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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米

大約一個月前，4月11日星期五，下午在海牙南方的馬斯勞斯小鎮，有一名男子名叫史密斯，當時在家裡用攝錄裝置拍攝運河上的一艘船，突然看到上空有一隻全藍色的不明飛行物體在上空徘徊，發出聲響又靜了一段時間。於是，他立刻把整個過程拍了下來，那不明飛行物體後來還從雲層中消失了。從片段看，該不明飛行物體外型和傳統的飛碟相似，是圓頂那種。

根據過往很多UFO目擊事件的紀錄都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就是UFO常常利用雲而來，雲而去，所以雲對UFO來說，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好幫手（笑）。

兩日後，2014年4月13日香港天文台亦拍到不明飛行物體，事發地點位於長洲，這個檔案電郵到美國的時候，都感到驚訝了！因為這個UFO和2010年7月在杭州的蕭山機場上空拍的到外型是相同的，其實有時這種天文台的攝像機也不錯，常常都有機會拍到UFO，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只有相片，而不是影片。

有目擊者聲稱他是長洲的居民，當他看到香港天文台的影像時，立刻去尋找天文台的網絡鏡頭所在位置，但他不能變成實時的影片，只能在天氣照片的動畫中，拍了了照片。

後話：其實UFO常常出沒，但對我們人類沒有造成什麼影響，不知道他們來「探訪」我們所謂何時？外星人有話要講？可能講卻沒有人會聽吧！

【新紀元角落】：

計劃好生命藍圖，忘記一切來到地球體驗學習。人類是時候覺醒，記起一直被遺忘的事。你能夠看到這裡，並不是巧合，是因為你是時候了解真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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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三月十九日就香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本來，隨著燃煤發電機組於二○一七年起陸續退役，以及中電及港燈的利潤管制協議在2018年屆滿的機會，香港社會應討論如何既改善環境，又能解決兩電壟斷市場的問題。可是，諮詢文件只簡單推出兩個方案：「網電方案」，即從內地電網（即南方電網）購電，及「本地發電方案」，即利用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讓市民二擇其一，而且附註的資料不詳，令市民難以給予意見。

方案一及方案二不能比較

諮詢文件中的方案一為「通過從內地電網購電 以輸入更多電力」，但並沒有任何資料說明從南方電網輸入的三成電力所使用的發電燃料，市民難以知道輸入電力簡接做成的各項燃料（如核能、煤及天然氣）比例的增長。更甚者，市民或被誤導，以為天然氣及煤的比例低於方案二。

政府應明確交待方案一中南方電網現時及未來的發電的燃料組合，以及計算間接增加各類發電燃料的比例，已不是單以「輸入電力」作為燃料組合的類別。

反對增加核能發電

根據中國有關電力統計的資料，南方電網的核電比例將由2011年的3.3%增加至2020年的
9.3%。如果以方案一的百分比計算，香港核能發電的比例將增至22.8%，與現時核電的比例23%相若，較方案一聲稱的20%為多，而輸入的核電量將會實際增加。

經過多場核災後，不少市民而認識到核電本質危險，如發生核災將會禍延下一代，而且核電無論在開採原料或發電時產生的核廢料，將會做成巨大的幅射污梁。

轉移污染排放的責任

此外，南方電網的火電（包括煤電及天然氣）比例在2020年預計為47.4%，當中又以煤電為主。故此，方案一的煤電的實際比例將會高於兩成，而非聲稱的一成。

現時，澳門從南方電網輸入其九成電力，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發電部高級經理葉錦榮稱，「南網燃煤機組效率參差，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較澳電機組高逾七成，變相使澳門用電的碳排放增加。」即使香港的碳排放減低，亦會使珠三角區域的排放增加，變相把香港用電做成的空氣污染轉移至內地，有違環境公義。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無論是諮詢文件中的方案一及方案二，都沒有著墨如何有效增加可再生能源。現時，香港可再生能源佔燃料組合不足2%，較內地的10%、日本的4.2、澳洲的4.6%、經濟合作組織國家的8.5%為低。雖然香港在發展可再生能源上面對不少限制，但透過區域合作，應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南方電網的水電比例在2020年估計為36.9%，風電的比例將為2.6%。如果香港與南方電網聯網的話，應該明確輸入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並應藉此提升區域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以免內地因輸出電力予香港而增加使用非可再生能源發電。

可是，政府在諮詢還未完結，便否定了以上方案的可能性。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出「從電網購買一種指定來源的電力的意見並不實際可行」，原因為「興建專線從雲南直接輸入水電的建議並不可取」及「若非以專線傳輸，電網上的電力不能因其能源種類作出識別。

即使並非興建專線，政府亦可參考不少國家在零售層面推行的綠電認購，即使電力不能因其能源種類作出識別，只要有關電網保證香港購買的電量相等於可再生能源額外生產的電量，便可增加整個區域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政府應立刻研究以上建議的可行性，訂立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的目標及時間表，主動大力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改善香港以及區域的排放表現。

最後，改變燃料組合的其中一個目標為減少發電帶來的空氣污染物及碳排放，政府就此應多管齊下，迫使電力公司在商業用戶推行累進收費、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鼓勵市民節能及改變現行的市場監管制度，以減低電力需求的增長。

簡單的道理，集結的燭光還是分散的更易被吹熄？放下恩怨一天，思考一下再選擇去那裡吧。

連結。

這兩年往來於香港進行一些採訪及創作計畫，最讓我心動的，無疑是關於香港「本土化」運動的辯證 。在目前亞洲諸多城市裡面，香港約莫是與東京處於全球化衝擊前端的兩個城市之一，在這種衡諸亞洲城市意識單一化、勞力商品化的緊急時刻裡，談論香港的「本土化」別有意義。

首先，若從臺灣對於「本土」的界定來說（這當然僅限於台灣），「本土」跟「在地」是存在著概念上的差異性，從臺灣的角度來說，「本土」意味著反國民黨霸權、解殖的想像，因此「本土」想像在70~80年代的台灣毋寧說是一種針對戒嚴體制以及中美斷交之後國際地位孤立處境下所逐漸產生的意識，所在政治層次產生的激烈辯證，然而，究竟這樣的想像距離落實在「生活世界」的實際可能性有多少，時至今日我們仍不甚清楚。

「在地」的概念比較像搭建一面鏡子，照映出我們的生活空間，而「本土」相較於「在地」，多了一份由族群、群體導向政治認同的成份，因此我們說「本土」是「國族之前」的想像根源，其辯證性也較強調生命實踐的「本地」來的高。「本土」概念在香港的過去似乎是缺席的，李怡分析了1997年中共接收香港時，香港並未出現大規模反中的情緒，其中一個原因便在於：「香港人拒共思潮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本土意識。」李怡也認為，現今的「本土」運動正朝向激進主義的路線發展，換言之，當「本土」盤旋在政治認同場域的無間道，而無法向下扎根發展成一種「在地」生活的概念，這是一種文化的概念，因此訴諸政治的「本土」很容易因為各種外部的政治勢力所支配。

例如以臺灣的例子，假如說80年代臺灣的本土化民主運動諸衡的是國民黨長期政治壓迫，但1996年奇妙的事情翻轉過來了，代表國民黨的李登輝反而當選第一次民選總統，這某方面可以說是「本土」意識在中共飛彈事件壓力之下以另一種方式萌芽，因此「本土」的發生結構逐步從「反國民黨」滑向「反中」，2000年之後的民進黨政權，更進一步揮霍光了80年代所累積下來的朝向土地的政治運動，而悲傷的是，在這前前後後，我們並沒有看到一種「文化」層面的東西在「反國民黨」到「反中」之間被發揚、保存下來，這種抗爭形式的文化轉換，我們可以舉1980年光州事件以後韓國藝術界所發生的「民眾美術運動」作為參照之一。這是臺灣自身在本土化過程中流失掉的寶貴元素，從這一次太陽花學運的狀態初略觀之，我們當然可以從肯認的立場理解那些從未站上街頭的年輕人為什麼願意自動走出來，可是我個人思考的倒不是我們能否第一時間一舉擊潰自由市場這頭巨獸，而是我們在這場學運、以及這幾年來臺灣的土地、反都市發展的運動之中，投注了無比的激情，倒底留下什麼樣的文化素材足以在未來持續激盪，這也是我反而覺得「大腸花」具有「在地」文化辯論的潛力之因。

香港的「本土」運動有朝向激進畫的路線發展，這點毫無疑問發自於年輕世代的貧困化，以及中間世代對於政治發展的失望有關， 相較之下，「在地」的概念，便直接涉及「生活世界」如何落實的層次，香港在回歸以後，經受了中國多方面的政治、經濟支配，包含政治上對「特首」、「立法會」的掌握，經濟上在中港「融合」的前提之下，經由「ＣＥＰＡ」等多重的自由經濟概念，引入中國本，逐步淡化香港居民的在地認同，衝擊香港既有的產業存續，而毫無疑問地，臺灣也正在走向這一條路。在港、台這一片看似烏雲罩頂、萬事絕望的政治、經濟情況之下，其實或許正也是我們思考「本土」轉向「本地」的時刻。

我想談的「在地」，是在無論香港或者臺灣，逐步被「絕對增益」的政治經濟體的過程之中，我們能夠在這樣的廢墟化過程中產生怎麼樣的文化自覺力，能夠在轉移、創造抗爭的能量到「非抗爭」、「非遊行」的時刻，那就涉及我們自身的「生活世界」的重新構築，這一點實與被馬克思所固定住的從屬階級（The Subaltern，一堆馬鈴薯，出自《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有所不同，今日新自由主義時代中，階級關係應該從資本家vs勞工轉為拉扎拉托（M. Lazzarato）所主張的「貸款人—負債人關係」(creditor —debtor relationship )關係，資本主義以近似於宗教神學一般的操作手法，將過去「罪」的概念轉為今日「債」的概念，轉向對資本主義全面效忠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談「本地」，便會出現與「本土」不同層次的作用，「本地」仍具有一定程度「本土」的政治性，可是它更多的指向今日資本社會之中的一種對抗、生產關係，這也是我在油麻地活化廳駐場時候，經由活化廳的實踐所感受到的東西，也是我感受到香港其他地方（如觀塘獨立音樂者工作連帶、德昌里蘇波榮…等等）一種藉由生活世界的重新調查、探訪、拜訪、建構所產生出來的「本地」的實踐方向，而這種「本地」，它的基礎便在於庶民社會、以及那些處於負債狀態的社會主體。

今日，我會談「本土」與「本地」的差異，原因之一是因為看到臺灣「本土化」運動的功敗垂成，今日國民黨仍掌控主要政治、經濟資源集決策權，因此能強行通過與中國之間的服貿協議，實質上這些「權力」可以說是民眾在過去經由代議制度賦予的，這是臺灣代議政治最大的苦果，從點看來，我們的「本土」運動在這次學運中幾乎是戲劇性地、急遽地失敗，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長期抗爭運動中，文化層面累積的匱乏、美學的全盤西化、「正義vs邪惡」概念辯論的簡化、二元對立化，也許經由香港在2003年天星碼頭事件逐步開展至今日的關於「生活世界」抗爭，所形成的另一種保存自己的生活脈絡、發掘存在於歷史、空間、街坊、小人物的「本地」運動。

土地、生活世界是一面鏡子，它並不會說謊。如果「本土」是滑行於政治運動上，翻來覆去、忽悠轉換的概念，那麼我想，「在地」不僅是一種生活實踐，更是一種文化累積的想像，這一點是香港近幾年的「本土化」運動，給予在臺灣的我們的啓示、想像及辯證空間。

作者為台灣藝術工作者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5月26日

編按：領匯今日公佈業績，預計將會繼續賺大錢。最近領匯拆售物業，轉手到兩三線的買家，未來公屋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價位，似乎只會愈來愈升，市民生活愈來愈苦。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領匯轉售物業的啟示》。

近日領匯轉售旗下物業，五個賣了其中四個，這次試水温可謂空前成功。五個商場，吸引了40份標書。單是深水埗寶熹苑就吸引了13份，但因領匯認為仍未到價位，寶熹苑則因而「脫難」。非常明顯，投標者均是尋租者（rent-seekers），他們都不是真正關心公屋社區的人士。在現今土地供應短缺、買地建屋投資均由六大地產商壟斷的香港，是次招標所吸引的都是二、三線的投資者。他們資金不夠六大地產商雄厚，難得領匯放盤轉售，各位炒家當然把握機會掃貨。當中「優品360」的老板林子峰更以三間不同公司的名義，成功投得三個商場，而葵興商場則由「新小巴大王」馬橋生投得。

是次轉售，在自由市場掛帥的香港，投資者參與競投，是純粹的商業行為，你賣我買實在無可口非。但大家不要忘記，是次轉售的並非普通的私人舖位，它們是提供日常商品及服務給本港近4成人口的公屋商場及停車場，原來是我們共同擁有的公共資產。屋邨商場及停車場，原旨為服務附近居民，為屋邨居民提供生活所需。領匯一役，把公產私有化，容許領匯以此投機炒賣圖利。上市9年，大財團壟斷商舖、小商戶生存空間被消滅、基層外判工繼續被剝削等惡果浮現，當日一手推動領匯上市的政團也紛紛轉軚，高叫「回購領匯」。

此意見一出，市場人士立即在報章撰文反對。原因主要是領匯股價比上市時高出近四倍，現今回購領匯，實在明益現在是大股東的外國基金投資者，是名乎其實的蝕本生意。與政團不同，「領匯監察」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政府把公共資產私有化，而領匯上市9年的經驗，正好說明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的服務及設施，絕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否則市場只會著重其「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而忘記了服務設施本身的「使用價值」（use value）。

為何要回購領匯

領匯是一間上市公司，要重奪公共資產的話事權，回購領匯是唯一改善現況的方法。當年政府為求成功出售屋邨商場及停車場，不惜在各商戶反對下作出承諾，－－領匯上市後絕不會趕走小商戶，並與商戶保持對等協作關係，繼續服務屋邨居民。可惜，領匯接管商場停車場後，9年來不斷拆骨改組，又以加租及不對等合約手段迫走小商戶，使商舖被財團壟斷，公屋居民被迫「買貴野」，難以從屋邨商場取得生活所需。為此，政府必須立即回購領匯以兌現服務承諾。

第二，回購領匯並不在乎其金錢價值，而是為當年的政策失誤撥亂反正。領匯上市9年，惡行做盡，不但沒有改善公屋居民生活，領匯近期更透過投資海外物業及轉售旗下商場圖利，其利益只有少數商家及股東享有。因此，政府應糾正過往政策失誤，回購領匯以成為大股東，停止領匯以公產炒賣圖利，把利益回饋社會。只有回購領匯，政府才能成為領匯的重要股東，才可加入董事會重奪話事權，杜絕領匯的惡行。

回購領匯

作為監察團體，「領匯監察」一直堅持要求政府回購領匯。要徹底解決領匯的問題，政府必須最少回購25%的股份，成為當中的大股東，方可加入董事會、才能有效監察領匯。 是次轉售，領匯明顯是想割瘡整容、抛舊迎新，乘機提高物業估值。因此，政府應立即回購領匯以改善屋邨居民的生活困境。

總括而言，領匯上市9年，是「血的教訓」。這經驗說明凡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的公共資產及服務，絕對不能交予市場。屋邨設施，包括商場及停車場，旨在服務當區居民，絕不應被炒賣圖利。政府應立刻兌現當年出售資產以改善服務的承諾，糾正當年的政策失誤，回購領匯方為治港良方。

圖：NOW

二十五年前，當年香港這個城市，懷着無比的信心和樂天，動員一城之力去爭取中國和香港能夠有更好的未來，奮力支持八九民運。面對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的不明朗，以及隨後將中國收回的決定，香港人的信心成為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自步入過渡期後中共花盡各種努力對各界各業進行統戰，但結果北京流血收場，為同樣也是香港開埠百年最大規模的動員劃下休止符。從此當年五百萬人的命途或多或少轉折變易，我們今日七百萬人的生活至今也未能擺脫。

香港成形前兩地交織的歷史走向

一九八九年香港人大規模支援北京民運，可說是香港明確重新介入中國歷史路向的轉捩點。自從冷戰格局改變了香港和中國的命運，使中國和香港走向了殊異分途的四十年歷史。

開埠百年，香港雖然成為了大英帝國的直轄殖民地，不受中國管治，但由於邊界開放，英治香港並沒有自外於廣東人的活動疆界，香港的而且確在持續而重要影響中國：由改革路向、港粵/港中英的角力折衷、中國異議分子的避難所、大罷工的發起源流……然而，正因為當日的歷史背景是扣連的華南地域，而不是獨獨一個香港城，我們也難以將這段歷史扣緊我們現今的社會。除了買辦行商，城市的人口流動自北而南，由廣東來，到香港去，又或轉到南洋，並不將香港當作落腳之地。可以說，香港在開埠首一百年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並沒有盛載一個成形的群體。

直到冷戰到臨，大批難民避秦而來，自大陸湧入，使香港政府第一次限制邊界出入，才因為地理上的劃線有條件形成一個獨特的社會，並且因為移入人口本身的網絡來自中國大陸，包括籍貫同鄉、宗親、乃至政治取向的分野，令這個社會成形尚需時日。一九五六年國民黨的雙十暴動，和一九六七年共產黨的暴亂，其爆發有其諸如官民衝突、勞資糾紛的本地因素，但也難以抽離中國本部政爭的影響，國共在香港競逐政治勢力的景象直到本土社會形成才漸漸淡出。

『我們丟失了中國』

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值冷戰局面初起，美國共和黨人每每以『丟失了中國』來怪責此前執政的民主黨杜魯門政府，讓紅色中國佔領了中國大陸。而一九八九年，香港人傾城而出卻遭到悲劇性的結局，也可以同樣說是『我們丟失了中國』。

七十年代，香港本土社會形成，廣東話成為了我們社會的共同語言、同樣受着流行文化的影響、在這個城市留下近似的生活經歷，塑造了一個群體：『香港人』。與之伴隨的，是香港經濟起飛，躍升至世界發達地區的位置，社會政策包括教育、福利、房屋大規模開展，市民生活水平提高，政府也在麥理浩善政帶來肅貪倡廉、政府架構改革、以及地方行政改革。

這一切一切都被突顯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城市的成就，雖然這個自由城市的稱號來自於與共產黨執政下中國的對立，來自於與東亞地區普遍的白色和紅色鐵腕統治下的相對自由（要強調只是相對），來自於經濟上的成就而不是價值上的追尋（經濟成就一方面當然靠市民付出，但同時有世界資本體系變動的宏觀因素），但這依然為香港人賦予自信，認為本身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足為模範。

透過這一種身份和自信，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再不像以往百多年只是中國歷史波瀾的一部分，而是有其主體目標和行動力量而介入中國的歷史走向。

一九八二年中英兩國開展對香港前途的談判，並且得出香港會被中國收回的結果，縱然多數香港人對結果並不歡迎，甚或造成信心危機（港幣大幅下跌到需要由財政司彭勵治制訂聯繫匯率加以支持），但香港人卻在數年後的八九民運，大力參與中國的未來，寄望通過中國內部的改革、開放、民主化，能夠改變共產中國，最終令香港和中國大陸兩地，都能夠有一個好的結局。

最令人驚訝的是民主化的部份，香港在當時雖有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但和英國以往撤出殖民地時實行的權力下放和問責政府不同，香港仍未能建立一個民主而掌握權力的政府；當然英國已允諾或規限在過渡期有某種程度的民主成份，中國也聲稱給予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人大可將民主視之為經濟成功、社會安定、行政出色之後應得的事情；但香港人在自己城市仍未全面民主化的時刻，就對民主化有着這麼大的信心和付託，認為中國也必須有民主才能改變中國（以及改變將要歸入中共統治的香港）的未來，這也顯示香港人當日的非凡自信，對中國影響不單在經濟投資或社會交往，也在於輸出民主的希望，藉香港的軌跡推動中國隨之改變。

在這個背景，適逢中國重開國門，前途問題塵埃落定，加上社會各方面進步所帶來的自信，整個香港社會介入八九民運。以開埠以來空前的兩次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學生運動，對北京的示威人士踴躍捐贈物資及財政支援。六四那一夜的屠城，對中國大陸的意義在於政府側重技術和經濟層面的改革，壓倒了民間倡議醞釀中的整體改變（參看往上的一篇《六四二十五年的歷史筆記》）；對香港的意義則為，我們投以這麼大的力量，企圖將自身命運與經驗和這股民間運動的方向結合，結果血腥收場，我們從此就丟失了中國。

中港矛盾

一九八九年後，香港人照舊悼念六四，但八十年代的自信似乎一去不回，即便九十年代的紙醉金迷也不能掩蓋我們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失去太多的事實。到九八年金融風暴及此後長期的經濟低迷，更打擊香港人對社會重拾榮景的希望和自信，我們那份不是建基於自由公平價值建立的自信，就只是如此脆弱。

隨後十年的事情都為大家所深切感受：大陸以為可以用經濟支持和社會交流等方式收編港人，達致所謂人心回歸，在沙士谷底之時出手援助香港，但香港人對言論拑制的恐懼，在低潮的社會環境中更覺警惕，終於爆發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中國視之為衝擊在港管治的警號，加大經濟援助和社會交流的出手，同時宣揚中國官方片面改革經濟、技術的成果，在最初數年的確緩和中港關係，但潛藏的社會問題最終在這數年間越演越烈，過份的經濟援助削弱香港經濟自主發展的可能，強推愛國的社會價值觀則激起香港反感，以至生活習慣的差異，都成為了中港矛盾的角力之處。

我們不可能重新想像八九民運成功，會否為中國和香港帶來一個較好的未來。畢竟，香港的經驗和大陸民眾追求並非一致，香港廠商與大陸勞工、價值、自治層面，均可成為民主中國和香港矛盾的爆發點，但這就成為香港現在因此而退回對中國民主支持的理由嗎？中國這二十五年的確值得批評，使我們為之扼腕，因為官方的改革路向是主導的一方，它所導向的歷史進程，以及社會受影響的一面必然與八九年腳步越走越遠，不論政府和人民的作為令香港有所不喜，一方面大陸以繁榮穩定利之，另一方面以收緊打壓制之，再深一層更為生活價值的不能理解。

但中國大陸離八九道路遙遠，同時香港離自己的八九道路何嘗不是越走越遠？若果八十年代的自信近於自大，那麼它的走勢倒也誤打誤撞（當然也脆弱不堪），在一九八九年做了應該做的事情；當年自由的基礎雖然淺薄，民主的腳步仍未開展，但竟為此而呼召了這個城市四分之一人口走上街頭。我們怪責的話，除了八九以後大陸而非當年想望的中國，也應細想，香港社會究竟是因為堅持太多而要止蝕離場，抑或是因為堅持太少才導致今時今日的田地？

又或者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反省過，當年在成為所謂『自由』城市楷模以後，如何推進和改正。結果空有自由經濟之名，我們的經濟實際上並不自由，而且失衡壟斷；社會政策無益於市民生活、文化漸見保守思潮以『愛家愛國』的調子；民主政治被中國政府刻意設計的死局中困住，豈不是皆由巴望中共欽命的特區政府及其統治盟友，看準香港自由的浮淺脆弱所造成？

貫徹自由與公平的價值均是先決條件，香港的角色若然無法延續八九年的自信和介入，單靠中國大陸本身自然難以改變超穩定結構的桎梏，現實上若果中國無法突破現時政治專權和經濟壟斷造成的超穩定結構，始終對香港甚具威脅。

若果兩地趨向於共同命運，不民主的大陸將成為窒礙難行的負累；即使是兩地發展越來越走遠，專制中國作為地緣上的強鄰也會是揮之不去的陰影。而香港一味區隔自保，向中國開火而不審視自己，也只會被中共當權者成功刻意邊緣和緩慢滲透。我們經已丟失了中國一次，再放手第二次的話，就更加連香港本身也失去了。

港鐵又宣布加價了！據說管理層為了「回饋」市民推出了各項優惠，而「支出」總額為數約五億港元，與加價所得相當。同時這一波優惠更有「新猶」，說的是「都會票」以及「早晨折扣優惠」。市民及各政黨對港鐵票價及有關優惠措施持有不同的意見，有團體組織了反對加價的示威活動，以下本會將對港鐵現行提供的新舊優惠以及個別的意見作出分析供各界參考。

以「都會票」取代典型月票的原理

我們先從新項目談起，第一項就是售價$400的「都會票」，可於30天內在限定的市區範圍內搭乘港鐵40次，平均每程$10。其實我們可以把這一項視為「市區版月票」，對象鎖定為需要「過海」的上班族，因為就市區範圍而言，只有「過海」路線的單程收費超過$10。這一點不難理解的，正如現有單一價格月票當中最能夠受惠的，也是居於新界而在市區上班的長途乘客的情況一樣。

較耐人尋味的是，為何「都會票」優惠不以典型月票形式提供而限定乘車次數呢？我們判斷存在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速遞業的工友需要每天在市區往返多次，第二是市區鐵路網比較便利，市區居民除了上下班以外，因個人需要而造成的短途旅程會較多，如果以月票形式提供優惠的話港鐵就會喪失以上兩類乘客短途旅程的收入。

「早晨折扣優惠」不設實際

另一項新增項目是「早晨折扣優惠」，即是除公眾假期外的星期一至五，早上7:15至8:15期間於指定的29個市區車站出閘車費可享75折優惠，我們認為這項優惠根本不切實際，志在敷衍社會上要求仿傚新加坡做法的訴求。

原理在於短途車資所能享有的折扣十分有限，長途乘客又大多已受惠於月票的涵蓋範圍內，於是乎撇開從羅湖及落馬洲出發的特殊情況，實際可享有的折扣一般不會超過$4。另一方面，造成每日早上客運高峰的原因是「打工仔」的上班時間都集中在9:00前後，要趕得及享受優惠的話，他們起碼要提前半小時出門。

所謂「時間就是金錢」，就算以最低工資每小時$30計算，半小時的代價也就是$15，提早出門明顯是不化算的，可以預期「早晨折扣優惠」只會對不介意在上班地點附近享用早餐的市民產生一點效果。

管理層暗示優惠是「恩賜」

其實加價與「回饋」乘客的論調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加價所得均全數「回饋」，那麼加價豈不是多此一舉？且不說港鐵有隨時撤銷各項優惠的權利，管理層以這種理由敷衍反對加價的聲音其實在玩弄取巧的手法。

所謂「回饋」的方式是不平均的，並不是每個乘客都能透過優惠補償加價引起的額外車資。以月票而言，首次提供的時候固然是讓利的做法，但後來售價也隨着每次加價而調高，使用月票的乘客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假設受惠於「即日第二程九折」的乘客每天上班均乘坐港鐵兩次且路線相同，那麼單程的折扣只有95折，而且優惠只提供10個月，相比整體票價3.6%的加幅，乘客根本佔不了什麼便宜。

再者，管理層以「慶祝港鐵公司服務香港市民滿35周年」的理由，將「即日第二程九折」優惠的提供期間由3個半月延長至10個月，其說法暗示着優惠是「恩賜」，絕非「奉旨」向乘客提供的。

各種優惠的目的在於加強對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力

綜觀港鐵所提供的各項新舊優惠，看得出有一種明顯的傾向性，「即日第二程九折」就鼓勵市民來回程均乘坐港鐵；月票乘客休假天與家屬出門也唯有選乘港鐵才能發揮月票的最大效益，「嘟一嘟」減一、兩元的「港鐵特惠站」也是設於離站起碼十分鐘步程的地點以吸引人捨大巴小巴而搭乘港鐵。港鐵於落馬洲支線口岸面對着的士、九巴及專線小巴的直接競爭，而連接的深圳地鐵龍華線也是由港鐵經營的，以至鄰近的皇崗口岸的過境穿梭巴士也對港鐵構成一定競爭，於深圳福田口岸站內設置$3優惠的「港鐵特惠站」實有一箭三雕之效。

我們可以肯定管理層提供優惠的動機只在於加強對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力，有市民因此擔心新推的「都會票」長遠將影響紅色小巴的經營環境，造成港鐵壟斷「過海」交通路線，小巴被排擠出市場的局面。其實港鐵的優惠措施只不過是一個方面的因素，最近年市民的收入增長普遍追不上通脹，消費力持續下降，不願意負擔小巴較高的票價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這裡也存在一個矛盾，乘客需要在舒適、便捷等因素與價格之間作出取捨，但票價的制定並不是求助於「平衡供求」或「價格機制」就足以解釋的，市場經濟之下，平均經營成本決定了票價的下限。

效率是公共交通運輸業的關鍵因素

以上談到的是一般的情況，當然，大量內地旅客來港消費加重本港交通系統的負荷也是一項重要的因素，所以研討會並不贊成政府一味投資興建新的鐵路線去應付，如果香港的經濟結構不作改變的話，公共投資最終都會化為承建商以及港鐵的利潤，旅客的消費也只會造就零售和服務業的經營者。但我們並不認為內地旅客的因素是問題的根本，他們傾向來港購物歸根究底也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一種結果。

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保姆車行業之上，「自從學校實行全日制和小班教學，保姆車行業變成一盤蝕本生意，很多公司都轉營旅遊服務。校巴短缺，學童要轉幾次車才回到學校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引用自5月31日aTV新聞)雖然消息並無提供進一步的資料，「蝕本」與否純屬營辦者的一面之詞，但這個實例仍足以說明一點，對公共交通運輸行業的收費而言，營運效率是關鍵性的因素。

事件當中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分別的變化同時發生，一方面保姆車行業的經營條件改變了，小班制導致學生分佈分散，保姆車每日接送學童更費時間，全日制卻導致上學下課時段需要更大的運載能力，要求經營者投入更多的固定資本(保姆車)和人手，但每輛車所能承接的「生意」卻減少了，兩個因素同時造成保姆車的營運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旅遊業的興旺對保姆車行業的營辦者產生吸引力，於是很多校車公司因此轉業。

大家必需理解私人營辦者決不會在利潤偏低甚至虧損的情況下提供服務，所以就算沒有旅遊業引起的外在因素，原有的保姆車服務模式因效率降低，使用者便有需要付出較大代價，否則營辦者就傾向改變經營模式，甚至乾脆淡出市場，把資本投到別的方面去。同樣道理，我們不應僵化地以個別因素考察公共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前景，而要放在整個資本主義系統當中去衡量。

港鐵的成本效益是挑起價格戰的本錢

鐵路、大巴、小巴的平均單位乘客載運成本的分別是明顯的，他們的成本效益存在「先天」的差別，假設大巴、小巴、列車車長的待遇體齊，且載客率相同，同一距離的客運任務對小巴構成的平均成本票價，對大巴、港鐵而言已足以構成一定的利潤，而港鐵又比大巴更具優勢，使它具有主動發起價格戰的能力。

我們考察一下港鐵的常規收支情況，全部日常開支(本港客運業務經營成本84.49億港元)可以得到商鋪租金(純利41.24億港元)及其他商務收入(以廣告、電訊及八達通合計17.25億港元)對沖，平均到每個乘客單次旅程（15.998億人次，包括所有本地鐵路及機場快綫、過境服務，但不包括輕鐵、港鐵巴士〔這裡假設它們的乘客全都免費轉乘鐵路線〕以及「直通車」)之上是不顯著的，粗略計算約為1.625港元/人次。

如果直接以經營成本除以載客人次，港鐵為5.281港元/人次，大巴（以九巴，包括龍運為參考）為6.85港元/人次(經營成本67.553億港元，載客9.86億人次)，小巴(以進智公交為參考)為5.393港元/人次（直接成本、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合計3.295億港元，載客0.611億人次)，以上運算均採用各上市公司2013年終期業績報告提供之數據。大家需要注意運算並未考慮旅程距離，九巴三分之二的路線處於虧損狀態，效益沒有充分發揮，而小巴尚無提供任何長者、小童及學生優惠，以及小巴車長的工資較低，工時較長等事項，因此數據尚不足以作為載運效率和社會意義的充分反映。

如果大家明白了成本效益與票價之間的關係，各種公共交通運輸業的營辦者的想法就十分容易理解。面對港鐵的挑戰及工資成本上升，各大巴士公司正積極配合政府的「路線重組計劃」以提高營運效率加強營利能力，而小巴的經營者則以提高車長的營運次數為主，於是催生了「亡命小巴」。可是如此提高勞動效率不但對乘客構成危險而且總是有限度的，自雇的「紅van」車長也會面對同樣的壓力，而且他們不具規模效益，不能以「拉上補下」的方式經營，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就更低。

社會公共利益與企業營利之間存在矛盾

隨着本港人口密度越來越高，道路交通的負荷也會越來越重，提高公共交通運輸系統效率的需要也會日見迫切，而重疊和乘客量不足的大巴路線也做成資源浪費。公共交通運輸系統是為了社會整體服務的，但是資本家必需獲得利潤才願意為社會提供「服務」，於是公共利益只好放到第二位。社會現實告訴我們，以資本主義的方式提高社會效率往往以剝奪個別勞動者的就業機會為代價，資本主義要求企業不斷提高內部的效率，又造成社會整體人力資源極大的浪費及不同企業之間的不協調。

其實在社會總體效益與環保角度而言，港鐵獨大本來並非壞事，因為鐵路運輸的費效比是最高的，如果充分發揮現有鐵路網絡優勢的話，社會將可以投入最少的勞動力以及消費最少的能源就能夠應付全體市民每日對交通運輸的需求。只不過在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好事也會變成壞事而已。就目前的題目而言，即是港鐵內部的職位流失與部份小巴車長可能面臨的失業，而且生產力提高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大都轉化為企業利潤然後裝進了管理層和股東們的錢包，並造成社會資源的錯配，引起不必要的社會矛盾。

目前市民批評港鐵坐享巨額盈利卻不斷加價，服務水平又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也擔心港鐵排擠了其他競爭對手形成獨大以後將缺乏優質服務的選擇。然而加價是法律允許的權利，節省前線的車務及後勤的工程人員人手又是提高利潤的重要手段，於是盡量壓低非繁忙時間列車班次以及維持最低限度的維修保養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造成多數時間載客率偏高以及故障頻生的結果。

政府應對公共交通運輸業實行全面公有化

總結以上的論述，我們認為「以鐵路為主，路面交通為輔」的發展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但社會應對公共運輸系統作出更全面的統籌，尤其是路面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理論上，效率佔有優勢的港鐵可以向效率較低而必要的輔助公共交通服務提供一定的補貼，大小巴之間也可能進行混合經營以符合於實際需要提高效益，不過股東們決不會樂意港鐵統一包辦不能提供利潤貢獻的項目，大、小巴和保姆車的營辦商也不會願意將仍具營利能力的業務轉交他人支配統籌。

因此，研討會認為只有對港鐵實行公有化才具備克服目前矛盾的條件，只要利潤保留在公共財政當中不被個別的管理人員和一眾股東瓜分，就算票價適度下調，港鐵本身也有資源增聘人手改善服務水平。更進一步的，港鐵的盈利可以為全面公有化公共交通事業的目標提供財政基礎，我們相信通過社會的民主管理，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之間將可以互補不足，提高社會效益的同時，騰出的人力資源既可以減輕全體從業人員的壓力，又可以繼續為社會服務，市民也能以合理的價錢享用到高效而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務。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6月4日　　

原本，每年到維園燃點燭光，該是香港人沒有太多爭拗的共識，但刻下，卻是腹背受敵。除了建制派的例行攻擊，也有來自本土右派的歪曲，指六四「是大陸的事」，要求切割，云云。

正如筆者的老師所言，香港面臨的是一場解體運動。

於這一解體時代，至為明顯的，是充斥一股無人駕駛的毁滅的欲望與快感。看看陳雲如何扭曲六四的意義，就可知一二，他寫道：「借學生運動過橋，流別人的血，香港人送錢送物資給北京學生，寄望他們成為香港人的僱傭兵，結果部分學生犧牲了性命」云云。這完全是污衊。

當年，雖然定位上只是支援，但香港人的投入卻是史無前例，不要說有多次過百萬人上街，六四一夜到底多少人哭傻了眼？如果時針可以倒撥，香港人或許能夠做得更多，但難道這麼多人流過的汗和淚，統統都是虛偽？

又例如，維園的燭光晚會，明明是香港人六四至今的主要悼念大會。但當下一些政客竟指這不是香港人的六四集會，相反尖沙嘴那個才是，這真是患了歷史近視症，完全不知所云。

眾所周知，出席維園晚會，從來不是因為它舉辦得完好無缺，而去的人也從來不因台上的人有什麼「光環」（尖沙嘴人的所謂沒收光環）；晚會的真正意義，倒是一份守衛記憶的堅持和追求正義的心，凡此，屬於25年來依然記掛六四的香港人。無論同意不同意，六四的這個傳統也構成了香港身分的核心。

一個扎根於香港的哀悼傳統，刻下竟給方才冒起的政治勢力不求甚解的詆譭，或許這個新興的所謂本土，作用其實是毁滅本土的偽本土。

問題是，當下出現的，並非是那種「如何才能更好」般的爭端，而是一股持續趨向解體的毁滅力量，哪怕在八九六四如此具有同情共感的課題上，他們也輕率地對當下和過去的種種努力予以否定。

解體，才是時代的新難題。

（刊於2014年6月5《明報》觀點版）

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自1989年6月4日起，每年維園都會有點點燭光，悼念當年於天安門廣場為中國民主犧牲的大學生。不知何故，近年的六四燭光集會人數都超過15萬人，而且1989年後出生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筆者亦是其中之一。筆者作為一名90後，雖然只能從互聯網得知事件始末，但都能對當年所發生的事實作客觀判斷，因為證據是不會說謊，只會令真相更加清楚。即使建制中人不願正面回應事件，顧左右而言他，說甚麼歷史已成過去的屁話，但他們都沒有直接否認屠殺的事實，因為這就是事實，說1.000次，甚至10.000次，事實都不會改變。這亦是為何維園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燭光，因為香港人眼見的事實未能得以平反，我們為的是只是一個公道，一個為六四死難者而討的公道。

儘管六四事件已過了25年，數以萬計的香港人每年都風雨不改到維園點起燭光，向死難者表示哀悼。筆者認為香港人這一份的堅持絕不簡單，他們的堅持完全是一份對香港核心價值的信念而來。即使當年六四死難者與我們素未謀面，但我們仍然會受到切膚之痛的傷感及對當權者表示憤慨，這全因為良知呼喚我們。事實上，當年屠殺的相片、片段或文字的報道，我們一切都看在眼裏。我們除了對此表示悲痛，就只有對當權者的憤怒。當年學生們手無寸鐵，為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對中國民主的追求，為的是希望中國能建立民主政制，而摒棄改革開放後一連串的貪污腐敗，這高尚情操已值得我們尊重。相比之下，筆者作為一名學生，對社會所做的事絕不夠當年學生們所做的多，遺憾的是當權者並沒有欣賞及接納他們愛國家的舉動，而是用暴力清場，令學生們的眾家長失去他們的好兒女，一個真正愛國、為中國民主發展而努力的好兒女，這又是一個講求文明的國家所為？

最近有一群自稱愛國的人士指軍人都有死傷，並說這是由一群學生所策劃的暴動，危害政權穩定。其實筆者認為這些言論根本毋須理會，這些言論完全歪曲事實，因為他們只會相信共產黨所說的一字一句，根本不會有個人意志，故他們只是當權者的一隻應聲蟲，遑論希望他們會有客觀判斷。但筆者對他們沒有討厭，只有可憐，一群沒有個人意志的人士，與死物又有何分別，一味歌頌當權者，未能有個人意志的人士，我們又何必多加理會，筆者只為他們的遭遇表示可憐。如果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言論，筆者只有更加感到遺憾，因為他們不只是失去個人意志，更甚者而是失去良知，這是十分可悲。

筆者昨晚都有參與集會，眼見年輕人越來越多。筆者更加有信心六四最終得以平反，因為我們已做到薪火相傳，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令六四事件逐漸被淡亡。筆者相信連筆者在內的年輕人，絕對能夠堅持良知，從而希望六四事件會有一天得以平反，最重要的是還六四死難者一個遲來的公道。

新聞自由概談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夏季號 Issue 10 〈新聞自由〉
圖文版按此

甲、前言
今年二月，《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及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罕有指香港言論及新聞自由正受威脅，呼籲公眾捍衛法治，並以此保障言論及新聞自由。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包致金在其退休感言提及，新聞自由是法治基石；傳媒是法治重要捍衛者。到底新聞自由是甚麼？我們不妨先循其本，重溫新聞自由的國際標準。

乙、言論自由國際人權標準
《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合稱國際人權憲章，是國際人權法的基礎。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第十九條訂明保障言論表達自由，為該權利的國際人權標準。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是公約機構，由獨立人權專家擔任委員，專責監察各締約國實施《公約》的情況，包括定期審議各締約國報告、審議後制訂審議結論、訂明關注事項及改善建議、制訂《一般性意見》，權威解釋《公約》。

丙、聯合國具體解釋表達自由
委員會於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詳細解釋《公約》言論自由，包括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依據
《公約》第十九(二)條要求締約國保障言論表達自由，包括「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因此應保障傳媒及市民尋求、獲取及傳播資訊的權利。《公約》訂明的保障亦包括一切表達形式和途徑，所以不論是報紙、影音、電子或網絡新聞報導均受保障。（段十一、十二）

獨立傳媒的重要性
表達自由是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基石，亦是落實公開透明及問責原則的必要條件。（段二、三） 同樣，獨立及自由的傳媒促進公共討論，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對保障思想自由、言論表達自由及《公約》權利甚為重要。（段十三）

傳媒包括新媒體
言論自由無分主流或非主流傳媒。委員會認為「新聞報導是廣泛行動者共有職能」，包括「專職記者、評論員、網誌作者及透過自助出版或互聯網或其他媒介的人」，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促進新媒體獨立，並確保市民可接觸新媒體」。（段十五）

至於監管制度，締約國「應考慮印刷傳媒、廣播傳媒及互聯網的分別」。（段三十九） 聯合國促進及保護意見及表達自由特別報告員亦強調互聯網的獨特性質，即使以往監管或限制傳統媒體的措施合理及合乎比例，延伸應用至互聯網則不然。

資訊自由法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應「積極公開涉及公眾利益的政府資訊」；「盡力確保公眾便捷、迅速、有效、切實獲取資訊」；並「採取必要措施確保獲取資訊的權利，包括資訊自由法立法」。 （段十九）

獨立公共廣播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應「確保獨立公共廣播獨立運作」，包括「保障其獨立及編輯自主」及「以無損其獨立的方式提供經費」。（段十六 ）

廣播發牌制度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應成立獨立公共廣播發牌機構，負責審查及批准傳媒廣播發牌。發牌條件及費用標準應「合理、明確、透明、不歧視及符合《公約》」，並應使公共、商業及社區廣播平等分配有限頻譜。（段三十九）

多元獨立媒體
委員會重視多元獨立的傳媒，認為「締約國不得壟斷控制傳媒，更應促進媒體的多元化」，並應根據《公約》採取行動，「防止有人控制傳媒，干預他人的言論自由」，（段四十）同時「保障少數族裔及語言群體獲得多元廣泛資訊的權利」。 （段十四）

保障新聞工作者安全
記者經常因履行採訪職務而受到威脅、恐嚇及襲擊。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保護行使言論自由的人，免受以打壓其言論為目的之攻擊」，並應即時及積極調查威脅、恐嚇及襲擊記者事件，緝拿真兇」。（段二十三）

限制須合乎比例
若要限制言論自由，則須符《公約》第十九(三)條訂明的限制，即「經法律規定」，且限於為了「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而有必要設限。

限制須符《公約》條款、目標、宗旨及人人平等不受歧視原則。限制須出於必要，通過相稱性原則，並選擇對人權侵犯最小的方案（段三十四），尤其證明「言論表達和威脅的直接和緊密聯繫」（段三十五）。委員會指出在「涉及民主社會公共討論公眾或政治人物，《公約》尤其重視言論不受限制」。（段三十四） 委員會認為，「所有公眾人物，包括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等行使最高政治權力的人，應受到合理批評和政治反對」，「有辱公眾人物的言論表達形式並不足以成為處罰的理由」。（段三十八）

就「國家安全」而言，締約國「必須確保叛國法及國家安全法（如官方機密條例或煽動叛亂法）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的嚴格規定」。委員會認為締約國若藉上述法律打壓或封鎖與公眾利益攸關的資訊，或拘捕記者、研究員或發放資訊者，則不符公約。（段三十）

丁、新聞自由屬憲制權利
《公約》於一九七六年適用於香港，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則按《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適用於香港，香港政府須定期向聯合國提交報告及接受審議。

《基本法》第三章訂明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香港法例第三百八十三章）第八條抄錄《公約》大部分條文，將《公約》納入本地法例，包括保障新聞自由。由此可見，新聞自由屬憲制權利，若受到侵犯，可依據《基本法》及《人權法》透過司法程序申訴。

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香港的審議結論
聯合國審議香港實施《公約》情況，多次關注香港新聞自由。

一九九九年
委員會關注「《刑事罪行條例》對叛逆和煽動這兩項罪行所作的定義過於籠統，因而危害到公約第十九條所保障的發表自由。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定的所有法律，均須符合公約的規定。」（段十八），並於二○○六年及二○一三年重申此關注。

二○○六年
委員會關注「多宗有關新聞從業員和傳媒工作者遭恐嚇和騷擾的個案，牽涉政見爭拗 (第十九條)。香港特區應採取積極措施，防止傳媒工作者被騷擾，並檢控有關的違法者，以及確保傳媒可獨立運作，免受政府干預。」（段十三）

二○一三年
委員會關注「有報告指出，中國香港的媒體和學術自由有所惡化，出現了逮捕、攻擊和騷擾記者和學者的情況」，強調香港「應按照委員會關於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採取有力措施，消除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無理限制，特別是施加於媒體和學術界的，須採取有效步驟，包括調查襲擊記者事件，並落實公共機構獲取資訊的權利」。（段十三）

參考資料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第十九條：思想及表達自由》。二○一一年九月十二日。

《竊聽風雲3》一石激起千重浪，借丁屋這特權，深刻刻劃土豪的嘴臉，入木三分。對盲目發展，破壞自然和鄉村生態，大家深痛惡絶，遠至台灣也有網民形容「地產開發索賄，檢調監聽偵查」，天下烏鴉一樣黑？看似虛構的荒謬故事，弱肉強食的劇本，但真實的世界又如何呢？現實的會否更赤裸，還是更複雜，這裏試從現實與故事作對比。

賄賂

戲中涉及賄賂，送錢給官員買下發展的方便。現實世界，新界沒有「賄賂」，「賄賂」太看輕官員和新界。一切更複雜，盡在不言中。傅老榕家族的後人傅厚澤自六十年代持有南生圍大部份的土地，夢想發展成商住項目，一直受城規會阻撓不得成功。後來，恒基聘請曾在政府負責元朗用地前高級測量師溫文儀為顧問，作「拉綫人」，撮合傅厚澤和恒基共同發展南生圍，為項目「牽頭」，向城規會申請發展，而1994年終於獲批准，但後來因換地問題而停滯不前。現實當然沒有金錢的「賄賂」，而官員和發展商也可以私交甚篤。傅厚澤在訪問中形容， 70年代初次遇見為官的溫文儀，已經「好好傾」。

換地

故事中涉及地產商用「廢地」跟土豪換地發展，現實土地是否有廢或好呢？地又怎樣換呢？原來單是今年的換地相關收入，就達土地收入的一成，換地一向是地產商跟政府交涉的傳統。地產商手中的「廢地」，大多是位置不好，遠離基建道路，或是生態價值較高難以發展的土地。說回的南生圍發展，發展商在南生圍旁的甩州「廢地」，這發展商眼中的「廢地」，卻是市民的寶地，既屬於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亦是拉姆薩爾濕地範圍。發展商花上近30年一直強調甩州的生態價值遠高於南生圍，要求用手持21.9公頃的甩州土地，換取南生圍的19.1公頃的政府土地，消滅南生圍，將屬於我們的地變成大型發展計劃，興建960幢四層高的豪宅，10座低密度的樓宇，甚至哥爾夫球場，幸而計劃至今仍然未通過。

艇仔

戲中主角都是發展商收地的中間人，我們俗稱的「艇仔」，戲中人人鬥智鬥力，巧取豪奪，左右逢源，安撫村民，鼓動賣地，又遊走各大地產商，食盡兩家茶禮，現實又會否如此猖獗呢？

「我哋四百蚊買入，可以七百蚊賣俾老細，到時政府收地一千 蚊呎，一年你就可以賺三百蚊！」(壹週刊, 27-9-2012) 收地艇仔早已盛行在市區重建和新界農地，在發展商眼中農地奇貨可居，像新界東北發展，只要計劃成功上馬，在非可建住宅的範圍內農地，可膁取每呎千元的政府賠償，而其餘可建住宅的土地，政府會協助舖設道路基建，變成呎價起碼達幾千的豪宅項目。各大地產商都有御用「艇仔」，專門聯絡收地和「艇仔」可居拜是大地產商的高層，第二、三位的交椅，新界大型項目如︰Yoho town、尚悅、朗豪居，都是「艇仔」低價從村民買入，通給城規會改劃成的住宅。「艇仔」幫發展商開山劈石，拉攏鄉紳。早已洞悉天機的新鴻基在古洞收地，為討好村民，也入鄉隨俗。古洞村村長姚榮來曾讚新地很豪爽，他說：「每逢觀音誕，村內節慶等大型節目，我都會寫信去新地攞贊助，十萬八萬無走雞。」。(壹週刊, 14-10-2010)艇仔、村民(長)變成互利共生，而他們也不是省油燈，得知發展商的收購範圍，會先買下車路的出入位置，再賣給發展商賺取巨利。(信報7-5-2012)

《竊聽風雲3》的故事看似荒謬，但現實也是畸形，這只是新界的故事？梁振英政府大力發展新界，向大嶼山開刀，消滅我們的郊野公園，破壞生態，表面冠冕堂皇為發展，解決住屋問題，涉及利益、財團錯綜複雜。看官方的填海計劃，包括小蠔灣、第三條跑道、東涌、港珠澳大橋、欣澳等計劃，期有近4000公頃的海洋將消失，而規劃為住宅只有小小的100公頃。發展、收地，為誰而建呢？

位於大澳的天利苑，由公屋轉為居屋的85個單位，本周開始派表（按：報章報導派表反應一般，《蘋果日報》則報導屬95年樓的天利樓，裝修費或貴兩成），6月11日至24日「收表」。當大家以為梁振英挖盡心思，解決香港市民住屋需要時,，大家是否知道天利苑背後的故事呢？

原天利樓14戶居民，在完全沒有被諮詢及亳不被尊重情況下「被調遷」。將有居民居住的公屋轉為居屋出售，是全港首個案例。大部份原天利樓的住戶，都是經歷過一次被清拆，以為可以在天利樓安居，但房委會卻將行政失誤導致單位長期空置的責任，轉嫁到居民身上，要居民一搬再搬。房委會的搬遷補貼，亦根本不能令住戶有足夠資源重建家園（平均一人只得三至四千元），令居民感到極到困擾。

居民表示「我們都是基層市民，過去將全副心血都放在現在的單位，哪有閒錢去重新裝修？」更何況今次是亳無準備下「被調遷」，居民根本沒有準備一筆裝修及搬遷的費用。房委會一個「非人性」的決定，就摧毀了14戶居民辛苦建立的家園。

居民被逼接受調遷，雖然現在已陸續揀樓，但房屋署提供的單位仍有不少需要維修之處。加上裝修需時，居民仍需居於天利樓的現址，但房署卻施以「無人性」的手段，在居民未遷出時已大肆翻新，進行打拆掃油等工程，對於仍住在天利樓的居民做成嚴重的滋擾。

現有14戶住戶中，有長期病患的長者、有中風卧床的街坊、有需要休息的基層勞力，房署的「無人性」手段令我們一眾心有不甘但無奈接受被調遷的街坊，感到房署「拙拙逼人」。居民曾與助房屋署理署長廖敬良會晤，強烈要求停止所有工程，但最後房屋署只將工程的時間縮短及減少一支打拆器，根本無解決滋擾的問題。

居民已因被逼遷感到鬱結，現在又要為新單位的裝修而張羅，實在身心疲累，但房署卻無人性地要雪上加霜，「驚居民唔死」，手段比私人發展商收樓還要惡劣。

有老人家表示，：「97年，房屋署拆我兩間棚，被迫入住現時單位，以為可以過世。住左十幾年，依家又話間屋要比人住，我地好似四等公民咁，比人踢黎踢去！」

另一戶大澳街坊婚後申請公屋，獲編配天利樓，當時打算是「梗揀龍田邨2期啦（天利樓），1期較舊，要拆或者重建當然都係1期先啦！」「點知依家竟然住新樓要搬，荒謬的是我依家揀番1期單位。唔通我地無權住新樓？ 」

梁振英為了滿足競選的承諾，不惜無理地趕走現有居民，原來85個居屋單位的背後係：一屋成功萬戶苦！

圖：now新聞台

圖片說明：為何港英政府在戰後大建水塘？為何特區政府轉靠東江水？圖為船灣淡水湖。

我們經常聽說，開發新界鄉郊甚至郊野公園的爭議，是「發展與保育」之爭：一邊是政府打「房屋牌」，指市民要住屋就要將鄉郊城市化，一邊是環保界打「後花園牌」，認為市民需要郊野抖抖氣舒展筋骨。

這種已變成陳腔濫調的討論框架，遮蔽了一個重要的面向——新界鄉郊是作為維持香港自治的戰略地帶，被港英政府刻意保存下來的。如果我們今天還是認真落實高度自治，泛民主派還要和市民一起爭取民主政制，就有需要回頭檢視港英殖民政府的城市發展佈局，認識哪些是落實民主自治的本土戰略條件。

殖民政府於1898年租借新界時，主要是利用其廣闊幅員作為防止其他列強進犯維港兩岸（維多利亞城）的軍事緩衝區。到共產黨於1949年上台，地緣政治形勢劇變，再加上數以百萬難民湧入，殖民政府確立新界鄉郊對維持港九城市運作的關鍵地位，形成歷經數十年的城鄉共生格局。

英國政府知道香港難以脫離大陸獨立，也難以做到完全自給自足，但為了避免在政治上被中共政權過分牽制，殖民政府想盡辦法在本土儲水、發電和生產蔬菜肉食。譬如，雖然在1960年代初開始從深圳輸入食水，但另一方面也積極建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儲水；雖然有從大陸入口蔬菜肉食，但另一方面也透過立法及補助，積極發展本地蔬菜種植和禽畜養殖，達至超過50%的本地自給率，以防大陸隨時禁運。

如果在水、電和食物這些本土戰略條件上完全沒有準備，英國政府在香港前途談判時形勢肯定更為惡劣。只是後來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對英國而言只剩下短期利益，港英政府無心戀戰，城鄉共生的自治格局迅速崩潰，被北京的中港融合戰略取代：新的東江輸水管逐漸取代境內水塘，成為食水主要來源；1980年代港資北上開工廠令香港工業北移的同時，北京也吸引香港的農民回大陸開農場，一方面統戰漁農界，一方面令香港失去食物供應自主。新界原居民地主群體更是重點收編對象，北京透過《基本法》第40條維持原居民在與殖民政府博奕中取得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地主繼續炒賣農地和搞丁屋另類地產項目，鄉事派遂全面贊成新界鄉郊城市化和與深圳「融合」。

台灣反服貿抗爭讓香港人明白，從北京而來的經濟甜頭，總是政治控制戰略的一部分。由CEPA和自由行、到高鐵等數之不盡的跨境基建、到本土農業發展被刻意打壓、到全面將新界鄉郊都市化與深圳融合，再到向南方電網購電計劃，上述北京及特區政府推動的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策略，終將反過來成為了北京加強控制香港，令香港難以實行民主制度的手段。

我們寄望泛民主派不被所謂「政治 / 民生」的二元框架限制了視野，重新把民主運動與香港未來城市發展策略扣連。那不是「逢中必反」，也不是「逢發展必反」，而是要將零碎的議題綜合起來，具體地說服市民，怎樣的經濟和城市發展策略才能最好地促進香港民主自治和應付日益惡化的環境危機。缺乏這種整全視野，香港民主運動之路只會愈走愈窄和空洞化。

港英政府的歷史經驗很清楚，水、電、食物是三大重點，不能放鬆。如今特區政府以房屋之名聯合鄉事派和地產商全面開發新界鄉郊，放棄本土農業，還想依賴大陸供電，無異於自斷命脈。從推動民主自治的角度，必須堅決反對。

文：東籬

昨晚立法會財委會再次就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初期工程撥款進行討論，多位泛民主派議員進行「拉布」以求拖延東北撥款的通過。然而，屬於建制派的財委會主席吳亮星企圖在充滿爭議下強行「剪布」，務求盡早表決令工程上馬。會議期間，原於門外示威的上百名新界東北居民突然衝進立法會大樓，並成功佔領大堂。在議堂內外的緊張氣氛之下，主席吳亮星最後宣佈財委會會議結束，並沒有就東北發展前期撥款進行表決。自梁振英政府上台後，政府不斷加快共化社會的步伐，手段可謂層出不窮，筆者今天將就新界東北計劃，稍為向大家分析一下其邪惡之處。

在分析計劃的爭議點之前，讓我們先回顧整個東北計劃的時間線。承接1998年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政府開始對新界東北規劃進行探討，並於2003年完成研究。政府其後將發展計劃暫時擱置，直到時任特首的曾蔭權於2007-08年施政報告中正式把新界東北列為「十大基建」之一，東北計劃才再次進入政府的視線之中。最後，經過三次「公眾咨詢」，新界東北的環境評估報告在2013年9月的環境諮詢委員會會議中獲「有條件通過」，並於其後獲得城規會同意其計劃大綱。而新界東北發展的前期工程勘測費用已於2014年2月25日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上通過，並等待立法會財務會表決撥款（即為現時階段）。

整個東北計劃的爭議點，主要有四個：

第一，政府在計劃中漠視村民的權益，對地區的影響評估不足（例如連具體受影響老人的數目亦未有清楚資料），事後安置問題仍懸而未決，便急急上馬進行勘探，其決心之大，不禁令人懷疑其背後的動機。

第二，根據「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政府原本屬意將打鼓嶺/坪輋地區將納入「邊界特別發展區」，變身為內地人可免簽證進入的「共同經濟發展地區」#。名為發展東北，實為「賣港」，企圖加快推動中港融合。而最新修最訂的發展藍圖中有大量地區被劃為「特殊工業」，古洞北發展區內亦設有「商業、研究與發展」地區，偏僻的位置與其發展用途的不符，亦令人不禁生疑。

第三，城市規劃委員會於審批發展大綱圖期間，總共接獲約6萬封反對書，而支持的卻只有個位數。正如梁國雄議員所指，政府只想「數夠票」就硬闖，將壓倒性的民意拋諸腦後，棄之不顧。

第四，儘管早於2008年6月開始了第一階段及隨後的第二階段公眾咨詢，但由於政府和顧問公司將消息封閉，市民大都被蒙在鼓裡，直到2012年6月政府公佈第三階段的公眾諮詢文件，才赫然發現這計劃的魔鬼細節。這種黑箱作業，企圖蒙混過關的做法，不但剝奪了公眾發表意見的權利，更嚴重地破壞一貫的程序公義。

正所謂「人無恥，則無敵」，吳亮星不僅涉嫌於東北發展計劃中有利益衝突*，身為主席的他為了幫政府護航，以求盡快將計劃上馬，多次以「已經給予議員足夠提問和發言機會」和「發言內容重複」為藉口，企圖劃線限制議員議員發言次數，提早剪布表決。然而，對上幾次會議的焦點均圍繞吳亮星的利益衝突問題，對東北發展的討論並不深入。再者，正如議員梁繼昌指出，委員會主席或小組主席並沒有與立法會大會主席相等的剪布權力，強行剪布並沒有法律基礎。

一個屢屢違背民意，倒行逆施的政府，恃著有一班無恥之極的建制派議員不分是非黑白地偏袒自己，無論施政方針如何謊謬，如何混亂，如何賣港，往往到最後還是掛著那勝利者的笑容。香港人，連白髮蒼蒼的老伯伯亦親力親為地衝入戰場，誓死保護家園，捍衛權益的時候，那…你還是要噤聲嗎？

# 在最新修訂方案中已暫時擱置
*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身兼中銀香港信託董事長，而中銀香港為新界東北擁有大量土地的發展商的主要貸款銀行。
圖片來源: 網上資料

致市區重建局邱松鶴總監：

本人居住之單位早前樓梯已一而再再而三拖遲維修，也曾試過跌傷人，幸好只是皮外傷。但今次是關乎瓦頂有危險情況，本人感到十分失望。

貴局早前在跟村民開會時在邱松鶴總監親口應承會儘快安排維修屋頂的事，到現在屋頂情況更加惡劣，但仍然沒有盡快維修。更甚的是，貴局代表李小姐早前與本人通電話時提過屋頂問題已太嚴重，無法維修，明顯與邱松鶴總監所承諾會盡快維修有所出入，完全背棄承諾。當初若非貴局插手破壞，遲遲不理會維修事宜，屋頂情況不會如現今般壞，本人更不需搬走。由於近日連場大雨，本人擔心居所情況愈來愈嚴重，希望　貴局能盡快確實回覆本人有關維修屋頂問題，因　貴局邱總監確實親口承諾有關跟進。

至於早前　貴局提出的維修期間可以讓本人暫住保安室單位，但要簽定附帶條件，本人認為有些條例不合情理，例如第六項，還有第一項共用洗手間，客廳部分及共用設施。我本人基於私隱及衛生問題，絕不接受這些條款。

本人認為　貴局必須安排一次維修會面，安排工程負責人與本人見面溝通，商討維修詳情如何時搭棚、維修方法、需時多久等，為此作個答覆。最重要的是完成工程後，承諾本人馬上可以搬回該單位。所以　貴局提出的第六項根本不需要。

在維修期間，屋內大型私人物件不便搬走，如雪櫃和冷氣機，會把這些傢俱自行處理，不需封閉該單位，不需由保安陪同出入。本人出入的安全由本人負責。希望　貴局盡快在六月十日前書面回覆本人。

衙前圍村重建關注組成員
吳子強

《一年一度「把鬼火」小一派位又黎啦…》

今日就係一年一度「睇見都把鬼火」小一派位日。蘋果動新聞尋日報導雙非家長出席「派唔到，點算好」講座，當見到雙非家長嘅對答，我打從心裡跪求上天，衷心祝福佢地派唔到。張女士問呢：「可否換… 喜歡上水這區？」，可以換架，換返間係深圳嘅比你啦一於。你去百佳換煲你都要買野儲印花啦，你無交稅無付出，咁你係咪用手指來換呀？

小一派位今年只有66.4%小朋友獲派首三志願，係10幾年來嘅新低。聽到呢個消息，我諗起「香港要贏，劉江華就要輸」theory，「香港北區小朋友要係北區讀書，雙非就要輸」。我係偏幫自己友，但如果雙非細路都係派唔到首三志願個33.6%，你係唔係諗起都開心返先？

我地要嘅唔只係香港小朋友派得好，我地仲要雙非派唔到，本來D 資源係留比香港小朋友架，個學位係佢呀爸呀媽係香港做N野年，交稅積陰德儲返來架。

雙非家長，「派唔到，典蒜厚」？
根據大陸人「Impossible is甩繩」嘅原則，佢地都有竭而不捨嘅「發瀾渣」精神。有雙非家長今日派唔到北區小學揚言召集千人告教育局。我而家呼籲你地派唔到你個志願呢，直接去巢教育局局長「吳多掂」，唔好煩住哂小學D 校長同先生。正所謂怨有頭，責有主。
教育局的地址如下，有勞你地立即轉場去教育局發瀾渣：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3樓

給派唔到北區小學嘅雙非家長：

• 入境處日日要看住你班靚仔過關，又要好似順風速遞咁送你班雙非「上路」，佢地真係多得你地唔少架。
• 「雙非」係跨境學童，佢地係日日要過關，但佢地唔係去美國留學咁遠水路。而家已經日日好似fedex 使命必達點到點咁，由關口送到你個仔去學校門口，遠少少你都「發瀾渣」，香港D 靚仔係要「等多班」港鐵返學放學，萬里長征咁跨區返學架。
• 「雙非小朋友係無辜，佢地都有讀書嘅權行」，係呀，佢地有讀書嘅權利，但佢個權利係大陸喎。

我對於北區小學校長老師表示萬二分同情…

• 你想像下，班入面有大量疑似患有「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嘅雙非家長，睇動新聞見佢地「發瀾渣」都打冷震，你話家長日係幾咁大鑊，我相信同勞改差唔多咁大鑊。
• 你又想像下，一班有大量「厚多士」家長，日日好似打街霸咁連環出招話你「厚多士」好鬧佢個仔，真係識武功都內傷。

眾所周知，大陸人係得寸進尺的表表者，點先叫公平？佢地派得好就係最公平囉。派到學位，佢地要交通支援，學習支援，總之就係全宇宙去支援佢個仔。遲下，普通校巴係滿足唔到佢地架啦，準備架動感影院互動學習列車比佢地「上路」啦。睇新聞，見到D 本地家長派到原區讀小學，開心到好似個仔入到哈佛咁happy，真係好心噏，一件理所當然嘅事竟然變到如此艱巨。過多幾年，報地址寫陰間都應該要佢跨區架啦，你想讀書，報大陸地址囉。

PS. 好似流浪貓道理，愈餵佢，愈助長流浪貓；同樣道理，雙非家長一「發瀾渣」，就滿足佢地要求，點杜絕雙非呀？你話如果好似飛行棋咁，雙非家長「發瀾渣」夠3次，有得「送佢返大陸」，你話幾好呢。

蘋果動新聞報導：小一派位66.4%獲首三志願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606/18747236

原文載於姐死姐還在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7%90%E6%AD%BB%E5%A7%90%E9%82%84%E5%9...

我們常說「平反六四」，究竟「六四」所指為何？（圖片來源：now.com）

「今天是六四事件ＸＸ週年，有ＸＸ人到維園悼念」，這個說法由來已久，即使民運人士、維權律師、新聞媒體也喜用「六四」這個名詞。不過「六四」所指為何？為何「平反六四」和「平反八九民運」並用？為何前者比後者更流行？這些問題一直令筆者困擾。

平反甚麼「六四」？

「六四事件」從來有兩種解釋，狹義解釋專指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號凌晨，解放軍於北京清場，屠殺大量平民、學生。這定義本身沒有問題，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重「六四」輕「八九」。查支聯會歷年口號，第一年口號及歷年總綱為「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其後有十六年為「平反六四」或「毋忘六四」。問題來了，我們要平反甚麼「六四」？為解放軍屠城平反？大概只有高達斌和李思嫣會取這種解釋，因為我們說「平反六四」，是取「六四事件」的廣義解釋。

鎮壓成為「主線」　民運成為「前因」

「六四事件」的廣義解釋是指自八九年四月胡耀邦去世後引發的連串事件，並以解放軍入京開殺戒，並在各地鎮壓作結。當中以學生及北京市民在天安門的集會、示威、絕食等為最高潮。但在「六四」的陰影下，整件事的焦點錯置了。北京成了唯一的焦點，上海、成都等地的示威和鎮壓變得無關痛癢，李旺陽更被壓迫了廿多年後才被發掘出來（如果他的經歷更早被發現，他的命運或會改寫）。此外，六月三日、四日的鎮壓成了「主線」。四月開始的連串事件，明明是一場浩浩蕩蕩的民主運動、學生運動，卻成了鎮壓的「前因」。當我們想起「六四事件」時，往往先想起解放軍清場，學生、平民死傷枕藉，坦克、軍隊、王維林成了事件的象徵。反貪、反官倒，要求言論言由和新聞自由，要求政治改革等訴求，卻變得模糊和空洞。為何群眾在八九年有這麼大的不滿？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為何？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何？學生的訴求為何？通通被槍聲、炮火聲鎮壓下來。

必須摒棄「六四」心魔

我不知道為何歷年會將「六四」、「八九」互用，甚至以前者取代後者。我不知道這是有意無意的建構，還是順口所致。但不論如何，「六四事件」本來只是「八九民運」的最後一章，其篇幅卻被無限放大。在我看來，「八九民運」象徵的，是陽光和希望。「六四事件」象徵的，卻是灰暗和幻滅。我們常常說要「平反六四」，如何平反？在我看來，以後要以「平反八九民運」取代「平反六四」，不要再將兩者互用。支聯會說要「繼承民運／學運精神」，不能再在台上喊驚，像怨念般的討債，卻對「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苦無對策。惟有摒棄對「六四事件」血腥鎮壓的心魔，繼承當年學生和群眾大無畏的「八九民運」精神。只有如此，平反才可能成功。

反對房署「只加不減」租金機制不公
房委會請願行動新聞稿

最近有傳媒報導房委會今年可能再次引用公屋租金「可加可減」機制加租10%，令公屋住戶百上加斤，承受加租及通賬帶來的經濟壓力。我們認為現時租金調制機制有不少偏頗，包括沒有計及通賬因素、沒有理會住戶承擔能力，沒有計算綜援戶，只計算收入良好住戶的情況，要求房委會檢討有關租金調整的機制，令到調整的幅度可以切實反映公屋居民的狀況。

機制沒有計算通賬

現時公屋租金以所謂的「可加可減」作為調整機制，即公屋租金會按照住戶收入指數的變動而上調或下調。兩年前，房委會根據2010及2011年的調查結果，因住戶收入增加，租金亦調升10﹪，估計今年會再依這個機制，這種計算方法刻意忽略住戶的承擔能力，因為該計算方法只計算住戶的「名義收入」，卻沒有計算住戶的實際生活有沒有得到改善。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我們見到2010年及2011年住戶的「實際工資」（即計算通賬後的實質購買力），也只是上升了3.9%，意味著住戶的實際生活比之兩年前的生活只有少許改善，房委會只根據住戶的「名義收入」而盲目加租10%，完全漠視住戶的實際生活。

沒有理會住戶的承擔能力

住戶會因為家庭的人口結構不同，經濟開支也有所不同，但「可加可減」機制卻完全忽略住戶開支。例如一個就讀小學及一個就讀中學的孩子，所需的開支已經不同，一個長者與一個小孩的開支又不同，但在「可加可減」機制下，根本就不能反映住戶的開支及承擔能力。同時，機制亦缺乏一個整體居民負責能力的指標，若居民租金佔居民收入超逾25%才能申請減租，這機制顯然漠視居民的負擔能力。

没有計算綜援戶

現時全港有超過17萬公屋住屋領取綜援，佔公屋住戶超過1／4，反映貧富懸殊問題嚴重。然而在計算租金調整時，房委會會扣除綜援戶及富戶，房委會的解釋是因為綜援戶不用自行繳交租金，而富戶則會令調查數字被高估。但現時公屋綜援戶超過17萬，而富戶卻只有兩萬左右（佔公屋住戶3.5﹪），比例上明顯失衡。即使扣除長期領取綜援者（即因年老、永久性殘疾、健度欠佳而領綜援，佔綜援戶的7成左右），仍有3成住戶會再次工作（包括因單親、低收入及失業等原因而領取綜援），當他們不再申領綜援後，便需要自行交租。但是「可加可減」機制剔除綜援戶的計算方法，忽略了這些住戶在再次需要繳交租金時的承擔能力及收入變化，特別是計算失業住戶的收入變化，結果只會高估住戶收入而錯誤調高租金。

本處研究了過去兩次加租的情況，與及相關年份整體人工調整情況，均比全港水平略高，特別最低工資實行後，雖然基層市民的收入因而提升，但公屋租金的計算方法會扯高有關上升水平，而他們大都是收入偏低的家庭，實際的負擔能力未必因而改善，但卻要承受高達10%加租幅度。若他們的租金水平佔入息超逾兩成，也未必因此能夠申請減租。

政府推行公共房屋政策是要令基層可以享有較為廉價的居住空間，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一種手段，避免「貧無立錐之地」的情況出現，但我們見到今天政府的租金政策，即使租金已較租人市場廉價，也令基層苦不堪言。若政府繼續任由現時的租金「可加可減」機制發展下去，只會加劇貧富懸殊。不久將來，基層將連公屋租金也負擔不起，故此我們要求︰

1.在檢討機制前，應擱置加租決定

2.檢討租金「可加可減」計算機制，考慮住戶承擔能力，如加入扣減通脹的因素及居民負擔能力的上限

3.檢討現時公屋租金援制機制，放寛申請資格

葵涌邨長者權益關注組
葵涌邨基層關注組
葵涌邨勞工權益關注組
葵青區議員 黃潤達
梁錦威
梁志成

署理發展局局長馬紹祥：（指村民家園）「果啲土地係政府嘅官地。」

馬屎埔村村民：「四叔幾時變左政府？」

馬紹祥，其實，如果你唔識，不如就收聲？

佢話，
1. 「對於財委會無足夠時間討論問題表示遺憾」
→ 唔洗遺憾喎 ! 個會未開完0架，你唔知0架咩 ? 6月13 ，立法會見啦！

2. 「新界東北相關土地是官地，並非居民擁有」

→ 咁呀，點解政府要用400億來收回土地？而且絕大部份，都係入地產商、原居民，同埋炒地人如陳茂波（個親戚）袋喎！
→ 政府又點解要用咩「加強版傳統模式」呀 ? 做乜要比地產商原址換地呀？
→ 馬紹祥，你訓醒未呀？？係咪傻0架？
→ 其實政府自己的文件，早於2008就寫明，區內6成土地係私人土地，而只有4成係官地囉，唔該。
→ 順手講埋，村民大部份係租戶，只有少數村民擁有自家土地。租戶方面，有租用官地，也有租用私人土地。私地地主包括地產商、原居民、陳茂波親戚（泛指炒賣土地的人）。

3.「 政府會按現有機制作賠償，但由於對方的要求多於機制準則，當局需要研究。」
→ 村民的要求就是「不遷不拆，撤回計劃」，這的確是超越 (也無關) 政府的所謂賠償，歡迎佢承諾「當局需要研究」，即係研究「撤回計劃」，對嗎？

其實你講呢啲，無非為合理化政府毀人家園改建豪宅。但這是什麼理由？

如果你真係要講法理，全香港土地的確都是官地，包括你屋企和我屋企，除非你住在中環的聖約翰座堂，那是香港唯一以永久業權形式持有的土地。因為香港係行 leasehold system，所謂買賣土地，都係買賣一定年期內的使用權，批租人和終極大地主就係政府。（所以咪可以條例強拍你，強收你囉。）

馬紹祥，如果你係講呢個定義的話，你屋企相關土地都係官地，並非由你擁有。這是否一個可以合理化拆你屋企的原因？唔係丫嘛！咁唔係你又講？有冇帶腦呢？

btw，佢月薪係港元21萬幾。

by by the way，其實土地不屬於任何人。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體，包括我們的後代，共同需要和依存、安身立命之所。

報道：
1. RTHK 馬紹祥：遺憾立會無足夠時間討論東北撥款
2. 有線：馬紹祥稱理解新界居民家園感情

題為編輯所擬。

（獨媒特約報導）海怡關注組昨日召開緊急居民大會，近200人出席，繼續就海怡西商場改建特賣場一事，與居民商討接下來的行動，促使業主明白居民的真正需要，作出退讓，以保持海怡在治安、環境衛生、民生等各方面安寧。大會完畢後，關注組率領居民到海怡東商場的Prada分店示威。

直到現時，西商場已有超過20多個商戶被通知撤走，包括小商戶、銀行、連鎖食肆這類居民日常所需的店舖，西醫、牙醫診所則被安排搬到一樓，而舖租更增加10%-20%，舖位亦縮減100-200呎。居民之一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昨日大會上表示，若業主再沒有任何回應，他們會把行動升級，又強調行動並非針對任何人，一直以來抗爭條件和要求很簡單，只是保持居民的生活需要，認為商業利益不應該凌駕居民利益之上。

有居民表示，特賣場的出現只會讓海怡居民負擔增加，並牽連到其他地區的承受能力，令海怡居民日後買生活用品需有跨區。會上居民紛紛提出不同建議，包括把現時西商場的人流、生意額的數據整理並反映予業主，強調歡迎商場裝修，但並不歡迎特賣場，兩者應該分開。

區議員放消息誤導 租戶陷兩難

會上居民表示，於5月27日曾收到區議員陳家珮單方面宣佈，與業主在港會面後，大業主已決定無限期擱置西商場的裝修計劃；但直到5月30日業主台灣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辦事處和第一太平物業管理公司均否認有關傳聞，並表示西商場的計劃依時進行。有居民批評區議員誤放消息，令本來正尋找新舖的租戶進退兩難。人民力量袁彌明指出，業主由始至終未有親自出面交代任何消息，一方面與區議員開會，發佈「無限期擱置」的消息，另一方面仍然趕走現有租戶，並把裝修圖則入紙屋宇署。她表示，下次若有區議員跟業主作同類型商討，應保持高透明度，讓居民參與。

圖：關注組在港鐵地盤張貼海報。

關注組呼籲居民加入

4月復活節期間，海怡西商戶陸續收到業主中止租約的通知。海怡關注組於4月尾公民黨第一次召開居民大會後成立，由居民義工組成，人民力量袁彌明和公民黨陳家洛協助，爭取撤消特賣場計劃、為現時租戶續租。關注組進行多次行動，包括5月1日的千人遊行、到台灣業主辦事處請願、「拖喼入Prada」行動，向業主及有意搬入西商場的名店Prada施壓。關注組亦收集居民5,000多封簽名信，交到業主的香港辦事處，要求直接跟商戶、居民和關注組對話。

關注組表示，接下來會繼續行動，向西商場業主、Prada、議會及政府部門表達訴求。袁彌明強調，希望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則抗爭，她呼籲更多居民加入義工團隊保衛家園，又指時間緊逼，居民要更團結，若果一個月後，西商場內所有商戶被逼遷，特賣場便會成為最終結果。

編輯：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