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瑞軫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公佈，傳媒大多把焦點放在雙非家長及兒童身上。在填寫小一派位表時，這班家長出盡法寶，務求要自己的子女入讀心儀的學校，有些濫用監護人制度得到地址、有些就分散投資，報不同地區的學校。他們費煞思量，可惜有很多都派不到北區的學位，要到屯門和天水圍等地區上學。面對這個情況，雙非家長當然發難，有些表示由深圳到天水圍跨區上學要幾小時，也有些表示派往屯門讀書太遠，子女讀書機會被剥削，要告教統局云云。這些說法實在是荒謬！

那些聲稱子女讀書權利被剥削的家長的思維令人費解，派不到自己想到的，就等於失去讀書的權利？這也太蠻不講理吧！你們的孩子可是有學位在手，可以在香港讀小學，何來失去權利？就像把飯煮好放上飯桌，他們卻發難說飯菜不在他們的碗內，這是剥奪他們食飯的權利。事情不稱他們的心意就是故意刁難，要訴諸法律，這是輸打贏要的做法。小一派位這個制度，本身就是論運氣多，港生失落心儀學位的例子比比皆是，何必這麼驚訝？既然不順心，筆者倒想叫他們放棄香港人身份，返回內地。假若堅持鬧上法庭，要求「伸張正義」，到最後也只不過是場潑婦罵街的鬧劇，倒不如盡早回頭是岸。

北區港生和雙非生相爭，學位短缺已不是新事，失落心儀學位的機會更大。即使設立專用校網，也不能解決問題，這班雙非家長應有覺悟。說跨區上學太遠的家長，真的很愛他們的子女，怕他們舟車勞頓太辛苦。但是，是誰把這些小朋友逼上這條路？正正就是這班家長！如果這些小朋友在內地出生，根本就不會面對這個問題。雙非家長，在責罵政府的同時，請你們檢討自己。你們既然責怪政府逼你們的孩子跨區上學，又何必跨境生子呢？

有些人會反駁雙非兒童是很可憐，因為他們沒有戶籍，不能上內地的公立學校，就只可以上私營。超生的，甚至能否上私營都成疑，結果就只可以在香港上學。對！超生兒童的確沒有選擇，真的很可憐。但香港的父母和他們的孩子呢？難道就不可憐？他們要和雙非童爭學位，這些香港父母是實實在在為香港付出過，工作、交稅，是建設香港社會的一員。香港父母由知道自己懷孕的一刻，就開展了和雙非的比賽，由床位、奶粉到學位，猶如一場馬拉松比賽。一邊是努力工作，另一邊可以是零付出，雙非家長，你已得到比你應得的多，請知足也請你們收手！ 貪得無厭只會為人垢病！

在3月至5月期間，經濟及信報的報導，基本上是在經紀的角度看: 是否可以撈一筆的角度來看大坑西的重建。而他們最理想的是可以有一疊連貫又一城的豪宅，吾鬼理你居民重建之後的死活。

當然，李兆基的捐地「意願」，表面上為短視的地產資本家的寄生者 : 短視的，籍大坑西地皮改建成豪宅，等待發財的經紀，「大失所望」。

我想，大坑西的捐地，這不是什麼抗爭的成功（作為其中一個參與者的誠懇看法），反而是一種地產資本的操弄，他們的動機，也值得我們反思，或是他把政府的地歸還予政府，有若干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英國的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在落實到香港，土地就基本上是以資本家控制的政府，來主導，而他「捐出」的動作，也只是以一幅地換未來的「議價資本」，政府擁有土地所有權（由英國王室所有至香港土地特區政府所有制），只是延續了圈地（enclosure）為地產資本家服務的現實。

要注意的是，土地事實上非李兆基權有，是屬於平民屋宇在特定情況下，批租予李佩材家族為主要組成部分的董事會，而李佩材家族作為最老，在政府有強烈影響力的銀行資本家，出發點更不止於慈善，他的動作，被稱為慈善，得到掌聲，也許是一般人的反應，認為他心懷善意，因為，致使我也認為，最短視的需求，有望可得解決

李氐在記者問到的時候，聲稱自己是「講下先」。四叔說出以下的說話 :「（我都係）講下先啫，但係希望我都盡下力，睇我搞唔搞得到，搞得到就會對香港樓市有幫助。」

然而，資本家的本質是永遠的功利主義，而資本剝削的邏輯，在大坑西事件「以財閥的慈善解決」過後，也只會在另一些事件中呈現。

石峽尾木屋及寮屋區，在1950年代國民黨逃亡聚集而成的村落，其意識形態也是當時興建此樓予，作為抗共勢力的物質性支持（在韓戰爆發的期間，石峽尾邨的9-12座是由聯合國捐贈而成），也讓英殖政府解決國共在香港，做成的治安，政權穩定性問題。

而是次也同樣有著政治的目的，可能就是回應社會民祽化，如何與在梁政府之下找尋營商的空間，最經典的是屯門藍地的捐地，乃示範予鄉事派，以消弭其內部之鬥爭。那麼，如何討論的盡頭，是整件事在抗爭後，結果是「良心的饋贈」，而誤解為一次勝利，卻對資本積累及支配下，無產普羅大眾都是被擺佈的現實不予醒覺。那社會（經濟民主制度）的真正改變，就不會有任何進展。

有說，之前的居民會議，商討重建事宜，應該針對政府施以壓力，因為我們在分析過後，如果資本家們是要付出巨大代價，以啟動重建，那實在找不到平民屋宇有什麼動機，在重建一事作出任何主動行為。

然而，他們的「主動」，在上述的初探中，似乎已經有一個不悖於資本邏輯的答案。

那一班地產財閥，及喜勾結資本家的官僚，用時間來換取檯底交易的最大利益。件事就是如此簡單。

（作者純粹發表任何意見，與任何政團及壓力團體無關）

參考：
「商業電台：李兆基擬捐石硤尾地建居屋料涉大坑西邨地皮」
「自財華社新聞中心：【政經民生】無得起豪宅四叔擬牽頭捐出石硤尾地做居屋」

圖片：港鐵年報

港鐵2013年報披露集團的淨資產為1,527.02億（港元，下同），當中資產總值為2,158.23億，接近本地生產總值的一成。

港鐵的業務包括：香港客運業務（收入為152億）、投資香港物業（總額達613億）、中國內地及國際業務合共為（132.46 億）。

其他業務的收入佔其很少的一部份，來自為政府提供項目管理服務為14.61億，其中大部分來自政府委託的「高鐵香港段」及沙中綫工程有關的項目管理。這些委託工程管理收入目前是以收回成本的原則入帳。

港鐵在撰寫其2013年報時，似乎已知道高鐵必將爆煲。因此，它詳細披露在事件上自己的角色和兩份高鐵協議。

第一份高鐵香港段協議「高鐵香港段初步委託協議」載有關於擬建的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及地盤勘測以及採購活動的條文， 已顯示政府有責任向公司支付最高合計15億。

根據沙中綫協議及第一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公司對政府承擔的責任以6億及7億為限，但因公司疏忽而引致的傷亡事故除外。可是，第二份協議沒有提及相關責任。

於2010年1月26日，香港政府與公司就高鐵香港段的建造、測試及投入服務訂立另一份委託協議（「高鐵香港段委託協議」）。按照高鐵香港段委託協議，公司負責建造、測試及運行高鐵香港段，而香港政府作為高鐵香港段的擁有者，則負責直接承擔該工程的總成本，並就公司提供的項目管理服務向公司支付45.90億。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項目管理收入8.00億（2012年：6.84億）已確認在港鐵的綜合損益表中。

建鐵路工程包括西港島綫項目、南港島綫（東段）項目、觀塘綫延綫項目，2013年的總開支為115億。但高鐵並非包括在建鐵路工程，而是香港政府委託的其他機構建造鐵路工程，政府負責直接承擔該工程的總成本，港鐵則提供項目管理服務並收取費用。

有關第二份協議，也就是因目前延誤爭拗相關的權責如下：

• 港鐵保證：
– 就涉及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中有關項目管理服務的活動而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項目經理提供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
– 就涉及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中有關設計服務的活動而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設計工程師提供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及
– 就涉及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中有關建造活動而言，該活動將由一個稱職及技術熟練的承建商通過利用預期備有的裝置設備、貨物及材料進行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

• 政府須承擔
應向第三方支付的任何費用、
根據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進行的活動而須向任何政府部門、政策局、機構或團體支付有關的費用；及
因公司及／或第三方承辦商根據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進行活動對九鐵公司所造成的損害而須向九鐵公司支付作為賠償的任何費用；及所有土地徵用、清理及相關費用（包括因任何第三方提出任何賠償申索所致的所有費用）及由地政總署招致的與高鐵香港段項目相關的費用；及

• 政府更承諾盡合理的努力為公司提供非財務性的協助，包括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促使公司在可能範圍內盡快獲給予或授予所有與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建造及營運有關的必要的許可及同意。

從資料看，高鐵項目只是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的一部份職責。政府希望以韋達誠當箭靶，是迴避了與香港長期有關的兩個議題。

第一，問責制問題

梁振英在當選特首後曾承認『政治委任制度實行將近十年，效果確實未如理想』，也同意要『消除政治酬庸的疑慮』。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在2012 年5 月向立法會發出的 CB(2)2164/11-12(01)號文件——『研究與政府總部架構重組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優化政治委任制度』，文件中表示：

『梁先生承諾會在經過實踐，積累經驗後，就政治委任制度進行中期檢討：

(1) 歸納及總結過去多年來實施政治委任制度的經驗；
(2) 研究公眾對政治委任制度的期望與實況間出現的落差；
(3) 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和經驗，提出對官員問責的要求、標準和獎懲制度、政策和措施；以及
(4) 就進一步改善政治委任制度，例如薪酬調整機制、聘用程序、離職後的就業安排及「旋轉門」制度，提出建議。』

時至今日，特區的多名問責局長表現欠佳，不能以簡單一句：「政府處於弱勢」塞責。

第二，公共服務的私營化問題

從上述的第二份協議可看到，港府負上大部份經濟責任，港鐵只負責項目經營。當中的追討條款很少，其原因是：港鐵名義上是一獨立個體，實質上，它是政府的一部份。

政府一直以來，認為應將公營的責任減至最低，例如把公屋的責任交給房委會，把重要的交通責任交給港鐵，把涉及六百億的高鐵基建項目也交給港鐵，這是因為它不想其公務員體系直接負責興建。

政府為了進行私營化，立法局於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決議通過成立資本投資基金，用以資助政府在地下鐵路公司、香港房屋委員會、新香港隧道有限公司及財務委員會指定的其他機構所作的投資。

其中的『總目 96 7－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表示：

『財政司司長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的財政預算案演詞中，宣布政府建議將地下鐵路公司私營化。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地鐵有限公司成立為法團。《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於 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生效，同日，地下鐵路公司的所有財產、權利及法律責任均轉歸予地鐵有限公司，政府共持有地鐵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76%。

政府承諾會由上市日起計最少20年內維持為地鐵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並繼續在法律及實益上持有不少於地鐵有限公司普通股本的50%及持有不少於地鐵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權的50%。』

如果港鐵公司需要向股東籌集資金，在政府認為適當的情況下，代表政府的財政司司長法團會在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按在港鐵公司所佔股份的比例向港鐵公司注入資金。

今次事件顯示，政府和港鐵在同一個問題上（前期的勘探、設計和選址失誤導至整體工程延誤），架床疊屋。名義上問責的局長沒有問責的能力。真正有能力負起工程項目的港鐵認為其角色是提供『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的項目經理、設計工程師和承建商。它表示所收取的14.8億管理費是『以收回成本的原則入帳』。其意思是無錢賺，挨義氣。

政府至少應該在內部全面檢討這類私營化公營事業的運作模式，才可以保障納稅人的權益。

受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影響，原本位於物華街及協和街市集的小販，於五月中陸續搬往同仁街臨時小販市場繼續營業。新市場坐落同仁街公共運輸交滙處旁邊，分地下及一樓兩層，一共可容納約一百二十個檔位，據稱耗資二億元興建。與以往坐落街頭的小販市集相比，同仁街市場可說是一個「商場式」的設計，檔位被劃成一個個方格，場地亦較為整潔。但是，面對人流不足、空氣侷促、設計格局不周等問題，小販們對營業的前景仍然未敢樂觀。

小販甫遷進新市場，鋪位並沒有電力供應，小販們需自行找師傅接駁電錶，為光管、風扇等基本電器供電，花費千多元至數千元不等，才能開始營業。此外，有小販表示還須支付一筆二千四百元的電費按金予電力公司，「我認為實在是太昂貴了，以前在舊鋪時，一個月的電費也是二百多元，按金的數額並不合理」。

新市場啟用不久，正式的開幕拜神儀式更要等到6月8日，在宣傳不足下，附近居民很多不知道新市場，故此現時人流比較疏落，場面顯得冷清，小販普遍憂慮營業額不足以支撐經營的成本，「現在這裡被鐵網圍著，位置又較偏遠，有些熟客想找我也找不到。」亦有位於一樓的小販指出，因客人要走上一層才能到達她的鋪位，較為不便，擔心影響銷情，「以前在物華街，鋪位面向街邊，較多路過的居民會光顧」。

新市場的環境較以往整潔，衛生情況得以改善。另一方面，由於新市場採用近乎密封的設計，只透過天花的數把風扇和鐵網狀的外牆通風，在炎熱的天氣下，新市場的空氣略為侷促，不少小販都選擇坐在走廊乘涼。「顧客走一趟已經汗流浹背，也沒有心機買東西」據悉，新市場的天花設有通風機，惟對於其將於何時啟用，小販們均表示不清楚。

另外，亦有小販指鋪位的面積較以往小，沒有足夠的空間擺放貨物。「以前差不多是這裡的三倍大，可以放的貨物種類較多，能夠兼賣小朋友的款式，現在則不行了。」由於鋪位的局限，小販惟有自行想方設法解決，例如有小販計劃加設一些流動的貨架，盡量增加擺放貨物的空間。

看到莫乃光在「堅守能源自主」（完整的觀點可看他的博客），不得不懷疑香港政治人物的腦袋是否因爲氣候轉變而熱壞了，還是臺灣的無知病毒已經傳來香港，成爲了華人社會的另一風土病（還是從香港透過蘋果日報傳去臺灣？病理學者可以做更多研究）。不懂最基本的事實，怎麽可能去評論能源政策？

要談能源政策，首先要知道現時的能源是來自什麽地方，用什麽方法生產（圖表來自中電）：

這個能源組合在這5年中並沒有太大改變，根據莫乃光：

首先，香港從來就沒有所謂的「能源自主」，因爲香港所有的電力產源均是進口物。印尼在過去十多年間已經大幅超越中國，從2002年的54.2%到94.5%，成爲煤的主要來源地，而中國則由2002年的36.5%退到接近0（《香港能源統計2012》；我本來以爲中國進口會是最多，但看來現時中國煤都留在本國用）：

至於天然氣，中國早就控制了全部供應：

現在大約45%的電力均是來源自中國，不用等什麽30%南方電網購電，根據「斷水斷電陰謀論」，現在就可以截斷你電源，衹要關閉天然氣管即可。如果你想用煤來填補空缺，印尼可是得罪不起，看你們還敢虐待印傭？就算印尼願意兼有能力一直維持出口，假如我們幻想印尼的煤不會用盡，我們又是否願意支持用煤的高昂代價（《香港能源統計2012》）：

而香港的CO2排放量是世界的第41位：

煤和天然氣價格除了本身高昂之外，要將它們運送到香港再生產電力又會增加一重成本，因爲用送物質需要能源，需要貨船和天然氣管道，到達香港需要貨車透過道路運送。換句話説，假如100頓煤在廣州能夠生產x度電，你要運它們到香港產電，出來的電量必然是x-a，a是運輸過程中的耗損。透過電網傳送也是一樣，鋪設、維護和增加電纜負載需要成本，你所要計算的是物質的運送加上本地電網和接駁南方電網哪一個方案的(x-a)有更高的功率，這就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收益最高，成本最低。省下來的錢你可以用來種樹、增建充電站、擴大循環再用計劃：要說政策，你必須懂得最基本的經濟學。

哪一個方案效率較高，因爲我缺乏資料，加上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能提供答案。但我們依然可以用(x-a)這個概念去想，南方電網的30%（增加整體的30%，還是現時總額的30%？大亞灣核電已經占了23%；議員説話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應該是供應新界所需，香港島和九龍依然要維持一定的產能，而且各地區必然有重覆之處，或是增加load-following電站以備不時。

燃煤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對環境所造成的禍害我已經解釋得夠詳盡，在此就不再多説了，我就衹重複這句：現時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大幅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其他都是其次；當氣候轉變的危機爆發，地球生態遭到嚴重破壞，什麽能源自主不自主並沒有任何意義。

衹要數據看得夠全面，我們不難看出莫乃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他説：

首先，爲什麽第一件事是想有什麽優惠？爲何在談論社會重大決策的場合也是如此的貪小便宜？第二，中國現時主要是靠燃煤發電，澳門購入的也就是煤電，中國大量消耗煤，煤的價格上升（見上圖），所以澳門的電價上升是一個謎團？要不要替你找福爾摩斯？至於恩主心態，爲什麽印尼就沒有恩主心態，反而要受香港人虐待？

他又接著說：

爲什麽要假設從南方電網購電就必然會發生停電？他所引用的澳門例子衹能説明澳門有停電，不能證實澳門停電是由於内地供電所致。再者，如果香港的電網這麽穩定，管理又這麽完善，有足夠的後備電源互補，你已經解決了停電的問題，根本不用再說下去。你擔心内地供電不穩定，這可以透過增加load-following避免，而這正正就是政府的提案，天然氣（一般都是負責load-following的角色）增加到40%，莫議員有沒有看清楚政府在說什麽？

如果要說中國南方可能會像05年一樣缺水缺煤，導致供電不穩，不知莫議員有沒有想過他們打算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答案是核能。能源政策要考慮的不是過去，不是現在，而是未來。香港要連接南方電網，是要引入中國的核電，這樣才能維持大量的基載電力，而又不增加CO2排放。不要跟我說要用再生能源。香港夏天打風下雨，冬天陰暗潮濕，加上缺乏土地，太陽能根本不可行。風力則是非常不穩定，每逢打風，甚至風太大你就要停機，不然就會超出負荷。如果是沒有風，你就衹好求風神庇佑，給你不大不小，剛好夠你發電的風。不過，就算給你這樣的風，你也沒有足夠土地去維持足夠的電量：

放在海上又怎樣？香港沿岸風力怎樣我不知道，但看世界風力最足夠的北海，它的電力生產高峰是在晚上，是用電最少的時候，因爲電力不能存儲，多出來的電就是浪費。花錢去生產用不了的電，這是什麽政策？還看世界，沒有多少地方的再生能源政策是成功的，德國的能源政策是重新的大量燒煤（太陽能、風力和德國能源政策，在這篇有論述到）。除非你有大沙漠或者大量水力，像美國加州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一樣，再生能源你想都不要想。再者，太陽能電板和風機的生產都會製造大量污染（風機更會傷害鳥類），這些污染又大多發生在中國，到時候内地人對著你又難免會產生恩主心態。

你想香港自主能源供應，又不想燒煤製造污染，方法其實很簡單：自己建一座核電廠。要提出能源自主又不要建核電廠，這衹有兩個可能性，提議者不是人格分裂，就是無知，完全不知道能源政策的目的是什麽。香港政府民不民主、由誰執政，這些是跟能源政策不相關的事，不能因爲反對香港政府就去提出一些浪費和不可行的方案。換一個方法說，能源政策兹事體大，它必須建築於事實之上，合道理的就應該支持，不合道理的就應反對，不管提出者是誰。

莫議員很明顯是搞不清現實：

麻煩看清楚香港天然氣的來源地和進口天然氣價格，尤其是想要跳過中國的管道，進口液態天然氣的價格，才開口説話吧：

本組對九巴今年再度獲批加價表示極度失望，並認為長遠必須把巴士公司服務表現指標納入加價考慮因素，並進一步開放九龍及新界區的巴士市場。

過去一年，雖然九巴已逐步採取措施，在脫班等問題方面頗見努力，然而其減少脫班的主要手段，卻並非增加整體運作效率，而是以正式減少班次為代價。可見其於服務之改善實極有限，而且亦係服務之倒退。在服務水準未見明顯改善下，有關當局卻仍然批准九巴加價，此舉實在使人深表遺憾。

九巴從2008年起計，至今六年，連本次加價在內，已先後再度加價三次，總加幅超過一成，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反觀另外兩大專營巴士公司，在面對同樣的經營壓力下，仍然錄得盈利，而且城巴和新巴自2008年加價後未曾加價（其中城巴非過海路線更是從1997年起未曾加價）。這是早年引入競爭後的結果，而相信不少市民和我們一樣，認為適當競爭是能為乘客帶來服務及金錢上的得益（城巴曾因財務表現良好而不獲准加價），增加收入亦可以從提升服務、吸引更多乘客著手，而並非只有加價一途。

另外，九巴自去年以來經常聲言急需透過重組路線減省成本，並不滿重組受到區議會及地區反對所攔阻。但事實上，從目前推出的各區路線重組計劃可知，九巴不僅沒有提供足夠的誘因和補償（例如全面的轉乘計劃和合理的分段收費），亦不曾理順收費結構（例如相同里程收費卻大為不同），甚至借路線重組之機大幅加價（例如沙田區域性重組建議中，多條路線在重組後服務範圍相近下大幅加價兩成以上），受到乘客反對是絕對可以預見的事，九巴絕不應把責任推卸到市民和議員身上。

現時港府正考慮在鐵路加價機制中加入服務表現為考慮因素之一，我們認為在檢討巴士票價機制時亦應同時參考巴士公司的服務表現指標，如班次準繩度、服務班次之是否合理調整、整體乘載率等等。本組相信，這些指標可以更準確地體現巴士公司的服務水準，從而與市民大眾的期望相契合。

最後，我們亦需提醒政府，現時政府正透過「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資助巴士公司，容許巴士公司加價等同增加政府開支，政府必須提高對巴士公司服務表現的監察力度，並盡快檢討有關優惠計劃，例如考慮以百分比折扣代替現時的$2定額優惠車費，使資助不會因加價而需由納稅人全數承擔，成為庫房下的無底深潭。

九倉主席吳光正忽然講政治，在股東會後的記者會上，花費一個多小時暢談自己對於普選、佔中的「高見」。兼任全國政協常委的身分，顯而易見的，是這番言論不過也屬於為主子說話的又一次打壓。然而，翻開吳光正的歷史故事，十八年前的1996年底，吳光正曾經辭任九倉主席、會德豐等其他所有上市公司職務，決心參加首屆香港特首選舉。縱然當年選舉受明顯的中央操控所困，吳光正積極及主動接觸市民，仿效民主國家的競選模式的選舉工程，都證明了他曾經相信香港人的主權，由香港人自主選舉特首，也就是時日其所否定的「主動權、主權、治權」。由此可見，吳光正，不過是繼背叛八九的梁振英後，又一背叛過去、無情地否定自己的人。

我們原有的政治權力有自主的嗎？在《基本法》起草階段期間，1898年2月通過的《基本法（草案）》（第二稿）中，曾經提出過公投的概念。第二稿中，詳細列明特首與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以及落實普選的程序，必須通過「全體選民投票」。公投的意思，在於彰顯選民的「主動權、主權、治權」，而《基本法》起草階段的這一建議，說明了中央完全接納交由港人自行決定特區的民主進程。這說明了，即使是過去的這一階段，政治權力上的自主是存在的。再者，即使及後公投的建議遭中央刪除，這樣的政治權力自主從來不是由上而下的給予，而應當是港人的當家作主。說港英時代沒有民主，所以港人現在的政治權力就沒有自主，實是一種誤解。從英殖時代走到現在，香港不過是由一種殖民走到另一種殖民，那是中共的殖民。而追求自主的過程裏，所欠缺的就是「解殖」。

「解殖」－－解除他者殖根的政治權力，爭取自主自決的過程。吳光正在那番言論中提及的〈中英聯合聲明〉，壓根兒是殖民到殖民的象徵，從英國手上移交香港予中共，屬於港人命運的一部分，卻完全沒有港人參與，見證了主權如何被殖民者抹去。即使是界定特首選舉辦法的《基本法》，也不過是八九六四後，在一片爭論的反對聲中，由背叛者梁振英帶領通過的歷史怪胎。現在的爭取普選，不只是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而是達致解殖，爭取政治權力上的自主，爭取港人的當家作主。我們所追求的自主不在被殖民的過去，而在有待爭取的未來，是說，所以政治權力自主不是由上而下的給予，是因為「我們原有的政治權力有否自主」根本是一個偽命題，港人的當家作主不完全在歷史繼承，而在當下的抗爭與抗命。

公民抗命，就是抵抗政治命運，扭轉殖民者劇本的行動。正好在吳光正言論被報導的這天，「長毛」梁國雄因衝擊遞補機制諮詢會一事而被判入獄，反對公民抗命的言論與公民抗命者的身影互相重疊。長毛入獄，是冤獄，因為只是犯了惡法卻沒有犯罪。重疊在吳光正反對佔中的言論上，因為事情擺在眼前就作罷，因為劇本經已寫好就不抗命，長毛的一把長髮如同當頭棒喝，狠狠地回擊了這番說話。要解殖，追求港人的當家作主，抵抗中共給予的政治命運、扭轉被殖民的劇本，是必不可少，甚至是必然發生的一步。

作為吳光正口中的那些年輕，我並不為抗命而感到可惜，我不怕犧牲未來三十年的光景；我只為沒有抗命而感到可惜，我只怕犧牲港人未來自主的光景。

（獨媒特約報導）國務院今日（6月10日）突發表二萬三千字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內容大篇幅介紹「一國兩制」制度背景，強調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白皮書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面自治權」，又明確表明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治港。

特區政府：每一位市民都應認識的文件

特區政府下午隨即發出新聞稿，對白皮書的公布表示「歡迎」，發言人說：「這份白皮書是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應當全面認識的重要文件，特區政府將會透過不同渠道，讓市民了解有關內容，包括將白皮書的全文上載到政府新聞網及基本法網頁，以及邀請相關中央官員來港與特區政府官員和社會人士分別進行簡介會等。」

會見傳媒僅十五分鐘

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午會見傳媒十五分鐘，他指白皮書除中文外還通過七種外文向國際社會發放，他又即場讀出若干段落，「向香港市民介紹重點」。他說白皮書將香港發展提升到整個國家層面，引述白皮書「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中國夢的一個部分」，指香港發展對追求中國夢有積極意義。

梁振英：高度自治非完全自治

提到白皮書中普選特首和普選立法會議員的段落，他重複讀出「這是中央政府作出的莊重承諾」。梁振英並無正面回應「全面管制權」是否牴觸基本法，只是指白皮書是對基本法的成功詮釋（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又表示高度自治一直寫在基本法中，重申高度自治（high autonomy）並非完全自治（complete autonomy）。

白皮書發佈於622公投前，令人聯想中央是否要就政改爭議出手。梁振英指據他所知，白皮書經一年籌劃和撰寫，並非針對接下來幾個星期將發生的社會事件。對於結束語中「警惕」、「防範」等用字，他回應指這是因為香港「有特殊歷史背景」，並面臨複雜的國際政治局面。

中央擁香港「全面管治權」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力；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並非固有，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高度自治權非完全自治亦非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全國人大可限制立法會立法

白皮書又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修改權和解釋權，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對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監督權，對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的決定權，以及向香港作出新授權的權力。

白皮書說：「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都與此有關。」「孤立地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個別條文……就會產生歧義甚至認識上的偏差」，嚴重衝擊基本法實施。

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

就日前引起爭議的特首候選人標準，白皮書提及：「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變相否決公民提名

中央「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承諾「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結束語：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

結束語似是回應近期兩地矛盾激化，和民間以激進手段爭取真普選的趨勢：「香港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會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不斷深入，需要加強彼此間的溝通協調，妥善處理民眾關切。同時，還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正值親中媒體頻繁批評泛民「挾洋自重」、抨擊「佔領中環」行動，白皮書的表態無異於是中央的示威。

編輯：黃俊邦

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一路以來，筆者以為只有佔中三子這些爭議性人物才會受到聲討及打壓，怎麼也料不到我這個small potato也一樣逃不掉，香港，怎麼會變成這樣？

最初寫了幾篇文章之後，會內有一位劉姓顧問動議，聲稱有其他聯會代表對她說（其他聯會？不知是否油尖旺那個？），筆者用聯會名義發表文章是不應該的。我已多次表示在聯會名稱後加上自己的名字，按常理，當然不是聯會的意見（常識，不是必然擁有的），而且我更鼓勵她們各自在不同渠道發表意見，可惜她們只針對筆者的署名文章，為了顧及其他委員的感受（委員們確實很好，只專心做好聯會工作），筆者承諾加上個人意見的註腳，以為就此了結此事，卻怎麼也想不到，原來每當你退讓一步，對方就會向前壓迫一步！

最近幾次文章，因為忘了落註腳，開會時被另一位黃姓顧問（是否車輪戰政策？）窮追猛打，並強調筆者是西聯的主席，說甚麼、做甚麼都是代表西聯（當然那位劉姓顧問也一起和應起來，稍後再另闢文章陳述她的謬論），還問筆者622會否到票站幫忙？那真可笑，莫非當上了主席，連人生自由也失去？還是她已變成我的經理人，為我編制日程？筆者立刻表示一定會在622幫忙，但與她無關，就算他日參與佔中，也輪不到她管！

會後我記起一事，當日就職禮由西貢區區議會主席做主禮嘉賓，筆者問他是何時和聯會拉上關係的，他答說是幾年前由那位黃姓顧問邀請開始的。為了求證，便在群組內詢問是否真有其事，至執筆時仍未回覆！若是真的，那可奇怪，我只在媒體內寫寫署名文章，便立即被批評不應將聯會政治化，但她主動邀請有濃厚政治背景的政客（民選區議員、區議會主席、民建聯成員）擔任主禮嘉賓兼名譽顧問，又所謂何事？我真的攪不清這羅輯，讀者們，可否告知？

經此會議，筆者深深感受到退讓不是一個好方法，所以決定還原基本步，不會再落註腳，並等待着，下一波的攻擊！

還有，還有，你喜歡管東管西是你的事，你是誰？我佔與否，關你鬼事？

（獨媒特約報導）早前高調「警告」學校及教師切勿讓學生參與「佔中」的教育局長吳克儉，在最新教協向教育界進行的問卷調查中，被94%教師評為「表現不合格」，五成教師甚至給予零分。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向吳發出忠告，希望他能夠「認真分析問題」､「反省及改過」。

調查結果顯示，以5分為總分，吳克儉的平均分只有0.79分，給予他0分的教師高達50﹪。若以2 .5分為合格分數，便有高達94﹪的教師認為吳克儉的工作表現不合格，其中中學組別多達97﹪。與教協於今年1月公佈的同類調查比較，當時結果顯示有8成教師不滿意吳克儉，有48﹪給予他最低的1分，立法會教育界議員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總幹事葉建源形容今次結果是「低處未見低」。

教協認為結果顯示吳克儉任職教育界的資歷不足，欠缺工作態度及能力，對各種教育施政問題及教育界提出的意見亦是置若罔聞，包括幼稚園及小學學額規劃失當､拖延推行15年免費教育及在小學強推小班變大班的倒退政策等等，令到各教育界持分者對政策的失望及不滿與日俱增。而吳克儉早前高調「警告」學校及教師切勿讓學生參與「佔中」亦被指踐踏教師專業自主，是評分低的其一成因。

葉建源指出教育對香港影響深遠，希望吳克儉能夠認真分析問題､反省及改過，並表示將會在本週立法會大會提出議案，批評政府投放在教育的經費不斷萎縮以及各項教育政策的施政問題，亦會在七一大遊行上表達對施政的強烈訴求。若果政府繼續對各項施政不作改善，教協不排除會要求吳克儉下台。

對於今次調查，教育局表示「不評論個別團體的評分」，但強調吳克儉「具有充足的資歷」，上任後一直聽取社會各界對教育的意見。 由於政策涉及的問題複雜及影響深遠，不能一蹴即就，有必要由獨立的委員會深入研究，以期儘快落實及推行。

調查於今年5月月中至6月初進行。教協以網上問卷的方式向任教專上院校､中學､小學及幼兒教育的教師會員收集對教育局長吳克儉及教育局的施政及工作表現評分意見，共收到約2,800份問卷。

編輯：方鈺鈞

文：黃宇軒

中國政府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10/6/2014)，隱含對「沙士在香港」的歷史敘述和詮釋，雖然只有一小段，但卻為嚴重偏頗的陳述。非典型肺炎疫症10年剛過，其歷史和記憶若被改至面目全非，是對2003年那個春夏之交，死去的299人，與及日夜與疫症搏鬥致力解除危機的醫護人員嚴重不敬。筆者曾對沙士稍作研究，以下簡單羅列數點，說明在白皮書中的說法，是如何失實。

白皮書敘述重點：
(1) 中央政府在沙士時向香港「伸出援助之手」，包括提供藥物和器材和領導人慰問
(2) 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恢復香港經濟

「沙士在香港」：香港媒體和香港記憶中的主流論述：

(1) 有關香港與中國在沙士期間的關係，主要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隱瞞疫情和封鎖訊息的種種。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况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疫情初期，就因廣東省已廣泛爆發，卻無向香港通報真實情況，以致香港公共衛生系統未有足夠防範。中國政府自身，也曾大量開除隱瞞疫情的官員(論者指出下台的多為京官，隱瞞疫情的最大禍首地方官卻絕少被問責)。巧合是北京在受世衛牽制和全球批評而不得不開除官員和加強透明度後，立時宣佈出現沙士疫情。其時全球疫潮正在退卻，讓人懼怕中國的疫情還有多少未被揭露。

(2) 沙士肆虐期間，北京為了強調一家親，讓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2003年5月當香港有足夠藥物和疫情好轉，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此舉被認為是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

(3) 2003年5月中，香港疫情未過，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中國為了顯露實力和緩與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主。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然而，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因素。

(4) 沙士期間曾一度讓香港人反省，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着石頭過河，是為沙士的提醒。然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在沙士疫情尾聲時，中國從上而下「贈給」香港的，那不是一個協定，而是瞬間完成的「安排」，香港社會尚未商討沙士之後，該如何重新反省中港間的連繫。6月23日世衛才將香港從疫區的名單上除名，6月29日香港就「被安排」了CEPA。299位死者還是屍骨未寒，沙士調查還未完成。

(5) 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開會期間，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沙士過後幾年，陳馮富珍作為「中國代表」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然而對中國來說那些反對聲音根本微不足道。

圖片說明：古洞北新市鎮預想圖。

在發展方案尚未經城規會審議、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可能涉及利益衝突的陰霾下，財委會第五度審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的3.4億元撥款；期間逾百名村民及支持者衝進立法會，大有重演台北大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姿態。

時值天氣陰晴不定的六七月，香港政治早有山雨欲來之勢，加上許仕仁案亦剛好開審，特區政府仍決意在土地問題上硬闖關，實在大有為政局添煩添亂的意味。

香港衝進立法會與台北佔領立法院，前者的議題為新界東北發展，與後者的服貿議題相比，兩者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兩者均涉及紅色資本的流入，以及本土經濟產業自主的問題；兩者亦涉及年輕新一代的身份認同，以及本土社會流動機會的困惑。在新界東北諮詢的最後階段，一度引發民間對深港融合、割地賣港的質疑。其後特首梁振英曾一度承諾，在新界東北適當地引入港人港地；但隨着今年樓市大幅回落，作為2012年梁班子主要政綱的港人港地，亦早已如灰飛煙滅，消失得無影無蹤。

當然，新界東北到底是否「富豪雙非城」，抑或如政府硬銷的「香港人的新市鎮」？這原是可以平心靜氣探討的，政府只須提出足夠的理據證明，例如規劃將如何令普羅市民受惠，而非變成富豪和地產商的專利；新界東北並非中港融合的後勤基地，而是具備經濟產業自主的新市鎮。可惜的是，諮詢完結至今已過了近兩年，政府仍一味採取「霸王硬上弓」的策略。

假如政府願意開誠布公、正面解答上述疑問的話，新界東北的村民和支持者，亦不至於要走到今天這一步。

如今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政府最終把新界東北的發展規模由790公頃縮減至610公頃，公屋單位數目由四成多增至六成，原來沒有公營房屋規劃的坪輋，則剔除在發展規劃之外。不過，問題卻在於餘下六百多公傾土地只有96公頃（17%）撥作住宅用途，官方公布的公屋用地更只佔47公頃（不足8%），而在城規會的規劃圖所顯示的，竟然更是只有36公頃（不足6%）公屋用地！

因此，若按目前政府的發展方案上馬，未來整個新界東北只有不足六分一土地是用作解決現時梁班子所謂「重中之重」的住屋問題，當中更只有三分一（即整體土地的不足十八分一）用於公營房屋。若說這便是「香港人的新市鎮」，那大概只是一個香港人的「蚊（型）市鎮」！

事實上，只要大家重新回到2011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推出的《優化土地供應諮詢》，當時的官方文件已清楚指出，未來新發展區每開發1公頃的住宅用地，即須要同時開發1.4公頃的社區配套設施。按此基準計算的話，則36公頃的公屋用地，實際上只需要50公頃的配套用地，在這不足100公頃的土地上，已足以容納新界東北六成，又或是逾十萬人的居住需要。這難免會令人繼續追問，餘下的500多公頃規劃到底所為何事，當中又隱藏哪些市民所不了解的魔鬼細節？

就在不足一年多之前，政府以極低廉租金與多個私人會所續約，曾一度引起公眾嘩然。政府一方面以土地供應不足為理由，大力開拓新的發展用地，因此輿論多形容那是「盲搶地」；另一方面卻對使用率極低、只服務一小撮特權階級的會所濫用土地資源採取放任縱容的態度。而毗鄰新界東北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佔地面積多達170 公頃，幾乎等於新發展區總面積的三成，便正好是這類私人會所的表表者！

若按照上述官方訂下的規劃準則，我們其實只須徵用大約半個粉嶺高爾夫球場，便已足夠容納新界東北六成、又或是逾十萬人的居住需要。餘下仍然有近百公頃的土地，假如通過公眾諮詢、廣大市民又認同的話，筆者實在看不到又什麼理由，要去反對它繼續保留作高爾夫球場之用！如此新界東北新市鎮既能上馬，富豪權貴又能繼續享受打球的樂趣，顯易而見地已達到多方共驘的局面……；然則，目前仍覆蓋六百多公頃的發展方案，到底又是在服務哪些人的利益呢？

作者為影子長策會成員
原文刊六月九日《信報》

讀過白皮書，這是一份很完整的中央對港論述（詳細可以讀有份草擬此書的中共學者強世功的書）。這洋洋數萬字寫的就是從中央的視角談談如何直接管治香港。政治方面完全收緊對香港管治權的控制，一國先於兩制，沒有所謂剩餘權力（residual power），即是說有什麼中港紛爭都由中央決定，香港人只可以做中央容許的事。他亦提出管治的代理人一定要愛國，而且列舉了愛國要求的法理依據。荒誕！不但毫不民主，亦暴露了所謂的法律為重實質就只是中共的工具。

另外一點大概比較少人留意，就是中共說人大和政協代表都是由「具廣泛代表性」的選舉方式選出。請問大家認同這樣叫「具廣泛代表性」嗎？我連有這樣的選舉也不知道！我望望港區人大的名單，不是赤紅的政治人物，就是財團老闆，「代表性」令人驚訝。

不過，這份文件除了政治宣言以外，亦列出了中央對香港的經濟及民生論述。中共的恩主心態低調地宜揚著：「要不是97年亞洲金融風暴我救了你們，之後不斷在金融（人民幣）、貿易（CEPA）、旅遊（自由行）給你著數，你早就玩完了！」不知不覺間，融合急速進行，中央與港府已經通過了近百份協議合作、搞了基建、發展南沙等讓香港更繁榮。說到底，中央所了解的香港只等於超卓的經濟成績及只看GDP的發展，毫不理會經濟發展下的民情、民生。白皮書中的民生呢，則是「錮身鎖命」的生靈政治計劃。大家應該愈來愈熟悉－－中央用食水、能源、食物控制著香港的命脈。

請問香港有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請問這份白皮書有否諮詢過香港人、有否從香港社會出發？請問港府同內地政府簽協議有沒有香港人的同意？這些是否受立法會監管？請問這些經濟急速發展與融合對基層、對你、對我有利處嗎？

不難想像，香港政府已經搶出來說這是「新基本法」，香港人的自治權蕩然無存。各位政治領袖們，這不是叫打壓，亦不是靠嚇，這根本是赤裸裸的干預！

出路是什麼？爭取真普選，重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我們不應逢中必反，亦非逢發展必反，而是從社區出發，塑造以人為本的發展模式。

你問我，我感意外嗎？不，我一點也不。事實上，抗爭派的朋友正正就是了解中共的強硬，才堅持要匯聚大家一起，抗爭才是出路。走中間派就是會被強權吞噬！我們只是別無他法。

後記：寫好此短評之時，深深感受到中共跟香港人的立足點差距甚遠。「中港矛盾」並一日之寒，香港市民大概在2005年人大釋法後已經深受其害，及後又有10年興建高鐵、床位與奶粉的紛爭等等。在缺乏公共政策研究的土釀下，很感激依然有研究中港關係的學者、不同本土社運團體以及本土運動組織者默默耕耘，在此言謝。

圖：蘋果日報

在這敏感的春夏之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一方面打經濟牌，自以為是地指政權移交後的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傑出成就；另一方面，當然這也是最重要的，便是明確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社會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政府授予的。香港有人沒有完全適應「一國兩制」，也對基本法的認識和理解模糊和片面，以致有人對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有不正確觀點。簡單一些來說，香港若要繼續繁榮穩定，便要任何時候都維護中央權力，尤其是尊重國家的政治體制。香港人要「當家作主」，實在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簡單，有時甚至是太天真）」

為了爭取重掌話語權，中央會繼續不厭其煩地更多講述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立場，全國港澳研究副會長劉兆佳至少在去年中出版的著作中已提及。他認為：

「究其實，要徹底處理好反對勢力、反共媒體和司法機關的問題，關鍵還在於營造有利於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民意氛圍。即是說，如果港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收窄，反對與中央對抗，並願意主動『照顧』中央和內地的利益，則無論是反對勢力、反共媒體和對基本法有不同認識的法官都會在某程度上呼應港人的觀點，避免受到群眾的非議或『制裁』。因此，可以想像，為了緩和反對勢力的激進化趨勢，為了讓反共媒體知所收斂，為了使司法機關多些考慮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中央會越來越重視群眾工作，尤其在港人之中確立具有務實、理性、顧全大局和國家利益元素的思維方式。」（《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第76頁）

國新辦發表白皮書，有人認為這代表中央向香港人宣戰。不過，若劉兆佳的論述或多或少反映中央想法的話，香港人這樣想是「高估自己、低估對手」。

「當然，允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並非是無條件的。中國不承認英國視為其在香港管治的法律依據的三條不平等條約，因此保留了在任何時刻都可以收回香港的主動權。中國政府強調中國對香港享有主權，香港屬於全體中國人，而不是單純屬於香港人。香港的前途問題的處理只是中、英雙方之間的事，國際社會或組織不能置喙，而香港人則絕對不是『談判』的其中一方。從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不會讓香港走向獨立，否則便難以向歴史和人民交代。英國人不可以在香港通過政治體制的改革而香港的政權交給港人，特別考慮到大部分港人都有反共或拒共傾向。同樣地，英國不能讓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即是說不允許香港內部和外部勢力利用香港顛覆中國政府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誠然，中國政府明白香港是各種敵對勢力雲集之地，但只要它們不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性威脅，從大局出發也會予以容忍。為了保留對香港的佔領，英國人基本上願意照顧中方的利益和體諒其憂慮。如此一來，香港在中、英之間的『默契』和共同支持下在戰後經歴了長時期的穩定和繁榮，締造了對兩國和港人都非常有利的經濟奇跡。」（《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第83至84頁）

在八九民運二十五周年、香港市民醞釀「佔領中環」行動之際，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温故知新」。有人認為這是中共藉以宣示主權，向他們眼中的「煽動」、「顛覆」分子施下馬威，我認為懷疑合理。最不合理的倒是我們的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表現。政府總部沒有冷氣嗎？何解見慣大場面的特首會在擁護白皮書之時，難看地抹汗呢？梁特首，你緊張什麼？

昨早到 NowTV 時事全方位節目，討論應否收緊立法會保安準則。我和大多數朋友及市民一樣，不支持暴力，但絕對明白新界東北居民、將軍澳居民在立法會抗爭的感受！

在很多民生議題上，政府霸王硬上弓，保皇議員助紂為虐！政府數夠票及已有既定立埸，所謂諮詢均是一埸戲！只有強大民意及傳媒公眾壓力才有些微效果！

昨天，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管會）及一班「支持收緊立法會保安準則的議員」，他們忘記了市民監察議會權利！ 協助政府黑箱作業，漠視市民表達聲音！還有幾十億的立法會大樓，難道只是70位議員舉行私人派對的會所？

立法會主席認為誰可能會搞事，就不準誰進立法會？穿着「保衞將軍澳」衣服不可進埸？穿着「築福香港」則可入埸？ ？

有些功能能別立法會代表，欠缺民意基礎！我在去屆新界東立法會選票得近25,000票，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某些功能組別議員連我「尾數零頭」也沒有，居然在立法會扼殺市民聲音，主宰居民生死！

簡直豈有此理？！

編按：方國珊議員一直聯同將軍澳居民，到立法會抗議通過擴建將軍澳堆填區。今年5月21日，立法會工務小組通過將將軍澳堆填區提交財委會審議。立法會收緊對旁聽者的限制，拒絕身穿「保衛將軍澳」T恤的居民進場，要求居民脫下該T恤。立法會保安又指因曾有旁聽者高叫口號，於是在進場前向所有曾於上一次工務小組會議旁聽的居民發出警告信，承諾不喧嘩才放行。當時他們擔心此舉開了「壞先例」，因此他們到立法會申訴部投訴有關安排，未料不足一個月，立法會行管會已公然收緊規例。

註：文句經編輯略作修訂

圖：經濟日報

在西方社會，政府準備制訂重要的和長期政策前，會發表綠皮書收集市民意見，然後在第二個階段發表白皮書。

中共在港人發表其對未來普選的意願之際，在毫不諮詢港人的情況下，發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這確實令人震驚。白皮書用了大量編輯描繪香港各方面發展外，有一些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

2.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決定權，以及向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新授權的權力。

3.「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都與此有關。

4. 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5. 在「一國」之內，「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鑒，才能和諧並存，共同發展。（即港人不尊重內地人）。

6.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個人以及一切組織和團體都必須以香港基本法為活動準則。

7. 香港基本法實施的實踐說明，孤立地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個別條文，強調一個方面而忽略另一個方面，就會產生歧義甚至認識上的偏差，香港基本法的實施就會受到嚴重衝擊。

8. 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或者說治港者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而且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

9. 作為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行政長官是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

10. 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即提名委員會必然審核參選人的愛國愛港準則）。

11. 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研究解決好這些問題，深化「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即梁振英要提出解決方法）。

12.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中央準備直接介入香港事務）。

反東北懶人包之一
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十個理由

由土地正義聯盟及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製作。

1. 不能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整個計劃佔地614公頃，收地約400公頃，住宅用地只佔96公頃，提供60,700個單位，公／居、私營房屋比例為四六比。可是私營房屋卻多為低密度佔地的「豪宅」（54公頃），實質用於公／居屋的土地面積只有36公頃，即整個發展區總面積的6%。

被剔出計劃粉嶺哥爾夫球場，其佔地面積為170公頃，無須發展東北，足以興建60700個單位有餘！而目前閒置官地多達4,000公頃，足以建設45個東北！

2. 毀人家園
大部份原居民村得以保留，可是兩區近萬村民失去三代家園，長者晚年頓失依靠。失去家園的多為新界非原居民，不但造成新界村民間的分化，被迫遷的村民，即使擁有私人土地，賠償不足以重建家園，也失去社區網絡，租戶更面臨地主逼遷，更為弱勢。

3. 長者冇屋住
政府最新計劃會把整個住上千名長者的石仔嶺安老村分兩階段清拆，並在2023年在石仔嶺公園興建護老大樓。計劃貌似細心，但合資格申請搬上大樓的長者有限。2018年第一期清拆時，亦會令住在安老村內長者面對嚴重環境及噪音的影響。

除了居於安老村的長者以外，還有數千名在村內居家安老的長者被忽視。長者是人，不是重建或發展的首先犧牲品！

4. 違反程序公義
發展計劃的大綱圖正按《城市規劃條例》諮詢公眾，城規會並未審議，政府卻偷步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具體收地範圍未定，就偷步進行人口凍結。

而有權決定是否撥款的立法會財委會，多名議員的公司都擁有東北土地，涉及利益衝突卻從不避嫌，包括主席吳亮星（新鴻基）、田北俊（新世界）、劉皇發及石禮謙。

5. 原址換地，利益輸送
計劃表示擁有4,000平方米土地的地主就可申請換地發展。可以想像，只有大地產發展商或坐擁大幅土地的原居民才能擁有這麼大的土地。所以「原址換地」是用了公帑做基建，令地產商可以將賤價囤積得來的農地，補補地價便能開發建豪宅的法門。村民在官商利益分贜下被犧牲，他們的家園行將被毀。「原址換地」，其實是用了市民的錢，去毀滅農田家園，然後利益輸送到地產商口袋的不義手段！

6. 犧牲本土農業和鄉郊生態
計劃將摧毀香港差不多四分之一活躍農地，破壞食物安全和生態環境。政府從來沒有為鄉郊土地制訂永續發展政策，而計劃令地主為發展就把餘下的鄉郊土地淪為『有待城市化』的臨時土地，繼續被地產商囤積，以及被露天貨倉等臨時用途破壞。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和城鄉共生頓成空話。

7. 創造就業成疑
計劃指「新發展區鄰近數個現有及興建中的新口岸及深圳......善用與內地日益頻繁的經濟互動」，會提供約37,700個就業機會，其中包括研究與發展、商業零售及社區服務，可是相關比例和教育要求未明，遷入新界東北居住的市民是否有相關的技術去滿足人力需求成疑，以橫空的創新工業取代區內早已經營多年的農業和傳統工業，豈是本末倒置？

8. 無視民意反對
受計劃影響的村民和支援的行動者用盡了各種方法，希望當局收回成命，撤回新界東北發展。村民曾經向官員陳情請願；到地政署示威抗議；收集五萬份反對規劃的意見書等等。甚至有將受迫遷的石仔嶺安老院長者在立法會旁聽席跪下，可是，當權者始終不為所動。

9. 1200億大白象，可以花得更有意義
政府以天價1,200億打造的新界東北發展，基建用了410億，另外300億作土地賠償，當中95%進了囤地已久的大地主手中，包括原居民地主及地產商。與其以1200億犧牲本土農業和村民家園，倒不如以1200億設全民退休保障，回購領匯、東隧和西隧；發展社區及綠色產業等，都是更加善用公帑，更受市民歡迎。

10. 城市規劃要更民主
土地要發展必經城規會，可以城規程序黑箱作業，有如橡皮圖章，專業措詞令普羅市民難以參與。從利東街重建、深水埗重建、天星、皇后到菜園村的抗爭，市民愈來愈體會到，城市規劃制度必須更民主，城市空間才不會被有錢人壟斷。

結語：如此荒謬的計劃，用來突顯官商勾結、規劃短視、行政腐敗和立法被建制派壟斷一定綽綽有餘，但要達到解決房屋問題、創造就業、達至香港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利益，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1,200億且還會隨時超支變成另一無底深潭的大白象工程，變相又一次打市民荷包。你若給它通過，今次7百萬港人，每人承惠17,000元！你忿氣嗎？

四年前，市民反高鐵。市民發掘出數以百計的問題質詢政府，政府資料上無法滿足公眾的要求，邏輯上不能自圓其說，他們祇能在政府宣傳上指控議員拉布，阻礙議會進程，浪費立稅人的金錢。終於議案在一萬人包圍立法會之中草草通過。今天，高鐵問題浮現，功能組別議員穩坐其位，風生水起！有關官員鄭汝樺退休嘆長俸！沒有一個人再過問：高鐵要不要腰斬！

目下，四次財委會討論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是否有利益衝突而不適合作為會議主席。吳亮星不肯交出主席權，說自己有分數。吳亮星其後主持會議，不斷護航政府官員，縮短議員發問時間，對議員的問題視而不見。他在上次會議結束時，就他應否擔任主席一事，宣佈「下次開會，不再討論，立即進行表決！」

建制派喜歡將議員的問題界定為拉布，因為他們可以剪布！為甚麼他們喜歡剪布？剪布，不是因為政府可以多派十元八塊予基層市民買午餐肉或者刮痧，係因為剪布是剪去你的發問權！剪去你監察權、剪去你發現真相，看到政府醜惡面目的機會！

公平、公正？有分數？丟那星，主席剪塊布來好遮醜！

P.S. 吳亮星何者也 ?
。功能組別，金融界代表，０票議員，自動當選
。新鴻基集團(Smartone)董事、中國銀行董事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主持東北撥款議案，沒有於會上申報利益。被質疑利益衝突不應主持會議下，仍賴死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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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我知，張圖整得好核突，就好似相中人，同埋香港不公義選舉制度咁，一樣咁核突 ! )

照片來源 : 網上 (東方日報報道)

文：志達

最近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份重新解釋香港一國兩制的白皮書，還通過七種外國文字向國際社會發放。相關新聞隨即被社區媒體瘋傳，引發社會輿論，言詞中的語氣不外乎驚慌與絕望。然而筆者自己卻找不到跟著大眾恐懼的感覺，現在嘗試解釋箇中緣由。借一句玄之又玄的英文俚語，當中傳譯了三種知道與不知道的配搭：知道我們已知的，知道我們未知的，和不知道我們未知的。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se are things we know that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know we don'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第一種明確知道的事情並不可怕，因為我們可以了解它；
第二種明確不知道的事情亦不可怕，因為我們可以防範它；
第三種不知道我們未知的，這種危機，才是最可怕。

言歸正傳，中共政權（用其他term）發表的這份《「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究竟屬於三種類別中的哪一個？

這當然是第一種，即是所有人一早已經明白的事。

實際上，回歸以來港府一直對內地的優惠政策和在國際舞台自我矮化情況已經明確地告訴了我們中港（政府）就是兩爺孫的關係。兩爺孫，即是「我講，你聽」、「我叫，你做」、「我要，你俾」、「我行頭，你殿後」；這些在香港對內地合法非法移民的開放、國民教育、菲律賓人質事件的態度、愛國愛港、升旗隊等等都能看得到，「阿爺」的稱呼亦街知巷聞。如今一份白皮書只是把事實道出來，香港政府有否這份文件都已經參照了這種一國大於兩制，凡事順應北京意思以及任由一眾京官肆意曲解基本法。於是，看到白皮書的面世的時候，筆者亦沒有太大的反應。

有些人喜歡懷舊，喜歡「高度的自治權」、「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以及「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其實趙紫陽死前已經失勢、鐵娘子亦已經過身，剩下的《中英聯合聲明》就像當年的情書一樣，山盟海誓難道還能作準？

按照社會在九七後的轉變，我們可以把香港人分成兩種。一種人有留意到身邊詭異的政治氛圍並抗爭著；另一種人則選擇順從生活洪流努力適應。其實，抗爭的繼續抗爭，隨波逐流的繼續流；白皮書的發表根本不會為你的生活帶來什麽影響。人們如此大反應，大抵是無法接受要被迫面對「阿爺畫公仔畫出腸」。今日中共把說話講明白，要逃出死胡同，還請實際地重新審視香港的現況，攝取你所想的生活態度。

正因明白民主非天降的道理，人民才有努力爭取的動力。中共胡亂干擾香港內政，導致整個城市彷彿被侵略了，我們才對民意有所執著，誓要爭取真普選，希望能一洗港府頹氣並且扭轉乾坤。別為一份known known的白皮書打亂陣腳，在肯定中央態度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制定更加仔細有效的對策。然後，走在民主戰線的你再沒有動搖的理由。

敵在明，我在暗，黑暗，黑夜中的搖曳燭光卻比太陽更加耀眼動人！

（獨媒特約報導）昨日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清楚指明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亦是由中央授權，不存在「剩餘權力」。一石激起千層浪，白皮書短短發表一日，已經惹起各界強烈反彈。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今早急為白皮書澄清，指白皮書只反映中央緊張香港平穩發展的關注，並非針對6﹐22公投；不過多過政黨團體今日均發起示威，更有團體焚燒白皮書表示不滿 (見另稿)。泛民議員直斥白皮書扭曲基本法，意指恫嚇港人。

范太：白皮書鼓勵港人非恐嚇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早上出席商台節目時表示，白皮書內容長度不可能短時間完成，因此並非針對佔中或6﹐22公投。范太指白皮書的出現反映「中央關心香港平穩發展」，希望香港能在平穩基礎上發展。被問到白皮書是否恐嚇港人，范太一方面指「港人是嚇不倒的」，但卻一再強調6.22公投和佔中「不會改變中央立場」，公民提名是没有可能，又隔空針對佔中三子，斥他們是借白皮書「煽動民情」，「唔好誤導巿民佔中可以改變政府場」。

李柱銘：白皮書是中央發白日夢

曾擔任基本法草委的李柱銘說中央對「一國兩制」已無信心，做不到但又不敢收回去，因此試圖這樣解讀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然而國務院無權解釋基本法，白皮書沒有法律效力，只是中央發白日夢。他呼籲市民不會白皮書內容，7月1日照樣上街遊行向中央說不。

大律師公會重申司法獨立不能「一錘定音」

香港大律師公會下午發表聲明，同意白皮書所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但指出香港法院有權「自行解釋」本港自治範圍內條款，此乃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保障的高度自治的一部分；運用權力時尊重司法獨立，比起僅僅「依法辦事」或「依法施政」更有意義。

白皮書內提到：「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大律師公會認為法官和司法人員不是「治港者」，亦不應被賦予政治任務，否則會令外界誤以為香港並非司法獨立。最後白皮書要求「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公會指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法庭根據與訟者論據解釋法律，而非根據任何人對基本法「一錘定音式的最終解讀」作出判決。

議員批評中央背信棄義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說白皮書明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是缺乏證據之說法，「同外國領事食餐飯，佢都話你勾結」。范國威認為白皮書是中共對香港人的震懾恐嚇，無異於宣告2017假普選，呼籲港人參與6月22日電子公投、7月1日上街，像03年那樣大規模表達民意。

記者：陳正恆
編輯：歐陽聯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