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政府終於公布來年的《財政預算案》，我滿心期盼這個「右到不能再右」的政府會改變一直以來「大市場，小政府」的理財方針，推出一系列「派糖措施」舒緩由社會財富不均所引起的深層次矛盾。
怎料整份《預算案》，不見舒解基層市民生活困難的措施，只見各式各樣的「無厘頭」基金，還揚言要「汲取歐洲近年延續福利主義的教訓…不要依靠財富再分配。」
聽畢整份《預算案》，我相信任何一位關心《預算案》而又稍有理智的基層市民和中產的反應都會是「有無搞錯呀？」，而原因應能歸結為那（我相信火星才有的）脫離現實的「中產論」、「財政紀律論」、和「不要依靠財富再分配論」。
不過，本文無意批評曾俊華所假想的「中產論」，因界定「中產」是學術研究上的討論範疇，確實是難以定斷。但有些事實和概念卻是不能胡亂引用，因為後果將是嚴重的。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旗幟鮮明地釐清上述事實和概念（如財富再分配），拆穿這個特區政府一直用以欺騙市民的迷思，好讓這個只會「玩把戲」的政府現形，使到它向廣大的基層和中產市民問責。
虛假的福利主義迷思
曾俊華於《預算案》中鮮有地花上不少時間重申特區政府一路走來的「財政紀律」，明言不能隨便改動稅制，亦要避免重蹈歐美福利主義國家過份推崇福利措施的覆徹，必須緊守「量入為出、應駛則駛」的原則，避免開支過大，導致債台高築，使政府陷入經濟危機。
但相信不少稍為批判的朋友都知道，歐美福利主義體系的倒下並非因其過高的福利措施開支所導致。相反，歐美福利主義體系就是因為其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A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at ensures everyone can live with dignity）及全民就業（Full Employment）展望，國家經濟才能得以迅速發展。而福利國家將保障市民的生活所需（如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障）視作為社會投資，一方面透過完善的社會保障保護社會上最弱勢的基層和生活狀況較好的中、下層市民，以免其因經濟波動而落入貧困陷阱，同時亦緩和因貧富不均所帶來的階級衝突。另一方面，政府主動創造就業，好讓當經濟環境轉差時社會上最弱勢的市民都能投身就業市場，從而帶動消費和商業投資，最終改善社會經濟。
而福利主義下的政府角色就是主動介入市場的運作，透過高稅率所得的收入來增加就業培訓（及教育）、創造就業機會、和提供社會保障，繼而帶動人民生活質素的上升，達致扶貧限富的效果。簡單而言，就是利用整個社會所創造的財富，去改善整個社會的生活質素，「No One Left Behind」確確實實是一個政府對市民的應有承擔。
最近一些歐美福利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是由零八年的金融海嘯所引起（還記得雷曼兄弟、次按、股票市場泡沫這些耳熟能詳的字嗎？），由於部份福利國家執迷於股票市場，美國政府對金融機構又缺乏監管，當雷曼兄弟宣告破產後，便直接引致部份福利國家「炒燶股」，這才是導致最近歐洲福利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危機的成因，而並非人云亦云「福利主義必然帶來國家經濟危機」的錯誤理解。不然司長如何解釋一些福利水平較高、社會較平等、貧窮率較低的福利國家仍能如以往保持其經濟增長？
簡單而言，綜觀學術界對此命題（即「福利主義必然帶來國家經濟危機」）的考究亦尚未有共識，但根據不少歐美福利國家的實踐可以肯定的是，福利開支、稅收，其實與其國家的經濟表現並無直接關係。
不曾存在的「不依靠財富再分配」
《預算案》的另一亮點就是政府鮮有地明言「不依靠財富再分配」，原因與上述的福利主義有關。一直以來，福利主義作為一個施政理念和制度實踐均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當中最重要便是一個較廣而累進的稅制。之所謂是一個累進的稅制就是希望限制極富有的人（如各位司長）不能壟斷過多的社會資源，並透過徵收稅項來建立整個社會共享的措施和保障，支援社會上因收入不均而承受苦果的弱勢市民，透過財富再分配讓他們都能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然而，財富再分配亦有「高／低」，及「向上／向下」的分別。前者是指分配的比率，若透過高稅率來達致財富再分配，那就是歐美一向所作的高稅率福利國家，效果就是高稅率所帶來的較平均（relatively more equal）的社會財富分布。而後者則以所得稅項的使用對象來界定，若向下的再分配，則是指稅項主要用作支援社會上最弱勢的基層（如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生活狀況較基層好一點的工人（例如子女所接受的公共教育）、以及中下層市民（例如公共醫療服務）。
普遍而言，財富再分配是為了構建一個財富分布較平均的社會，以緩和由貧富差距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因此我們經常看到的福利主義國家都是高稅率和主張財富再分配。客觀而言，當一個國家徵稅和使用這些稅收時，便已經作出財富再分配，從來都不存在曾俊華所指的「不依靠財富再分配」！
從「劫富濟貧」到「劫貧濟富」的再分配
奇怪的是，一方面司長指「不依靠財富再分配」來改善現今已經與社會環境嚴重脫節的社福制度（想想在缺乏退休保障下貧窮長者老無所依的情況、或是嚴重不足的資助大學學位數量、還有彊化不堪的失業綜援），另一方面卻設立不同基金來瞞天過海，當中不得不提那無需審查的4.8億用作資助英文能力好的20名尖子到海外攻讀名牌大學的獎學金，簡直就是本末倒置的極致。試想想，這20名尖子如無意外都來自本港的名校，其中大部份相信是達官貴人的子女。
一個理智及有承擔的執政者，理應以弱勢社群的福祉為依歸制定政策及施政，因此歐美福利主義下的左翼執政黨推動了歐洲二戰後一系列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透過建立一個以累進稅率支撐的財富再分配制度，縮減貧富差距，並造就一個充滿笑聲、快樂、平等的國家。曾俊華的理財概念卻是這些「福利國家」的極端相反，不但利用「不依靠財富再分配」的謊言欺騙市民，而且更實施一系列「劫貧濟富」措施，進一步拉闊貧富差距。
把這些概念和措辭理清後就不難發現，這份《財政預算案》說到底就是一場「集體打劫」，獵物是基層和中下層市民，目標是要「窮人資助有錢人」，效果就是「窮人基層口水流，達官貴人唔洗愁」。
馬上改革稅制，建設公義制度
回顧政府的理財概念，原來我們曾有著具前瞻性的分析力和「扶貧限富」福利主義觀的初型。早於一九九零年，政府便就本港社會福利措施改革推出《跨越九十年代社會福利白皮書》，目的是「與時日並進，改革福利措施，達民生所求，解民生之困」，建議應積極提高老人福利及各種社會服務，以應付未來香港人口老化問題。
九零年代所提出的白皮書，直到現在二零一三年都未有實踐，那不是一種社會的停滯嗎？說到底，這是一種人民生活質素的退步。我們常常要求「發展」，但「發展」過後，我們卻忘掉了整體人民生活質素的提升，亦忘掉那些不斷努力、付出勞動力和汗水卻活不到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打工仔」。
其實4.8億元與其用作資助尖子到外國名牌大學讀書，以加強本地教育質素，倒不如好好對症下藥改善問題，例如增撥大專學生資助計畫的總金額、增加大專資助學額、甚至是取消其他基金來推行社會討論已久的全民退休保障，配合稅制改革（例如，設立累進利得稅、增設物業空置稅以防止壟斷資源、增設大型企業利得稅。），以社會集體的力量，把有利民生的福利主義體系建立起來。連最崇尚資本主義體制和低稅率的美國都開始醒悟過來，旗幟鮮明地主張介入市場、改革稅制（向大型企業／企業家徵收更高的稅項）、甚至是向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一系列的生活補貼。
說畢，我相信這場由特區政府自編自導自演的「福利主義慘劇」應該是時候告終吧？不然，傻的嗎？
作者是左翼21成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