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盧浩元
很多時候，人會不經意用了「殘疾」作為罵人的說話，例如「你咁都聽唔到，你聾架」、「死跛佬」、「你弱智架」，如果是戲言，或是一時情緒過於激動，尚且可以忍受（我是用忍受，不是接受，因為這些都是不尊重殘疾人的語言暴力）。可是，若是存心向殘疾人士或殘疾人士的家人，作出侮辱性言論，是絕對不能接受，是徹底的歧視行為。從本質上，說出這些說話的人，正侮辱自己的人格。
我說的是昨日在旺角向張超雄說「返去湊女啦，你個女有病」的警察，和月前在立法會會議問「本會成員是否有優先安排子女使用兒童之家的安排」的吳亮星（暗指張超雄智障女兒）。
殘疾人被受歧視的情況，一直都在，標籤、污名化、非主流、社會壓迫等。就上述兩句說話，本文無意分析是否有違殘疾歧視條例，反之是希望指出語言暴力的問題。語言其實是塑造文化和知識的工具，語言也在彰顯權力和壓迫，語言也是反映價值取態。
如果我們的社會持守那警員和吳亮星的價值觀，認為殘疾人就是接受福利，需要政府援助，家人留在家中乖乖照顧子女。再推一步，不如叫輪椅人士、視障人士不要外出，以免阻礙別人？那位警員和吳亮星的想法，或是很多人的想法，是殘疾是弱的，是次等的，是需要專家、醫療服務的，與慈善形象相關。這樣的價值觀，實是得出以補救性主導的殘疾人士政策和服務，不尊重殘疾人作為一個主體，只視他們為福利接受者，在主流社會見不到他們，就如同不存在。
文化的建立，包括了習俗、符號、語言、和制度。文化與價值觀，與殘疾人士被壓迫情況極度相關，這些貶義的語言，正正是該警員和吳亮星所表現的。語言建構了主流/非主流、優/劣、正常/不正常、健全/殘疾，當前者不斷壓迫後者，以自身的權力位置，攻擊別人的弱處，他們只是躲在語言和建制的暴力後，更顯得他們的怯懦和人格的悲哀。
事實上，近年來國際社會對殘疾社群的語言也有不斷的修訂和改進，例如以people with special need取代disabled people（人是主體而殘疾不應是主體）；以活動能力有限制取代跛、殘廢；盡量減少醫學標籤以減低醫學霸權等。當我們相信平等精神，不論有否殘疾，也應在社會有同等地位，也應得到同等尊重，這也是真正的民主精神。以權利為本的角度，分析就是障礙往往是由社會制度、文化造成，殘疾本身絕對不是障礙。簡單而言，坐輪椅根本沒有障礙，障礙的是一級樓梯、沒有升降機等。
再推一步，殘疾根本就是社會的一部份，殘疾人其實不需渴求自己沒有殘疾，因為這是人類社會最自然不過的事實，每人也有機會殘疾，不論是疾病、意外、年老、生育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等，所以在尊重殘疾的時候，在制定合適為殘疾的政策時，其實也是為了自己，為了整個社會，這正是殘疾觀點主流化的精神。
警察是代表公權力，吳亮星是代表權貴的功能組別，把持著社會龐大的資源和政策制定及執行的權力，他們今天赤裸的歧視，我絕對不會以殘疾回罵他們，絕對不會咒罵他們將會殘疾，因為，社會自有公論，他們正侮辱自己的人格，也是我們以道德和真正尊重殘疾人士回敬。（雖然上文分析每人也有機會殘疾）
謹以此文章，向張超雄議員致敬。
雖失了旺角，但民主運動，也要繼續推動平等和公義的精神，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