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案注資關愛基金150億，旨在維持關愛基金的穩定性，以推行不同的扶貧計劃，例如居住環境惡劣的N無津貼、資助長期病者買葯及醫療器材、長者牙科治療、貧窮兒童的免費午膳等。驟眼看，關愛基金正在協助大量被安全網排斥的社群需要，，其中涉及不少費用，為它注資似是必要的。其實在2011年前，即關愛基金甫成立時，政務司長唐英年已表明基金的作用：「成立基金的目的絕非將政府的責任外判，而是作為一種補充，並協助我們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1]，在網頁上它的目標是：「推出不同的試驗計劃，協助政府研究應否把計劃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和服務」。當然，作為曾蔭權及唐英年政權遺物的關愛基金，梁振英在參選政綱上並無提及過它，亦經常批評一次性措施的不足，以及安全網改革的必要(例如長者殘疾人士申請綜援的單位)。不過，在新政府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中，政府又回到了用關愛基金解決安全網漏洞的老路上。不過，是次注資大筆本金旨在收取更高投資回報，讓基金自行滾存應要的款項，因此該150億不是用作再分配，而是讓關愛基金「千秋萬世」下去的工具。
這策略對社會政策有三個啟示：
1. 制度改革 – 政府不會就關愛基金所顯示的安全網問題，包括排斥性極高的綜援(嚴格經濟審查、標籤、家庭申請)、私有化的醫療系統(葯物名冊、有限的公立醫療服務)、嚴重落後的公共房屋(輪候時間)、去管制化的租務市場(狂飆的租金)、落後通脹的最低工資(衣食行)，提供改革的時間表及路線圖。但政府以基金注資的形式為開支封頂，因此關愛基金此後的融資、資助安排，將交由基金「決定」。換言之，政府將資源再分配的角色，名義上交予非官方的基金委員會，但實際上政府仍掌握實權，因為關愛基金已被納入扶貧委員會中。這減低了政府在維持目前的貧富差距上，所面對的認受性危機，因為責任及公眾視線已轉移至關愛基金。
2. 政府角色 – 關愛基金將繼續開發新的項目，以資助更多「最窮最慘最得不到幫助」的社群。這不但漠視了她們被剝奪的社會權利，只能通過突顯其脆弱的社會地位，換取一點的保障。政府未來在提供(廣義)社會福利的角色上，將變得更為剩餘化及碎片化，因為政府與扶貧會、關愛基金的界線日益模糊，而社會無權審批財政使用、選舉基金會及扶貧會的成員。因此這是以碎片化為手段實質集權化的措施(fragmented but centralized state)，而大部份半政府組織的委任皆是官商學為主，難以改動現有的分配格局；這對基層勞工更為不利，整體社會制度的設計可以繼續傾斜於資本階級。
3. 財政紀律 – 近年政府在政府開支的增長，不少來自於「非經常開支」，如關愛基金、一次性紓困措施(公屋免租、綜援標準金生果金傷殘金多一個月)、青年福利工作員的職位延續等；「經常開支」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務員薪酬等[2]，多年來的增長都被壓抑。曾俊華任內多次以「非經常開支」排洪，但「經常開支」上卻仍堅持2條殖民政府及基本法的財政紀律[3]：經常開支增長不可超過經濟趨勢預測增長；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甚或可以經營盈餘，支付非經營開支(如基建)。兩者將社會發展的需要，從屬於經濟增長的邏輯下，嚴重壓抑福利的需求增長，因此近年即使整體政府開支有所上升，但在高度有利資本積累的財政紀律陰霾中，形同「隱性的福利緊縮」。
總的來說，透過將提供生活工資的責任「外判」給不同的基金、扶貧項目，等同轉移政府資源再分配的責任，壓抑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不希望損害既得利益者，只想沿用救濟的方式，舒緩貧窮人口的生活壓力，放棄處理社會矛盾的核心。但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資產泡沫與生活成本不斷上脹，碎片式的扶貧項目形同虛設。要落實更公義公平的社會制度，需要社會投入更多資源，減低惡化貧富懸殊的經濟活動，這取決於改變有利資本不利基層勞工的財政制度。因此，累進性的稅制改革對維持穩定政府收入是必須的。
與其讓政府最初以慈善之名設關愛基金來讓有錢人贖罪，倒不如名正言順向大財團及一眾富豪如李嘉誠加稅。針對暴利、依靠資產泡沫增加巨額財富的活動徵稅，如設立香港版的巴菲特稅，如 “李嘉誠稅”，亦是可行而且公義的做法。
[1] 唐英年，2010年明報觀點版，「關愛基金 民商官三方合作」
[2] 房委會開支及營運基金只計進「公共開支」，而不算入「政府開支」
[3] 公共開支不可超過本地生產總值20%，這是唐英年在06/07的預算案才再次重提，此前殖民及特區政府的預算曾多次超越20%，因此筆者沒有考慮
作者是左翼21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