說：「你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能為高牆添磚。」鄺大主教對近期政局的立場，特別是對參與社運被捕人士的取態，客觀上，不但為高牆添磚加厚，更在傷口灑鹽，把已被打翻在地的弱勢，再踩一腳。

鄺大主教說，耶穌在審判祂的彼拉多面前默默無聲，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有時是無聲勝有聲。鄺大主教的意思，是否要香港人都變成等待宰殺的羔羊，在閃著寒光的屠刀面前，只能選擇默不作聲？

鄺大主教是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我不敢班門弄斧。聖經教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耶穌作為反抗者，堅定地站在弱勢的一邊，身體力行，為救贖人類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耶穌被判釘十字架處死，信眾憤憤不平，傷心欲絕。當年的圍觀者，政權的支持者，對表現激動的信眾，揶揄嘲諷，迫害責難，會不會也說著相同的話：「呢啲人心裏完全冇平安，佢只係收一方面信息，個腦筋完全唔識得去分析。」

明報 ‧ 三言堂 ‧ 20140710

西環石塘咀

編按：作者原文刊於Facebook群組西環變幻時，談及西區收購舊樓的問題。

近日有版友熱烈討論地產商大幅在西區收購舊樓的問題，有人說是強搶民產，有人說是業主賺錢有著數；其實這也是一個我不斷思考的問題，所以趁工餘時間，寫了以下的小文章，拋磚引玉，希望可以引起討論。

政策改變，收樓盛宴

強拍門檻自2010年由九成降為八成之後，全港舊區，包括我們所喜愛的西區，都掀起了私人地產商收購熱潮，樓宅被地產商收購，對於擁有多層物業作投資的業主來說，固然可以乘機賺取可觀利潤，即使對於自住的業住來說，如果要留在原區置業，雖然不免折騰搬遷，但在一些情況之下，有時也會略有微利，例如兩年前西環大樓收購，建築尺價賠償約一萬元，在當時來說並不算太差，如果在同區置業，以當時的樓價計算，可以買回面積相約而樓齡較新的單位，如果業主願意搬到較遠地區居住，甚至可以賺取差價，就先前我和幾位朋友在社區走訪所了解的情況，私人收樓，只要買家出手不低，業主甚至會十分歡迎，這也解釋了有一些地產代理在買賣舊樓時，會以「有重建潛力」作為賣點。

門檻降低，誰人悲悽？

但是，強拍門檻降低，一個明顯的效果，就是會提高地產商收購的意欲，亦即是會加快市區重建速度，這樣會有兩個極端嚴重的短期影響和一個更深遠的長期影響：

1. 收樓重建，首當其衝的是舊樓地鋪商戶，大家都知道，舊區地鋪的市值，比主宅的市值會高出很多倍，在強拍門檻降低之後，舊樓收購成風，地鋪業主的資產，會隨著整棟樓宇的收購而被迫賤價出售（地鋪出價一般比市值低很多，但如果地產商能收購樓上住宅八成業權，地鋪業主即使反對收購，也起不了作用），如果業主的商鋪是用來自用經營的，除了資產被剝奪之外，還馬上會面對生計問題。即使商戶只是租客，對於街坊小店來說，做的都是熟客，搬遷意味著要重新裝修和經營新的客戶，損失慘重。

加速重建，最重要的受害人，正是他們，所以每次激烈的抗爭，都會見到商戶的身影，數年前的利東街重建時商戶的抵抗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而我們熟悉的西區，剛剛也發生過小業主因為收樓而抗爭的事件，可以參看以下新聞連結： 都市日報。大公報有另一宗報導，最後協商不果，遭強制拍賣的也是地鋪，他們的處境可想而知。

2. 第二批受嚴重影响的，是主宅租戶。如果舊區收購的過程比較慢，租戶雖然要經歷搬家折騰，但好歹也有機會用相約的租金，原區租住。但現在整個西區在強拍門檻降低之後，幾乎所有舊樓都同時面對收購問題，舉一個例子，石塘咀南里，整條街都被六家不同的地產商收購了，大量的租客搬遷，馬上會推高附近的租盤樓價，所以租戶只有兩個選擇，要不大屋搬細屋（不過現時西區的劏房，只要環境稍為理想，都已推至五千元一間了），要不就只能搬到更偏遠的區份居住。他們馬上要面對的，除了適應新環境之外，還有工作交通時間和子女上學路程的問題。

社區市紳化，西環變幻時

至於長遠的影向，其實是我一有機會就會在媒體力陳，但一直未受到重視的「社區士紳化」問題。

市區舊樓一向對基層租客十分重要，第一是價錢比較低廉，第二是比較容易找到就近的工作機會，而且舊區小店因為租金低，消費相對也比較低（可以走訪深水埗及土瓜灣，觀察其物價水平），是基層市民在市區的最後城堡，隨著一楝一楝的舊樓被收購，這城堡亦將被夷平。尤記得五、六年前西區的租金雖然因為地鐵效應，已略有升幅，但比較港島其它區域，仍有相對便宜的舊樓和唐樓可租，新樓租金亦不如現時高企，但隨著舊樓的消失，狂飈的租金意味著低收入者會逐步離開西區。

社區士紳化，受影響的，並不只是基層民眾，在大規模的收購／清拆／重建中，租金令整個社區人口結構出現變化，被收購舊樓的地鋪會消失之餘，新落成的「豪宅」會帶來消費習慣和以往不一樣的人口，令原有的小店在租金上升（受拆遷影響的小店為了在區內找鋪位會推高租價，新落城「豪宅」亦會推高整體租金）及老主顧遷出社區的雙重壓力下生意越來越淡薄，紛紛結業收場。前幾天有版友在這裏貼相概嘆以往的西區第一商場－創業中心生意轉淡薄，月前也有版友觀察到堅尼地城的老牌山貨店結業（老闆曾表示，結業因為年紀老邁，而且生意轉差），就能看新政策的的影響力。至於其它有樓自主的小康之家，也會發現整個社區物價越來越高，有歸屬感的老建築，小店鋪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千店一面的連鎖店或一些「高增值」的餐廳和酒吧。

社區生態系統崩解

在原有的政策之下（九成強拍門檻），市區重建也會慢慢發生，樓宇本身，亦會有壽命限制，不可能永恆不變，而且還有專責舊區重建的市建局（或以前的土發公司）推波助瀾；但原來相對較慢速的市區重建，社區會有能力自我修復，但加快步伐的市區重建，已嚴重影響老社區原有的生態，情況就如海港污染一樣，如果只有少量的污染物流入海港，海洋自有生態維持能力，但如果污染物突然大量增加，海港原來的生態系統就會吃不消，生態環境慢慢變差，而當這污染到了一個臨界點之後，原來的生態將會一去不復返，用生態系統的邏輯，思考舊區重建問題，應該可以有所啟發。

在懷舊之餘如何展望未來？

從以上種種，我想說明，政策改變令市區重建加快，並不只是地產收樓業主會有錢賺或地產收樓是強搶業主私產的問題而已，我們更要問的，應該是在這種發展模式之下，什麼人受到傷害？這模式有沒有剝奪了被害者的基本權利（在公平原則之下，私產不能靠少數服從多數來定奪）？什麼人在這中間可得到最大的益處？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有選擇權，我們會如何選擇發展的模式？

當然，會有不少版友認為，西環市區更新速度加快，主要和地鐵通車有關，對於這觀點，我有所保留，觀察如深水埗，觀塘等一直有地鐵通車的舊區，我們會發現，在強拍間檻降低之後，地產商收樓的速度，並不見得比西區慢多少。

數年前建立西環變幻時的時候，一直在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看到我一直喜愛的舊區，突然之間加速地消失，透過比較其它舊區的重建，再看看政策的轉變，我更能見到政治決策和我們生活的關係，而當大家都在懷念老城舊區，希望保育小區風貌的時候，我期望有多喜歡西區的街坊，一起思考為什麼我們所喜愛的小城、老店和濃厚的人情味，如何在新政策之下急速改變，思考這些政策的生成過程，從而，在我們有權做政治決定時，能有一個明智的選擇。

後記：一個過百年的「新城區」

兩年多前，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遊歷，該市由老城區，新城區和亞州區三個主要部份組成，當時準備不充份，在找酒店時，喜愛老區的我很自然地找一些在老城區的酒店，誰知去到老城區時，發現城市十分簇新，除了有一個運作過千年的室內市集，和一些著名景點之外，房子都不舊。開始時我還以為伊市和香港一樣，都市更新奇快，只保留古老景點。

然而，當我走到其新城區時，著實嚇了一跳，所謂的新城區，處處都是過百年的老街老房，十分美麗，後來問當地人，才知道原來這個新城區改有二三百年歷史，而老城區有些房子太舊，已逐步更新，據他所講，新城區的房子很多「才一百年左右」，所以不用重建。

那時候，我想到了香港，這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城市。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是珠海學院第六十四屆畢業禮的日子，畢業生本為是次典禮的主角，可惜主禮嘉賓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羅范椒芬於致辭時，以近九成時間大篇幅談論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下稱白皮書）之意見。第四十六屆香港珠海學院學生會（下稱本會）認為，羅范椒芬於畢業禮作出如此具個人政治立場及爭議的演講並非合適，並對此表示極度遺憾，要求她為此致歉。

有畢業生向本會表示，認為對於一個本屬於學生的畢業禮，並不適合羅范椒芬演講有關政治的內容。其次，演講中提到的白皮書中的內容在香港社會仍存有廣泛爭議，但羅范椒芬在演講中卻大談白皮書內容，指白皮書中有四點關注，如香港電台報道，包括香港要提高競爭力、長期積壓的深層次矛盾需要港人群策群力解決、加強香港與內地溝通及協調、以及防範外部勢力在本港干擾及破壞一國兩制。她又提到香港高度自治並非絕對自治，司法屬於政府一部份，司法人員宣誓時是效忠國家。對於以上的言論，有畢業生認為是在混淆視聽，並有「洗腦」嫌疑。

白皮書中稱香港社會有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 認識模糊、理解片面。所謂的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並強調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另外，書中又提到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特首與立法會普選制度都要「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

在羅范椒芬演講期間，台下部分人士向她喝倒采，並在座位上做出交叉手勢，更有部分家長和學生抗議離場。頒授證書期間亦有不下二十位學生在台上向羅范椒芬同樣做出交叉手勢。本會認為學生有權以不同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並尊重他們表達意見的自由。同時，羅范椒芬在畢業禮中約十七分鐘的演講，竟用長達十五分鐘談及白皮書，令這個屬於畢業生、家長及學校職工的畢業禮變成個人的政治舞台，本會再次表示極度遺憾。

本會認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以畢業禮中作出含其本人強烈政治立場的言論實為不適當的行為。白皮書內容富爭議性，畢業禮並非她表達政見的舞台，更非「洗腦」平台。作為大專生，我們對不同社會議題均有自己意見，羅范椒芬的演講並不尊重持有其他意見的學生。在此，本會要求羅范椒芬澄清其言論只屬個人立場並向本校畢業生致歉，還本校畢業生一個不被騎劫的畢業禮。

第四十六屆香港珠海學院學生會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二日

民政總署、食環、地政總署、警務署及屋宇署就「加強處理店鋪阻街立法」的諮詢期將於星期一（14/7/2014）結束。現緊急呼籲各位關心社區經濟、街道使用權的朋友，一人一信，阻止惡法通過，維護公民自由。

歡迎參考以下的範本 (或 生命工場草擬的意見書範本)，加入你的個人意見， 於2014年7月14日或之前，電郵至 sfe@had.gov.hk。

相關文章合集：【阻街新法你要知】究竟「邊個」唔俾條路「邊個」行？

剝奪市民街道權利 定額罰款滅殺小店
【反對加強處理店鋪阻街立法】
聯署聲明

立法規管死思維， 魑魅魍魉人間世；
莫道人情漸稀薄， 只恨法規太無情！

〔阻街惡法倘通過 街道社區勢難保〕

一、破壞社區經濟
新法建議設定額罰款而不設警告，加重小店商販的經營成本，令小商戶每日擔驚受怕，影響店鋪的日常營運。在租金貴生意差的市道環境之下，新法通過勢必令社區經營環境雪上加霜，商戶無奈將經營成轉嫁基層街坊，令小市民百上加斤，促成「賤物鬥窮人」的局面，破壞社區經濟。

二、不問情由 分化社區
新法建議加強區議會角色，向政府及前線執法機構建議所謂「阻街黑點」及「可豁免之地區特色案例」，制訂對店鋪阻街執法優次的準則。區議會現時甚少與商販溝通，收到投訴直接轉嫁有關部門便了事，卻沒擔當地區內與街坊仔細協調溝通的角色，立法後只會加劇各種不問情由的執法，破壞社區鄰里網絡，進一步造成社區分化。

三、打壓公民權利
諮詢文件有關阻街定義模糊，雖強調店鋪阻街，但又不限於此。新例通過後，政府很可能藉阻街為名，打壓不同的政治聲音，掃除一些不順眼的街道使用者，例如示威街站、街頭音樂放映、露宿者、街坊休憩的一枱兩椅，及其他民間自發活動等，打壓公民權利、及街道使用的自由。

四、以快打慢 欺凌弱勢
新例建議定額罰款，名為加強效率，實為將壓力轉嫁每日忙於為生活打拚、缺乏資源時間提出抗辯的店主及小市民，迫令小店讓步，無奈選擇罰款了事。而新例依賴前線執法人員(食環/警察)，靠現場觀察、即時判斷，跳過法庭/第三方考慮平衡阻街的「合理理據」，容易加劇社區衝突。

我們重申：

• 反對政府借效率為名，強推惡法，破壞社區經濟、鄰里網絡
• 街道不只是人車輸送的管道，而是市民共享、共同的生活空間街道應由商戶、小販、居民及使用者，透過互相協調，共同管理

發起團體：
活化油麻地街坊會、活化廳繼續工作小組、德昌里二號三號舖

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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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聯署人：（中／英文全名）＿＿＿＿＿＿＿＿＿＿＿＿＿＿＿＿

身分證號碼：（頭四字）＿ ＿ ＿ ＿ ﹣﹣﹣（﹣）

* 諮詢文件全文
** 意見書亦可以郵遞或傳真方式遞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31 樓民政事務總署第二科
傳真：3107 0697

為期四個月的《加強處理店鋪阻街公眾諮詢》在七月中結束。「阻街」這兩個字，確真是可圈可點，幾乎道盡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香港民間綻放的一切社會經濟活力，以及因地制宜的彈性和靈活性，在官僚眼中都變成各種管治的障碍，必須力求嚴格操控、管制以至取締，避免構成任何混亂以至動亂的因子。只有自上而下、黑白分明的現代管理模式，才能配合香港這個現代國際都會的需要。

恰巧筆者近期有機會到訪台北和首爾，相比之下，這兩個鄰近城市確要比香港「髒亂」得多了。但觸目所及，兩地遍地都是說廣東話的香港旅客，遠道而來穿梭大街小巷，享受著多姿多彩的地道市井生活，自然包括無處不在的各種美食。反觀在愈來愈整齊清潔的香港，尤其是自由行貴客所到之處，名牌連鎖店反而愈見千篇一律。也難怪就算不問政治的香港人，生活挫敗感也愈來愈濃烈，紛紛嚷著要移民灣尋回「小確幸」。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台北和首爾都有不少著名夜市（就算是有嚴重潔癖的新加坡亦然），均是在旁晚時分才開始營業（香港或許只有廟街可以相提並論）。台北夜市最著名的千變萬化的小吃，對香港人來說早已熟悉不過，它們往往都佔據著一整條的街區，人頭湧湧充滿著市集的氣氛；相反首爾則有不少別具特色的大排檔，零星散落在閙市的行人道上，一般還會擺出幾張桌子化身臨時食肆，雖不及台北熱閙但卻別具風味。

相比之下，其實香港也有不少夜市，它們既是在食環署販管隊下班後，悄悄進佔法律真空地帶，但也反映香港城市生活的多元性，在不同的時段、相同的空間，存在在迥異的消費群體和商機，並非主流大集團、大企業所能通吃。我們既有的天水圍、深水埗等地的天光墟，也有春節期間廣為人識的桂林夜市，近期連上水僅有的彩園夜市，也成為領滙（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無情打壓的對象。

為什麼在台北、首爾甚至新加坡，商販都可以活用繁盛的街道，令城市生活增添不少斑爛姿彩，甚至成為旅客必到的景點，作為一個城市形象的代言人，而香港卻僅堪容納一條廟街，其他的街道商販都要消滅殆盡？為什麼其他城市滿街的熟食檔攤，在飲食衛生規格上不見得有何困難，而香港的食環署卻視熟食為洪水猛獸，必須千方百計除之而後快？而所謂的「阻街」，到底又是誰在阻著誰？到底是商販在阻礙行人，抑或食環署在窒碍香港僅餘的生命力？！

雅布絲（Jane Jacobs）是城市研究史上無人不識的名字，她1961年的著作《美國偉大城市的生與死》，隻手扭轉了紐約的規劃和城市的命運，但她對城市經濟學的特殊貢獻，即使在美國亦鮮有被提及。1作為經濟學的門外漢，她在《The Economy of Cities》 (1969)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兩書中，提出城市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理論，對後來諾貝爾奬得主Robert Lucas亦影響至深。Jacobs的主要論點是，當城市經濟達至一定規模和多樣性後，便會迸發出無窮創意和孕育無數中小企業，開啟新興產業和新產品的發展空間；相反當城市宥於過去的成功經驗，既有產業取得規模和制度上的優勢，卻甚至會刻意阻撓創新調整的進程。2

早於1969年，雅布絲已提出「富人的尷尬」（embarrassment of riches）的獨特見解，指城市達到一定的發展水平後，已經累積了大量財富，卻無法找到（更確切應是刻意排斥）新的投資機會。財富唯有用於大量炫燿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包括進口一些昂貴但沒用的產品，推動一沒有社會效益的基建項目，又或利用大筆公帑投入救濟工作，但就是不願把資金投放在創新和新興產業──尤其是那些低層社會成員主催的新業務之上。最終資金作為一種生產元素，只能出口到別的地方進行投資，原來的城市則進入停滯不前的狀態，那亦是this city is dying的時候！3

對「共享城市」概念有興趣的朋友，可參閱筆者新作：《共享城市sharing cities》和《共享香港sharing hong kong》，鄒崇銘、黃英琦、阮耀啟編，2014年4月出版。

1 不難想像，Jacobs的著作完全不為經濟學者重視，直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Lucas對她推崇備至，其作品近年才逐步重見天日。可參閱王于漸 「城市、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信報2011年4月20日。

2 詳見Desrochers P. and Hospers G.J. (2007) Citi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s: An Essay on Jane Jacob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Spring, 2007.

3 詳見鄒崇銘、王慧麟、周嘉慧編（2012）《墟冚城市：在地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香港：在地生活。第1.02章。

鄭國漢：

終於，收到鄭國漢你對嶺南人的回覆，一份經過多批同學、校友、教員奔走呼喚，才看到的一篇回覆。感謝你真誠地闡述你個人觀感，而我也可以藉這份回覆，同樣真心誠意地指出，當這個位子，你不夠資格。

不論對自由的認知，抑或是對大學的概念，都顯示你錯漏百出。你說：『始終深信，法治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基石，倘若受到衝擊，後果不堪設想。』、『大學裡……就某個議題意見分歧，事屬尋常，大學也秉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予以充分的肯定。』。甚至還看似發揮關懷精神，提出協助：『如有需要，校董會主席和我都會為同學撰寫求情信。』

虐政何妨援律令

基於你每每將『嶺南人』一詞掛在口邊，我不會把這份失誤，當做你刻意為梁振英政權塗脂抹粉；而係真心相信，你根本不懂大學是甚麼。單是法治概念，你不懂Rule of Law（法治）和Rule by Law（依法而治）的分別；但偏偏一個自稱一校之長的人物，把一對POL（政治學）課程Law and Governance（法律與管治）開首就教的重要概念搞亂。

你讚賞同學們的熱誠、勇氣和毅力，『不惜押上自己的前途』，但卻無視公民抗命的本質和目的。抱歉，同學們押上自己前途的勇氣和熱誠，原來只能引起你形式的激賞，更令人倍感寒心。公民抗命不是玩雜耍，如果鄭國漢你要激賞勇氣，那麼格鬥場上、馬戲團中比比皆是，請不要抱着看戲的心態，高高在上地檢視同學們的勇氣。

若果你不能明白法治的本質，你也不會明白公民抗命的意義，你也只能像抽身看待同學的處境。同學公民抗命，在你眼中形同『衝擊法治』，正正是因為你錯誤理解法治只是Rule by Law（依法而治），只問遵守法律條文，卻不問立法機關是否由民主選舉、不問法律有否約束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問法律有沒有保障人權。若果從鄭國漢你這個角度，難道那怕是嚴刑峻法也要接受？

同學在衝擊法治嗎？不，他們在捍衛法治（Rule of Law），捍衛法律應有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將公安惡法對集會自由的約束，和政制上的不公不義，明明確確地昭示出來。打擊、蠶食、摧毀法治的問題，不正是我們的立法機關繼續不是由全面普選所產生？不正是行政機關執法時橫行無忌？不正是司法機關獨立被抽水陰乾？同學正正是押上自己的前途，爭取法治精神得到貫徹。

大學的自由 貴在疾風知勁草

還記得你為求上任，當面對着數百名同學校友，面不紅耳不熱地擔保自己會做『自由守護神』。但可惜的是，原來自由一詞，依然只是淪為各說各話，你有你講、我有我講。『作為香港的博雅學府，嶺大格外注重培養學生慎思明辨的能力和尊重他人的態度，同時尊重所有學生、教職員、校友和社會人士的言論自由，也歡迎不同意見的人士理性討論，增進彼此的瞭解。』

聽上來，鄭國漢教授你海量汪涵，容讓大學不同發揮聲音，大家都暢所欲言，閒時切磋交流，互相砥礪。但學術自由不是大觀園中的吟風弄月、東唱西和，而是與社會不同群體的互動，特別是受到政府的強力影響，包括財政和權力上的掌控。當一個不民主的政府和其掌控的教資會，能夠對大專院校揸頸就命，掌握大學的財政資源；當一個不民主的政府首領所任命多數校董，只有少數校董成為教職員或學生代表，掌握大學取高的權力機構。我們能夠相信大學自由受到保障嗎？

我們的教職員和學生，皆有機會參與公民抗命，畢竟今次已有大學教員上台發言，有大學同學更是全盤投入組織工作，當建制發動輿論機器攻擊，你會挺身而出說不嗎？參與學生和教員的學籍和教籍會否受到影響？往後的研究工作會否被暗示中止？

我們不是寄望鄭國漢圈起欄柵無為而治，學術自由更不是安安樂樂玩煮飯仔，你有一句我有一言就算，而是挺身而出鞏固學術自由的基石不受侵害。若果你僅以沒有落井下石，就當完成捍衛學術自由的責任；對不起，你太兒戲，不知道『疾風知勁草』一句說話，對當下山雨欲來局勢的意義。

出手相助 而不是循例擺樣

感謝你真心的善意，父母官般的善意，但恐怕你的求情信，只會適得其反。你把支持演繹為『接觸被捕同學，瞭解他們需要，提供情緒輔導、法律諮詢轉介，透過電話及電郵與同事保持緊密聯繫，關注同學的情況』。但公民抗命的同學，僅僅能被視為犯事嗎？這些行政支援，相信和同學酒後鬧事後的安排，沒有甚麼分別。

但參與的同學不是無意犯錯，而是以犯規作為代價，反映現有制度的不公。若果沒有辨別酒後鬧事和公民抗命的分別，那麼校方所謂的支援只是按照程序，再照本宣科應對公眾。你眼中公民抗命的同學，仍然只是『犯錯』，而不是『犯規而就義』，因為除了規例上的遵從與否，你連價值和抗命目標上的肯定，講都不敢講，談都不敢談﹗

通篇回覆，甚至回溯到當政後以來的作風，你都以『嶺南人』『尊重情誼』等言詞，向同學、教職員、校友展示開明的形象，在給嶺南人的信中，也體恤職員們的努力，訴說『各有關部門的同事也主動加班工作』，我們深明職員們的付出。我自己作為被捕者，自從在黃竹坑警校釋放之後，就見到學生事務處職工恪盡職守，搜集最新資料，直到黃昏時份，令我感動不已。

但這種『真情式』作風，還是抹殺不了對大學之道的證明：對法治概念的體認、對大學自由的捍衛、對守望同仁的實踐、對公義的追慕、對抗命的釐清。這一切，你都沒有認知、沒有準備、不敢有看法；而這都不是運用中立程序處理得了，更不是訴說情意格調可以掩蓋得了。鄭教授，請你不要丟去嶺南大學一百二十五年的尊嚴；新政、五四、抗日、輾轉流離、復名大學，我們不是來和當權者鬧着玩，所以，也請你也不要把嶺南大學的名號，當做下巴輕輕的玩物。請你給我們聽好，我們是‧好‧認‧真‧的，也請你好自為之。

被捕人士、文研校友、前學生會組織者
鄭司律

其實，讀書叻，不代表將來好；讀書普通，甚至差，亦不代表將來困苦。這類說法已經說得太多，我覺得有點老套。

如果我有小孩子，我固然是想他成績優秀，運動健將，多才多藝，琴棋書畫樣樣皆精。的而且確，今時今日這個香港，若果成績不夠好，入不到大學，以後出來想做點甚麼，或許會較為困難。當然，我認為即使讀到大學，現在要做點甚麼，也是相當困難。

每個孩子有叻有蠢，我們要甚麼樣的孩子？你問我，雖然成績好讀書叻的孩子會討人歡喜，拿著七條A直升大學，家長感到非常自豪。這班稱為「狀元」的，我想請教各位，你們記得幾多個？那些有錢人，你們記得幾多個？但我記得某些為社會努力付出的年青人們，我記得黃之鋒周庭，我記得周永康岑敖暉，我卻記不起哪位是高中狀元的天之驕子，我問你每一年的狀元名字，你能告訴我其中三位嗎？

歷史是殘酷的，也是公允的，你個人的聰明智慧運用來賺錢養家討飯吃，你只會成為歷史洪流中的一點小沙；然而，當那些為社會努力付出，願意犧牲自己建設理想社會的人們，不管他們讀書好或讀書差，歷史將會記念他們，世人將會稱讚他們。

所以說，我認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自身的能力，而是他有否用盡其能力貢獻社會，讓更多人被鼓勵，被照亮，得到幸福。基督說門徒要作鹽作光，基督徒的價值就在如此，而不是當個甚麼政協，發出醜惡諂媚的奴才叫聲。上帝給了我五千，我就用五千；給了我一千，我就用盡一千；用盡上天給我的才能，去建造更美好的社會，這才是我們更應支持的價值。

各位師奶各位老兄，不要問別人因為甚麼緣故得到甚麼成績，你問問自己有沒有盡心盡力去建設社會，還是一生為討飯吃救濟自己而出賣靈魂就夠了。

題為編輯所擬

求學不是求分數，已經是早年教育局前身－教育統籌局的一句口號，指學習的目的是為了知識和品行修養，鼓勵「試場的失敗者」不應拘泥於成績，放眼更長遠和無法量化的一些價值和成就。我一直都很不同意這句說話，不是因為我認為考試成績就是人生的一切，而是這說話不應由令爭分數情況惡化的教統局（教育局）所提出。教育局不從制度改革著手，令資助學士學位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將入不到大學的責任推至學生身上，求學不是求分數只是顯得政府的虛偽。

這些年來，大學學位都僅限於約15000個的水平，扣除非聯招學位的數目和水份，可能最終只有12000中六生左右成功循JUPAS渠道入學。今年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有28000人，有約16000人與大學無緣。但是，我們掌管教育政策的那些精英們除了安慰同學「成績不是一切」，另一邊宿就不增加資助學士學位，製造同學之間激烈的競爭，再推出自資副學士、高級文憑等「安置」有心讀書的同學，這是負責任的教育制度嗎？連自己香港學生都照顧不了，卻將資源分配予外地生，推行教育產業化，無疑是藥石亂投，造成香港失敗的教育制度。

今天在Facebook上，看到很多人都承認成績不代表一切，即使公開試成績不好，都不代表這些學生都是劣等的公民，這對一向將考試成績與個人能力、品行的華人社會確實是一大進步。但我期望的，是大家能繼續抱著這種心態對待其他同學，而非僅於Facebook隨風擺柳而已。

抱著獵奇心態捕捉明星學生的成績，追蹤尖子狀元對佔中、公民提名的取態，將不同的政治議程加諸學子身上，並不是理解香港教育問題全相的做法，除了滿足坊間八卦的心態，對社會意義並不顯著。傳媒和社會真的那麼關心成績差同學的出路，以至整個教育制度所衍生的問題，不如真的從根本著手，探究現時JUPAS和Non-JUPAS制度的不公等具體問題吧。

P.S. 如果參與社運就是令成績差的原因的話，那如何解釋由大學學生會組成的學聯在這五十多年一直存在，大專生能夠繼續在香港社會運動有著重要角色呢？

P.S.S. 佔中、公民提名是全香港的事，而非狀元獨自面對的事，我們可以挑剔他們的作答問題，但為何傳媒要偏偏要求這班尖子狀元答呢？難道要搏一句「狀元也支持/反對佔中、公民提名」嗎？訴諸精英，就能讓議題的正反立論更清晰嗎？想不通。

（獨媒特約報導）中學文憑試放榜，各界關注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的成績，昨日（7月14日）中午他聯同學民發言人周庭，在城市大學交代成績。兩人均達最低入學門檻，周庭考獲22分，其中英文更摘下5*佳績，她表示考慮選修社會科學學科。黃之鋒的中文科口試和聆聽達5**，通識則有5級，但由於有部分科目正申請覆核，所以不便透露現時總分。他已獲城大專上學院公共行政及管理副學士取錄。兩人都認為參與社會運動不代表學業成績肯定比別人落後。

周庭喜獲22分 料順利升讀資助學士學位

周庭就讀嘉諾撒聖家書院，考獲22分，英文獲5*佳績，其餘5科均有4級。對於整體成績，她形容沒有驚喜亦沒有失望，滿意英文和數學的成績。她坦承不擅長數理科，但仍能有4級，表示是努力操練的成果。周庭稱心儀的院校和學科仍未落實，但會以自己的興趣為依歸，考慮修讀社會學、社會科學等學科。至於大學投入社運的氣氛，她表示並不是考慮的主要因素。

黃之鋒澄清沒被大學「有條件取錄」

黃之鋒表示成績達到「33222」的最低入學門檻，雖然在「死亡之卷」中文科只得4級，但其口試和聆聽達5**，通識則有5級。他強調全部科目均合格，但由於有部分科目正申請覆核，所以不便透露現時總分。對於自己文憑試的成績，他和父母都表示滿意和接受，雖然通識科考獲5級是「不過不失」，但為未能添上「*」而感到有點失望。

對於有傳媒指他獲中文大學「有條件取錄」，他澄清「從沒有收到任何大學的conditional offer或給予special offer」，只是早前談論政改問題時，與中大社會學系陳健民教授見過面。至於聯招選科排序，他表示為免令有關大學和學系承受壓力，不方便公開透露名單，只能說所選的全是社會科學類的學科。他亦不會刻意挑選校風開明的大學。

黃之鋒透露昨早於城市大學面試後，已獲城大專上學院公共行政及管理副社會科學學士取錄。他知道城大有意轉售專上學院，但表示不太擔心，因為校方已澄清目前的畢業證書仍是城大頒發。他指報讀城大副學士課程是老師的提議，他不打算再報讀其他院校的副學士課程。

另外，他說無意往海外升學，因為喜歡住在香港，而且政改還有一年時間，他會繼續與學民思潮的成員推動政改、公民提名和公民抗命。

參與社運無礙學業

當被問到參與社會運動會否影響其學業時，黃之鋒形容社運就如一般中學生參與學生會和田徑等課外活動，只是自己選擇的「課外活動」較冷門而已，並表明「不參與社會運動亦不見得成績會突飛猛進」。他又透露學民思潮裡有成員通識科考獲5**，另外有一位義工考獲最佳成績，分別有5科5*、2科5和1科4。

周庭認為參與社運和學業成績不能相提並論，而且兩者並沒有衝突，主要視乎時間分配，她指自己花在社運和讀書的時間通常是五五比至六四比不等。她強調自己寧可「犧牲休息、玩樂的時間，亦不會犧牲學業時間」。她指社運經驗令她更成熟，又認為「即使狀元都可以有政治立場，最重要是將學到的知識回饋社會，爭取一個公義和人人平等的社會」。她表示入讀大學後仍會繼續留在學民思潮和參與社運。但黃之鋒和周庭都表示沒打算在將來參政或組織政黨。

編輯：劉軒

圖：招生日橫額。

（獨媒特約報導）昨天（7月14日）是第3屆中學文憑試（DSE）放榜日，早上9時30分已有應屆考生和家長到達城市大學，報讀其轄下提供自資副學位的城大專上學院（CCCU）。獨媒記者訪問報讀的學生和家長，發現當中有不少人未聞城大有意出售CCCU的傳聞，他們普遍對事件表示憂慮，稱影響他們對城大的印象。

現場所見，CCCU並未就賣盤事件作出任何告示，只有在招生日橫額上列出3點：「副學士學位由香港城市大學直接頒授、學費於就讀期間維持不變、可享用九龍塘本部或德福分部的園內設施和服務」，似是低調回應上星期有關賣盤的傳聞，希望釋除有意報讀的學生與家長的疑慮，保住報讀人數。

圖：有關CCCU賣盤的消息，只能在圖書館旁的民主牆上找到。

圖：民主牆上，城大各學生團體反對CCCU賣盤的聲明。

考生：需再考慮是否報讀

香同學是本屆文憑試考生，她稱原先不知道CCCU賣盤一事，在城大校門替人做問卷調查時才得悉此事。她批評CCCU沒有就賣盤事宜向外公布的做法有點過份，直言「印象差了」，不會再把CCCU作為她的第一志願。她又擔心接手院校的認受性不及城大，因而降低成功銜接本地大學的比率。

邱同學是另一位考生，她稱老師得悉她有意報讀CCCU的副學士課程，便跟她提及賣盤事件，囑咐她報讀前要再三思。邱同學表示由於不太清楚詳情，仍感到有點不安。目前，她已收到該校應用中文副文學士的有條件取錄，但現在會再觀察和考慮其他提供副學士課程的院校，直至7月18日交留位費當天再下決定。

圖：眾多考生填寫報名表格和閱讀課程資料。

家長批評缺乏透明度 剝奪知情權

湯女士的長子是應屆考生，她不知道城大有意出售CCCU的傳聞，報名處亦沒有公布有關消息，只有張貼填寫報名表的指示。被問及假如她兒子入讀CCCU後，校方在中途轉讓予另一辦學機構時，會否擔心兒子的利益受損，湯女士笑言是她的利益受損。她指副學士學費不菲，但只要兒子有心讀書，想將來銜接大學，身為家長不會吝嗇荷包。假如學校轉讓成事，她指除了對在學的學生不公平外，更重要的是她認為城大身為辦學機構，竟然缺乏透明度是說不過去。

邱先生陪伴妹妹前往城大報讀副學士課程，他表示不清楚CCCU賣盤一事，關心校權易手後，妹妹會不適應教學模式的轉變及學歷認可等問題。

編輯：劉軒

今年七一，數十萬市民上街爭取普選。

中國／香港：特首報告應反映民主訴求

文件應當回應要求普選呼聲

（紐約）－人權觀察今天表示，香港特首梁振英應在向中國中央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反映香港居民對真正普選的強烈訴求。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預定於7月15日提交該報告，為長久期盼的香港選舉制度改革邁出步伐。該報告將提交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並提請其批准啟動政制改革程序。報告也將匯整歷經五個月公眾諮詢所收集到香港人民對選制改革的觀點。

同日，香港政府將發布另一份更詳細匯總公眾意見的公眾咨詢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定於8月開會，預計會中將發布北京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決定性意見。

「行政長官報告應反映香港民眾近月來明確表現出對擴大政治權利的渴望」，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說。「若不能精確反映香港民眾的觀點，將使公眾諮詢淪為笑柄，並可能進一步刺激公眾情緒。」

香港《基本法》─即當地准憲法文件─規定，特區行政長官最終應“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選產生”。迄今，提名委員會的成員資格實際上受到北京控制。

多個民主派團體提出的方案均倡導「公民提名」，即任何人隻要得到一定數目普通選民的提名，提名委員會就必須將其列為特首候選人。6月間，香港民主派組織“和平佔中”舉辦的非正式公民投票獲得近80萬人參與，其中絕大多數支持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

香港和北京官員反覆重申「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北京官員還暗示，提名委員會仍將限於由中國當局遴選的少數香港人士組成。提委會將扮演篩選機制，確保產生不與中央政府對抗的“愛國”特首。

若提名程序篩選排除反對派候選人，它將違反國際人權標准，包括《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自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開始適用於香港，現亦持續適用於香港特區。

改革香港選制須經五個步驟。首先，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報告，說明是否需要修改選舉辦法。其次，須經常委會批准。第三，香港政府宣布其所選擇的具體改革方案─即港府的下一步驟，並可能就方案展開第二輪公眾諮詢。第四，港府方案須經香港立法會通過，然後由行政長官簽署同意。最後，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做最終批准。

行政長官跨出第一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時，正值港人爭取自主權和基本人權的緊張局勢日漸升高之際。從2014年初至今，香港知名新聞編輯劉進圖和其他對中央政府持批判立場的媒體所有者陸續遭遇攻擊，7月初又有數百名組織和參與和平抗議人士遭到高度政治性的逮捕和威脅。而中央政府於6月中發布有關香港的《白皮書》，內容似乎否定《基本法》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中英聯合聲明》是1997年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所依據的國際條約。

特首報告提交後，預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在8月的會議中闡明香港政制改革的基本框架。

和平佔中運動表示，若中央政府在當前改革爭論中拒不實施真正普選，他們將在香港金融區發動非暴力靜坐。身為和平佔中運動三位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表示，佔領中環最快可能在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後發動。但若特首政改報告排除真正普選，戴耀廷也不排除在報告發布後提前發動非暴力行動的可能性。

「擴大港人政治權利符合香港和北京政府的利益」，理查森說。「限縮權利非但不合時宜，還可能更進一步刺激香港的緊張局勢，使多年來耐心等候兌現‘港人治港’承諾的港人更增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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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為編輯所加。

2013年9月，禁毒常務委員會（下稱禁常會）展開「驗毒助康復計劃」的諮詢，希望就這項極具爭議的計劃諮詢公眾。禁常會成員多次表示，如果計劃未能取得公眾共識，絕不會強推計劃。可惜，在4個月的諮詢期中，禁常會無論在諮詢文件的內容、諮詢方法，以致禁常會成員的發言，到諮詢的總結，明顯是有既定立場，極度偏頗。禁常會表面上是進行諮詢，實際是在竭力「推銷」，企圖說服公眾支持計劃。

2014年7月2日，禁常會公佈第一輪諮詢的結果。從諮詢的結果，禁常會進一步顯露「狐狸尾巴」。對整個「驗毒助康復計劃」的諮詢工作及報告，以「胡亂砌詞」、「隠惡揚善」、「混淆視聽」等詞彙去形容實不為過，下文為禁毒常務委員會強推社區驗毒「四大罪狀」。

（一）胡亂砌詞，指鹿為馬：「驗毒助康復計劃」廣受社會大眾支持？？？

在「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總結報告內，禁常會多次表示驗毒「廣受社會大眾支持」，惟整份報告並沒有提供充份理據支持。

第一期諮詢期間，無論在意見書、公眾論壇、社會各界團體舉辦的研討會，以致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討論，「驗毒助康復計劃」也備受爭議，支持和反對的意見參半，唯一能支持禁常會作出此結論的就只有秘密委託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所做的民意調查。

7月8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多名議員先後表示對民意研究的代表性存疑。張超雄議員指出過往有關政策或一些特別計劃的諮詢，像這次另做民調的手法實屬罕見，難免會令巿民質疑禁常會的諮詢工作根本就是「輸打贏要」。陳家洛議員亦批評有關的民調在設定問題上欠缺代表性，民調結果看似獲大部份市民贊成計劃推行，但他指出這類民調的提問偏向有關「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的問題，例如問市民是否期望香港財富分配更平均，問市民是否希望有更多機會給年青人發展等，受訪者回應支持根本是意料之中。陳志全議員亦以「製造支持，輸打贏要」，狠批諮詢工作欲蓋彌彰。

其實，在1000個受訪市民中，高達52%巿民表示從未聽過驗毒計劃內容；故在統計學的分析上，即使有91%巿民贊成推行社區驗毒，其結果也難以作為合理數據。

石丹理教授又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強調，諮詢期發現「愈認識、愈了解毒品問題的人，愈支持驗毒計劃」。意想不到石教授作為學者，竟會說出這種顛倒黑白的不負責任說法，他完全蔑視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在諮詢期間，就「驗毒助康復計劃」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調查發現：跟毒品問題愈遠，愈認同文件所講的計劃目的；對毒品問題愈認識，愈對計劃有憂慮。結果，沒有接觸毒品的外展服務使用者較有接觸毒品的外展服務用者表示支持，區議員也較社會工作員表示支持。禁常會不但對浸大的學術研究掩眼漠視，更公開誤導公眾，既無恥也不負責任。

「驗毒助康復計劃」廣受社會大眾支持的說法，只是禁常會一廂情願而已。

（二）搬弄有利數據，隠惡揚善

為了捏造驗毒計劃得到不同界別的廣泛支持，禁常會不惜搬弄有利數據，隠惡揚善。

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文件中，禁常會引述為吸毒者及其家長提供輔導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於2013年11月發表的調查結果，指逾九成的家長支持擬議的驗毒助康復計劃。遺憾的是，有其他非政府機構做的調查卻得出不同的結果，例如救世軍在去年11至12月以焦點小組及深入訪談方式向青少年及家長進行該計劃的意見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家長不認同以報警方式處理子女吸毒問題，並指出戒毒應屬自願性，若強制轉介有違康復的原意，且擔憂警權過大。

另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亦分別於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舉辦聚焦小組、諮詢大會及相關服務網絡會議，廣泛收集業界同工的意見。綜合業界討論，業界非常贊同「及早辨識、及早協助」為禁毒工作的重要策略及目標，但就「驗毒計劃」能否有效達成目標，則存在不同觀點與考慮。而業界不同機構所作的調查指出，無論吸毒過來人、吸毒者家人或一般市民對「驗毒計劃」的看法亦甚為紛紜。由此可見，在社福業界的諮詢及研究與禁常會所指驗毒計劃得到廣大支持的說法差異甚大。禁常會明顯在掩耳盜鈴，選擇性引用有利推行計劃的數據，居心叵測。

在「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總結報告內，禁常委亦多於一次指出在教育、醫生及護士等的界別中得到多數人支持。事實上，在不同的界別中的，一些具代表性的團體都有清晰地表示反對計劃的推行，例如教育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社工界（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及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醫學界（醫學會）等，可惜在報告的總結只有輕輕描述，實在令人懷疑禁常會有淡化反對聲音之嫌。

何秀蘭議員也有批評諮詢總結報告內容偏頗，特別是有關瑞典考察結果的描述。她批評，若禁常會是以中立公正的態度去外國考察的話，絕不會是將考察的經驗，只用作推銷自己的立場；反之，禁常會應該主動探訪當地不同意見的團體，繼而就不同的論點作研究和討論。

整個諮詢報告只有單方面、一面倒支持驗毒計劃的資料，一再隠惡揚善，反映禁常會已有著既定的立場，然後巧妙地搬弄有利數據去配合擬定劇本。

（三）缺乏實證：「驗毒」、「康復」之互維關係成疑

由2013年9月禁常會展開「驗毒助康復計劃」的諮詢至今，當局一直未能提供清晰證據，解釋如何令計劃達到目標，「驗毒」如何助「康復」。

根據禁常會，驗毒計劃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個額外方法，以協助及早辨識吸毒者，以便及早提供輔導及治療。從不少非政府機構所做的調查可見，計劃的推行有可能導致反效果，令吸毒人士變得更隱蔽。以基督教服務處為例，服務處曾於2013年年底訪問過百位吸毒人士，逾七成人表示驗毒計劃的推行會令吸毒者更加隱蔽地吸毒，包括在私人地方及清除痕跡，近八成甚至認為計劃令他們更難以得到支援。

禁常會至今一直未有回應公眾疑慮，只在報告簡單描述瑞典驗毒的成效以支持其進一步推行驗毒計劃的研究及諮詢。雖然根據聯合國轄下的毒品與犯罪處（UNODC）公佈數字亦指出瑞典的濫藥人數處於歐洲的低水平，從數據上而言，瑞典的政策似乎有效處理毒品問題，但其實歐洲其他沒有推行社區驗毒的國家，例如：葡萄牙、匈牙利都有接近甚至更顯著的成效，不禁令我們質疑，社區驗毒並不可能是唯一的出路。2008年瑞典校本研究更發現學生濫用大麻有倒頭上升的趨勢，反證了社區驗毒絕非打擊毒品的靈丹妙藥。根據Swedish Drug Users Union（SDUU）和International Harm Reduction Association（IHRA）在2007年的研究報告指出，儘管瑞典對毒品相關的罪行採取強硬執法和在推行社區驗毒後，注射毒品的人數仍然上升，亦未有證據顯示政策的推行能對青少年濫藥的情況有減緩的效果。而根據The Swedish National Council for Crime Prevention（BRÅ）（2000）和不同瑞典的學者所做的研究及檢討，實行社區驗毒後，瑞典吸毒的情況沒有改善，青少年吸毒情况有大幅的增加；更甚的是，吸毒導致死亡的數字在十年間增加多於一倍。

縱然石丹理教授表示禁常會在到瑞典考察時，曾詢問「有關方面」指以上的問題是「無中生有」，但從不同學者、團體，甚至政府機構的研究結果和數字都是鐵證如山。禁常會一再偏頗地引用瑞典的數字支持驗毒計劃，實在是難以服眾。

（四）混淆視聽：沒有驗毒 = 坐以待斃？

相信對於禁毒和防止青少年濫藥的工作，沒有人會反對。不過方法實在是有很多，為何一定要引入極具爭議的驗毒計劃呢？

何秀蘭議員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表示認同社工的工作，協助青少年尋找及建立人生的方向和目標，倡導社會認識吸毒者，繼而給予接納及支持，才是治本的做法。而驗毒計劃重點只在於讓警察「捉拿」吸毒人士出來懲罰或轉介至戒毒所，卻沒有處理問題的根源，相信最終也會一事無成。

禁常會在整個諮詢期間，不斷以「與時間競賽」、「拯救生命」等詞彙強調推行驗毒的必要性。他們一直企圖鋪陳二元分化的局面，不推驗毒就等於沿地踏步，罔顧生命，讓公眾誤以為反對計劃的就是「冷血」的一群。除了社區驗毒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嗎?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曾舉辦兩場研討會及香港毒品問題民間高峰會探討驗毒以外的可能性，前線同工均作出不同的建議改善服務空間，可惜禁常會充耳不聞，執意推行社區驗毒計劃。

總結

禁常會以既定的立場進行諮詢，實在是有欠公允。既然禁常會強推第二輪諮詢已經無法改變，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懇請有關方面，將「語言偽術」、假諮詢的劇本收起，公正誠實地進行第二輪的諮詢。

白艾榮 @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

圖：機管局網頁

文：綠色和平項目主任 楊文友

第三跑道環境評估報告公眾諮詢將於本周六結束，在短短三十日的諮詢期內，引起了各方的爭議：中華白海豚的存亡、噪音和空氣污染等對附近區域居民的影響、國內空場對航道的限制、航班載客效率、以至機場發展定位等。但回到問題的根本，第三條跑道是否值得興建呢？以2000億工程費去滿足所謂的客運需求增長和保待香港航運中心的地位，是否物有所值？

首先，客運需求究竟是從何而來？機管局2011年發表的《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指出區內機場（廣州、深圳、澳門、珠海）未能滿足未來的大珠三角 區域客運需求，所以香港機場能有所作為，要建第三條跑道去滿足這些需求。可是機管局從來沒有說明，又或是刻意隱瞞香港人對機場需求的預測，而目前的雙跑道是否不能滿足在香港出發和以香港為目的地的旅客？筆者不是狹隘地只希望香港機場給香港使用，而是從區域的資源使用效益來說，大珠三角 區域的客運需求由區內其他機場（如廣州、深圳）去滿足會更有效率，那裏才是新增客運量求的地方，旅客直接飛往那些機場，能節省更多時間，同時減少接駁香港機場的陸上和海上交通所帶來的污染。更重要的是廣州白雲機場擴建第三條跑道的工程總開支只需188.5億人民幣，造價比香港低10倍。所以從區域的資源效益來看，香港機場擴建第三條跑道並不划算。

那麼我們只看香港利益，建第三條跑道又是否划算呢？假如香港真的能搶走珠三角其他機場的旅客，保持空運中心的地位，對香港的得益其實亦不大，《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內列出三跑道和雙跑道方案的經濟淨現值相差4800億，這個數字看起來很龐大，但實情是機管局的數字遊戲：4800億是50年的總和，即是平均每年96億元。機管局在6月23日立法會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回答議員提問時亦表示,第三條跑道每延遲一年運作，香港的經濟損失為90-100億，當時有議員驚訝地說了句「好少咋喎」，還要求機管局回去重新計算。可見第三條跑道能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與很多支持第三跑的人的期望也存在落差。用2000億興建第三條跑道，最終可能只能換來區域空運中心這名銜。

2000億如果用來改善我們每天使用的交通網絡，相信足以興建所有未開展的鐵路線如：北環線、東涌西延線、南港島線西段等，還應該有餘錢回購兩條過海隧道，解決交通擠塞的問題，這樣做大部份市民都能每天受惠，整個社會的得益必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