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早前，終審法院判定政府限制新來港人士需住滿7年才可申請綜援乃違反基本法，要求政府取消。其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回應指「裁決無可避免一定增加明年福利開支」、又提醒市民「再多的儲備，也有耗盡的一天」，似乎一再強化「新移民會耗盡香港公共資源」的論調。另外，有人指責原訴人孔女士利用法律條文，反映新移民正在進一步搶奪香港福利，擔心日後其他社會福利都會以同樣方法被享有，損害本土利益。新移民是否只因「貪福利」而來港，法律是否被濫用公共資源的運用是否只能維持現狀、不能重新調配? 上周四，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舉行〈從終審法院的判決看香港的人權、公義與社會排斥〉論壇，邀請了莊耀洸律師、中大政治及行政政系副教授周保松、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幹事李彥豪及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出席，分別從法律角度解釋法庭的判詞，也從綜援發展、政治哲學及綜援現況等作出分析。
中大政政系副教授周保松指在論壇開始時，提到公共討論的倫理。他留意到終審法院的判決引起了很多市民的討論，但彼此未能好好聆聽意見，也未能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不同意見的人各自歸類成不同派別，有些企圖以語言暴力壓倒對方。周保松指出討論的前題是各人都有機會「錯」，沒有人的觀點是必然的「對」，所以公共討論的目的不止是肯定自己持有的觀點，而是尋找「真」、「合理」的答案。他又指出在討論時，不少人理所當然地標籤新移民為「懶人」、「蝗蟲」，輕視了這些歧視性的標籤對新移民帶來的傷害，使他們在社會中得不到平等的肯定，自覺是低人一等的弱勢群眾。
莊耀洸：綜援制度與單程證目的不符
莊耀洸律師指出判決最主要的爭論在於基本法第36條與145條。第36條提到「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而香港居民定義是居港一年，香港永久性居民則是住滿七年。第145條則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
莊耀洸指，單程證制度的主要社會目的是幫助家庭團聚，也是人口增長的來源。判詞提到社會保障計劃和單程證計劃應該一致配合，一方面鼓勵家庭團聚，另一方面拒絕給予貧窮單程証家庭最低的福利援助，兩個政策之間的矛盾並不合理。至於財政的問題，莊表示政府財政赤字只分別在02/03及08/09年度出現過，而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外匯基金處理不佳所引致。
周保松：權利的優先性
周保松認為，基本法精神體現了香港是個以權利為基礎的社會，其特點是權利以個人為本，而且這些權利是平等的，每人都享有，例如每人都享有遊行集會、言論、思想自由。根據自由主義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的理論，自然權利先於國家而存在，政府的正當性是在於可以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即使個人權利與社會利益發生衝突時，政府都不能以社會整體利益凌駕個人權利。若公共政策只以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為考慮，只求增加社會整體效益，往往會犧牲個人權利。如果公眾認同權利是民主社會中最核心的基礎，就應該給予權利一個優先的位置。
給予權利優先性，即社會需要保障個體最基本的利益。周保松指出，社會福利保障是一種權利，保障每人的基本需要。當社會中有公民的基本需要未被滿足，政府有責任和義務提供最低度的安全網，以保障他們至少能生存（survival），防止因欠缺最低度的經濟基礎，而令公民權利成為空談的形式權利。周保松指出現時香港有大約一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貧富懸殊十分嚴重，可見即使政府提供綜援，給予最低的援助，香港依舊是個不公正的社會。
周保松回應台下觀眾提問時，認同社會上另一個討論焦點是「新移居是否香港人」。根據終審法院判決，香港福利政策違反憲法賦予香港居民（包括永久及非永久性居民）申請綜援的基本權利，周保松指若不認同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定義，可嘗試以釋法等方法去修改和解決，但不應擅自將基本法中的「香港居民」簡化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以各式各樣手法打壓、趕走「非永久性居民」，因為這些是不尊重法治精神的做法。
李彥豪：基層街坊表示「唔忿氣」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幹事李彥豪指出，不少基層街坊對新移民不需居港7年便可申請綜援表示「唔忿氣」，李彥豪續以數據逐一說明市民對新移民在港生活的迷思。根據2011年數字，新移民的離婚和分居比率與全港情況相若，批評新移民以假結婚手法換取港人身份的說法並不合理。另外，李彥豪指出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有下降的趨勢， 2004年合共有72,816人，2011年17,621人，2012年已跌至14,843人，獲得豁免的主要原因包括單親、低收入、健康欠佳等。此外，接近27萬宗綜援個案中，超過7成是給予年老、單親、健康欠佳及永久性殘疾，失業和低收入只佔綜援個案中的8%和3%，所以斥責新移民「懶惰」，不工作卻霸佔香港福利資源並不凖確。
黃洪：新移民在港受到社會排斥
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教授指出，新移民在香港受到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不止是個人的不幸，而是結構性的忽略所引致。香港於70年代設立公共援助（公援），受助人獲發放現金援助，有關金額只包括食物開支。1998年，社會福利署作出檢討，提出「投入社會、自力更生」的政策目標，傳達「有工作總勝於沒有工作”」、「低工資總勝於沒有工資」等訊息。另外，所謂「自力更生」着重在監察綜援人士有否去尋找工作，但真正協助綜援人士重回勞動力市場的措施反而不多，效用亦不夠強。援助金同時帶來負面標籤效應，將接受社會福利者建構成「最不能自助者」的弱勢社群，需要以社會資源來救濟。
編輯：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