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從耶路撒冷坐公交車到特拉維夫，身旁的一名猶太乘客跟我搭訕：「你從哪裡來？是中國人嗎？」沉吟一會，說：「我從中國來，是中國人。」接著，他滔滔不絕：「日本有不少國際品牌，汽車、手機、電器等比比皆是，近年韓國的三星、LG、現代汽車、KIA，深受以色列人歡迎，總說成功進軍國際市場。你們中國，出了甚麼品牌？」我一時語塞，竭力地想出入口以色列的國貨品牌，然後舉出幾個國產家用電器牌子，他帶有不屑地說：「這算不上甚麼品牌，屬低檔次的產品，信譽不高。就算是聯想電子產品，只不過收購IBM個人電腦（PC）業務，引入技術於中國生產。為甚麼那麼大的國家沒有自己創新的品牌，只會抄襲？」我默然不語，感覺無地自容，陷入文化苦思之中，好不容易熬過這近一小時的車程。究竟一個小國何以稱得上Startup Nation，風靡全球搞Startup？
先天不足還是後天缺乏？
香港本擁有創新的優勢，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發表2014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香港整體表現排名第10位，排名上更超越公認Startup Nation的以色列，成為唯一擠身首10名內的中國城市。主要原因基於香港的自由經濟市場，吸引了不少創新科技公司來港設立部門。但不能忽略，過去幾年香港一直排首10名內，2010年更排名第4，但近來卻有降級趨勢。為何政府不斷鼓吹創新科技發展下，卻不進則退，依然不成氣候，終究未能研發創新產品進軍國際市場？成為深得國際認可的Startup City？先看以色列之所以成為Startup Nation，首要條件是重視研發（R & D），引入外資及促進出口。根據不同的研究報告均指出，以色列過往研發總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近4%，居全球首位。世界銀行及「全球創新指數」兩份研究報告顯示以色列在2012年研發總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佔3.93％，僅次於佔4.36%的南韓，而中國佔1.98%。根據香港統計處的資料顯示2012-2013年香港出口高科技產品的比例維持不變，佔0.73%。政府須支持研發創新科技外，更重要讓將研發的產品成為出口商品，「全球創新指數」指輸出創新知識和技術的表現中，傳播創新知識一項，以色列排名第7，而出口資訊通訊等服務更是全球之冠。相比之下，香港在傳播創新知識的方面排名第80，其中以出口高科技產品及出口資訊通訊等服務表現強差人意，分別排名第101及103。以色列2013年出口產品中，研發產品佔總出口總值15%，高科技產品主要包括：藥物、電子零件、化學產品及飛機等佔25%。最大的出口市場分別是美國、英國、土耳其及中國。
衝出神州的創新科技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在2013年高科技產品佔所有商品出口總值50%，出口類別中主要是電訊設備、半導體和電腦等電子產品，大多輸出高科技技術，未見有大量研發及創新的產品，其中66%高科技產品出口至內地，中國仍然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場，全力實踐「背靠祖國」。然而，中國入口外國的高科技產品中，香港的產品仍屬少數，只佔中國內地入口科技產品的3.2%。反之，日本仍高居內地入口科技產品之首，佔24.7%，儘管愛國呼聲響亮，仇日情緒高漲，但日本產品仍大受內地市場歡迎。因此香港研發創新科技不應過於短視只為本土或國家服務，局限於十三億市場，更重要具全球視野，出口至世界各地。以色列能夠外銷創新科技的成功例子俯拾皆是，除了為人熟知的第一代網絡社交軟件ICQ外，還有著名的翻譯軟件Babylon，Teva更是全球最大藥廠。究竟政府在創新科技上擔當甚麼角色？
政府激發創意培訓人才過於巧立新局
以色列政府部門中沒有創新及科技局這獨立部門，跟現時香港創新科技署般隸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色列創新科技研發分別經濟部門內工業貿易及勞工部之下，另一設立在科技航天部（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ace）之下。值得注意的是，研發創新科技的資金來源，竟接近一半來自國外投資者，政府撥款只佔15%，可見研發成果深得外國信賴。以色列風險投資研究中心（IVC Research Center）指出Startup成功之道，在於外資注入及政府支持，政府的參與極其量是激勵計劃、減免稅收和提供福利，政府對風險投資的參與有：當出現市場失靈（如：壟斷）、政府作為催化劑、規定出口條件、確保市場不受政府控制、間接投資（基金）、分擔風險。值得注意是政府不會控制創新科技研發和干預投資。政府對於研究給予很大的自由度，除非該項研究危害人類安全，據聞曾有一位中國研究生來到魏茲曼科學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提出研究核武科技的計劃書，最終當然被校方拒絕。
以色列政府大力推動各大學及機構研發創新科技，致力將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外貿部推出的「聰明基金」（Smart Money）計劃，正與港府對發展香港創新科技有異曲同工之妙，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凸顯其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之決心，包括：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50億元，提出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以九龍東為試點，研究發展「聰明城市」（Smart City 或譯為「智慧城市」）的可行性；推出新的「數碼21」資訊科技政策等。雖然以色列政府財力支援上遠遜於香港，僅撥出1250萬以色列幣（約2500萬港元）資助中小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其中部分款項提供予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德魯茲（Druze）和切爾克斯（Circassian）等族裔。以色列Startup關鍵在於人才培訓，設立專門研發的學術機構，如：魏茲曼科學研究所，只辦研究院，不設本科，讓學者不必教學，可專心研究；以色列理工大學（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更被譽為第二個矽谷，不單培育當地大量人才，更吸引不少世界各地具創意的學者和留學生，集思廣益。
香港最終能否成功發展創新科技，不在於多設立一局，更重要是提供創意的空間與自由，竭力提高國際形象（至少不再墮後），吸引外資，建立創新的品牌。甚麼創新及科技局本身是中性的，但當一個民望低的政府，加上容不下大學生天馬行空的集體創作刊物，令有心研究的學者受壓，便倉促硬推創新及科技局，難免令人感到與創新的精神背道而馳。再看「聰明城市」的國際指標，需要有智慧的經濟、智慧的運輸業、智慧的環境、智慧的居民、智慧的生活和智慧的管理等六個方面。而政府的功能是為市民提供管理服務、優質的生活及讓市民直接參與民主，不是藉發展「聰明城市」令東九龍的樓市再創新高。一個堪稱為「聰明城市」實在少不了「聰明」領袖與「聰明」市民，拭目以待「英明」的政府好比Startup Nation，締造「聰明城市」的奇蹟，讓創意無限的廣大市民成為真正的「聰明市民」。
圖片來源：香港南華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