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遠先生退出民主黨。在他那封退黨信中，並沒有詳細交代有什麼重要的理念分歧。雖說民主黨他是有份創立的，他甚至是80年代已經從政，但如此這般的政黨生涯，要是在2015年分道揚鑣，還是欠了一份認真的反省和總結。
當然大家有目共睹，狄先生在國教和政改問題，以中性溫和的形象，勸大家袋住先，將矛盾降溫，弄得反洗腦的民主黨非常尷尬，但這不過是個別議題的爭持。重點是，作為民主黨人的這種顛倒實踐，如果不是無間道的話，其實也是對忠誠反對派的某種極端演繹。
忠誠到了一個地步，嘴巴雖仍掛着民主兩字，但立場上卻自我闡割至近乎建制派的境地。
這一80年代發展出的政治定位，即相信跟中央良性互動，以進諫和體諒的心情，來影響中央的對港政策，而同一時間，撇棄對抗性道路，不對當權者進行根本性質疑。但忠誠反對派發展到極端，體諒的心情全面壓倒反對的立場，結果演化成與建制忠誠難以區分了。
然而，寄望於良性互動，這般的想法在89屠城之前，在80年代開放改革的氛圍下，還可以理解，而事實上於89後，忠誠反對派的實踐和理論，已經瀕臨破產。
只是我奇怪，經歷了89，以及近10年中央對港加劇了的干預和打壓，甚至去年8‧31連泛民學者亦都宣告對話之路已盡之後，竟仍有自稱民主派的人士，以所謂體諒的心情了解壓迫者，這在80年代或許叫天真，當下恐怕不只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是奴性，因為忠誠反對派在水深火熱中，卻選擇掩飾人民和當權者之真實矛盾。
所謂認真的反省，在銅幣的另一面，其實也應該回到民主政黨身上。如果89之後反對派已經告別了忠誠的天真道路，那麼一個反抗型政黨又該如何組織和運動起來呢？如果這個政黨只是爭奪議席的機器，正如從前，那它所生產出的，就不過是缺乏群眾運動面向的一個個立法會議員。近年多場大型社會運動，政黨都沒有重要角色，甚或牽頭，這除了世代的因素之外，也因為我們的民主政黨，似乎沒有走出一條不只屬於少數激進派，而是屬於全民對抗的對路，從而真正告別忠誠反對的歪路。
文章刊於今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