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編輯所擬。

長毛步出收押所，感慨才幾星期，香港已經變成大監獄。今日政府把政總圍起，把原來的「門常開」，關得緊緊；也把人氣十足的「公民廣場」，變為生人勿近的禁地。

NOW TV 介紹了「公民廣場」，報導指『廣場放置旗桿的位置，十分適合用來做講台，深受示威團體歡迎。無論是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又或是新界東北發展撥款，都在這裏舉辦多晚大型集會........據聞梁振英相當緊張，要求各相關部門要「睇實」，確保加設保安工程可以如期在八月底前、人大常委就政改作決定前完成。政改風暴威力會有多大，可想而知。』

《逆權大狀》中那句「國家是屬於人民的」，聲聲入耳，奈何我們的政府，一面把人民往外推出去，同時把自己禁閉在另一個牢房。

NOW 的報導指「公民廣場」這個「牌頭」，源自「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風風火火的反國教運動，感覺已經很遠，很多家長組成員都忘了這個片段和來龍去脈。

兩年前9月1日四萬人出席的「公民教育開學禮」音樂會後，十位大聯盟的成員即晚加入學民思潮在政總門外的絕食行列，當中有年過六旬的退休老師韓連山和何芝君，還有家長組的Linda黃瑞虹等。

絕食這種自殘決志的做法，至少要耗上三、四天才能產生其道德力量，但在這之前的空窗期，運動聲勢一旦缺乏新動力，有可能在音樂會的高潮後迅即退卻。

不想、也不該把「注碼」全壓到絕食者身上，所以努力拉闊戰場，家長組提出並與大聯盟商討了以下構想：（以下是九月二日家長組的電郵內容，節錄如下）

一、政總定位：我們要把政總，變為「公民廣場」。晚會上，好幾位上台的嘉賓，都說政總前的景況，聯想到89年的廣場。我們何不以此聯想，拉動大家的情緒。在「廣場」上，順理成章要有「公民（七） 課」，有教協的「解（毒）紅材料」展板、掛幡由學民的「埋單計數」變為「公民廣場」、「守護孩子」。我們呼籲老師、學生上課或放學到來上課；

把廣場重新定義／位，變成大家的廣場，讓大家有多一份的歸屬與參與感，這樣有助聚眾，並轉化成運動能量。廣場不是孤島，除了「絕食十子」，還應該是個公民教育、交流的平台，所以很自然會發展出「公民七課」的相輔相成行動。

每晚活動：除「公民七課」，也要讓支持者有得參與。因此，每晚會有訴求，譬如：某一晚發起「一人一蛋」運動，呼籲大家帶上雞蛋，繪上心意字句，放滿廣場；又一晚，請帶來及點上一根蠟蠋，多感性呀；又一晚，請教會朋友到場在特定時刻，一起為絕食者及香港的下一代禱告。我想說，這都是有新聞畫面、也是對絕食者的重要支援，而且可鼓動更多人的參與。期望未到星期六晚，大家會有一句共同語話：「你去左廣場咪？」

後續：如果政府仍無動於衷，這正好是推高「罷課」的有力彈藥；

很多建議都得到落實。家長組韻琪動員前同事Vivien和Adrian大筆一揮，寫出「公民廣場」的「墨寶」，於是把政府的廣場，歸還人民！

老實說，打從絕食開始，無論是大聯盟抑或是家長組都感到「大鑊」，因為caring team未set up，又要安排專人全天候招媒傳媒，聯盟內更要對外說清楚我們是「留守」抑或「佔領」。反正就是千頭萬緒。

兩年前，我們從阿爺欲禁止的思想籠牢掙扎出來；兩年後，發現四處都是籠牢。曾鈺成說這是「多事之秋」。山雨欲來，接下來的冬天恐將更燥動、更不好過。但願總結出當年的運動經歷，能為往後的公民運動，有哪怕是一丁點的貢獻，並向當時的各路戰友致敬，包括已去世的Wilfred Lai.

教育局在網頁文章中指稱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引起社會關注政府是否有意貶抑廣東話的地位，作為大陸同化香港的重要一步。共同語和方言，是其中一種語言的分類方法，而這種分類，可說是政治性的。每種語言本身都有地方基礎，都是地方語言，都是「方言」。而令語言脫離「方言」變成「共同語」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政治因素，簡單點來說就是由政權指定。所以誰是方言，誰是共同語，本質上就是政治問題，不是語言問題。雖然教育局其後迅速道歉並收回文章，但實際上，當局已推動「普教中」多年，參與的學校也日漸增多，情況值得我們關注。

華文世界統一使用現代白話文，實有必要，否則華人世界之出版物不能互通，將導致文化的割裂和斷層，對學界亦有大害。但在於語言，則大可不必，香港文憑試的中文科口試目前主要還是以廣東考核，但按現在官方將廣東話視為「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將普通話視為「正統」，全力推行「普教中」的姿態，若長此下去，相信連口試也變成以普通話考核，廣東話再無用武之地之日實不遠矣。語言的主要功能是日常溝通，廣東話作為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以及日常溝通的語言，以廣東話教授中國語文，實在是理所當然的。語文學習，當中包含很大邏輯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理解，這對大部分學生來說，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即使不論廣東話之源遠流長保留古音較多等優勢，以母語教授中國語文科，也絕對是最有利於學生理解中國語文科內容的做法。

以普通話教中文科，實際上就是在一科教授母語語文的科目中，要教師以非母語教授，要學生以非母語理解，是為了學一種新語言而犧牲語文學習，不利表達，障礙理解，更製造「普通話才是正規中文」的錯覺，壓縮廣東話的生存空間。常有論指普通語教中文有利學習語體文，則屬無稽，普通話與語體文賓際上是兩回事，當你仔細聽人說的普通話口語，那跟真正流暢簡煉的語體文，根本是全然不同的。若果以為以普通話教中文就能糾正學生以廣東話口語入文的問題，那其實只會引來學生以普通話口語入文的同樣問題。若社會認為有需要加強對學生的普通話訓練，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增加普通話課的節數，而不是犧牲中國語文科的學習強推普教中。

普教中在香港已推行多年，不少學校的中文科都已經轉為以普通話授課。學校推行普教中的原因，一般都是指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能使學生更好地學習中 文。然而，就連教育局也承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

普教中為何無助甚至有礙學生學好中文，嶺南大學中文系的陳雲教授早前已在〈普教中有什麼可以學的？〉一文從普通話和廣東話兩種語言本身特性的角度詳細說明。而本文則希望從教與學的角度，分析普教中會帶來甚麼問題。

現時，中學中國語文科的內容相當艱深，除了基本的語文理解和表達外，更要求學生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等有一定的認識和體會。尤其在新學制下，所有高中 學生均需應考程度相當高的文憑試，而文憑試中文科各卷對於學生的思維能力、文化知識、學養根底的要求，均遠遠高於舊制會考，學生要有效掌握中文科的要求， 達到相當的水平，本來已經十分不容易。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實際上就是要教師以他們不熟悉的語言教授，學生以他們不熟悉的語言聽講，大大障礙了師生的表達 和理解，對中文科的教學效能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教學語言，是會大大影響教學成效的。教授本身已不容易表達和理解的內容，最有效的語言，必定是教師和學生的母語。現時即使是在普遍被認為水平較高的英文中學裡，不少教師依然會在課堂中「偷雞」使用粵語講課，以助學生理解學科的內容，可見在事實上，母語才是最有效的教學語言。香港的中學教育是普及教育， 學生的語言能力差距極大，強迫語言能力不強學生以非母語去學習中文科，實際上是在摧毀他們考好中文科的希望、扼殺他們對中文科的興趣，禍及一代香港人的語文水平、有礙於中國文化的承傳。

有不少人認為，普教中能使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的同時，多聽多說普通話，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是一舉兩得。多學一種語言，對學生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可是，普教中帶來的語言障礙，卻加深了學生理解中文科老師講課的難度，使學生錯失不少透過中文科課堂改善中文能力的機會，大大降低中文科的教學成效。 在現今的社會，學好普通話，的確會使學生在語言上有一定的優勢。可是，在決定中文科的教學語言此一議題上，政府和學校卻萬萬不應本末倒置，將「學好普通話」置於「學好中文」之上。要訓練學生的普通話能力，絕不應以犧牲中文科學習作為代價。

我輩自小聽以粵語教授的中文課，中文何曾比不上自小接受普教中的新一代？若普教中如此有優勢，何解新一代中文水平每況愈下？歸根究底，力推普教中，還是政治目的大於語文學習，大於文化承傳。莘莘學子，從來都只是犧牲品。

*載於彭志銘、鄭政恆編：《香港粵語頂硬上》（次文化堂，2014年）

某香港文人，慣用「文學筆法」針砭香港的「通識教育」，自已卻經常犯常識錯誤，竟說出「達爾文的《相對論》」，讓人笑破肚皮。此文人最喜歡講邏輯和常識，卻渾然不知，自已就是那個最沒有邏輯和常識的代表人物。此人還喜在電視上裝深沉扮深刻，言論漏洞百出，卻從不臉紅。另有個女文人，寫的文章就像八婆罵街（我只能找到這個最貼切的比喻），全是自說自話的「低端口水」，卻自以為比「山西農婦」有優越感。

這倆文人還有一種「政治病」，對持有不同社會觀點和政治立場的人，會百般惡語嘲諷。所寫的專欄文章，八成是瞎掰，且千篇一律，毫無創意，政治立場代替思考，經常虛構一個什麼「山西大媽、北京的士司機」來表立場。文章「硬傷」更是慘不忍睹，八成文章有邏輯和事實錯誤，知識性和啟發性等於零。羊群效應下，竟也累積了一群固定讀者，而這群人跟他們持同等政治立場，毫不猶豫全盤通吃，放棄了正常人類的理性批判思維，如少女戀上白馬王子一樣，拜為偶像。男文人被奉為才子，女文人被粉絲抬到「九天護國娘娘」的高度，似乎他們紛飛亂舞的吐沫星子，能讓羊群高人一等。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哲學家羅素先生，寫得一手好散文，文筆俏皮幽默，平和近人，文風也尖酸刻薄，但卻是真知灼見，發人深省。羅素說：「我們這個時代讓人困擾的事之一是：那些對事確信無疑的人其實很蠢，而那些富有想像力和理解力的人卻總是懷疑和優柔寡斷。」這句話點破了蠢人和妄人的兩大特徵：妄人在思維上必定是一個蠢人，蠢人在行動和言辭上表現為妄人，蠢和妄從來都是不分家的，這類人大腦被偏見和無知佔據，形成認知偏差，低估他人，高估自己。歷史上有很多「妄人」，比如洪秀全、康有為、孫文、切格瓦拉等，「妄」了一輩子，竟然鬼使神差般被後人膜拜。

羊群的附和，讓此類文人有一種俯瞰眾生的優越感，唬弄了愚民，藐視了權貴，名利雙收，活在幻覺裏，自以為是真理化身。日復一日，他們的言論誤導了大眾，埋沒了理性的聲音。羅素在散文中說過一個很妙的比喻大抵可以代表我的想法：如果一個人說2+2=5或者說冰島在赤道，你不會憤怒的同他爭論，只是可憐這個人的無知。我也如此，我可憐無知的人，然後「拿出計算器或者地圖告訴他是如何錯了」。也許沒有做到如同胡適先生一樣溫文爾雅，但是始終是重邏輯和事實，一份證據說一分話，不信口開河。

從政治歸屬上來說，我的思維方式經常會左右不討好，政治上靠左的曾罵我是漢奸賣國賊，靠右的罵我是左膠、港共奴才。因為左右兩群人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而且個個全然一副大義凜然、真理在胸的摸樣，都以為自己才是民意，自己最正確。其實，我也時常反思：如果一個和你相左的觀點讓你怒氣難消，那說明你的觀點可能也很難站住腳。羅素也曾說過，迫害和無休止的爭論經常發生在政治和宗教領域，而不發生在數學領域。因為有些社會、政治問題根本沒有答案，有很多都是價值和立場問題。如果帶著自我設定的政治立場去尋找證據，偏見和愚昧就會佔據你的頭腦， 唯一的辦法放棄既定立場，用證據和邏輯去思考，只要不是1+1=2這樣不證自明的問題，就要追問到底，懷疑一切可以懷疑的，最後的答案反而會比較客觀。雖然不知道我思考一個問題有多正確，但我恪守這樣思考態度。我也曾經愚蠢過，但隨著閱歷和知識的增加，我會隨時修正、改變自己的認知和觀點。

這倆文人掌握的知識，擺弄些風花雪月的文學，還無傷大雅，跨界扮演聰明人指點江山、針砭時弊，臧否學術，只會產生愚蠢和偏見。如果還日復一日賣弄銷售愚蠢見識，只能是蠢、妄一體，成為患有「政治腦殘病」的「妄人」。羅素先生的散文《如何避免愚蠢的見識》就是專治這種「跌打損傷」的，應該好好讀一讀。不過，我也明白，要自以為正確的「才子、才女」，承認自己是「蠢人和妄人」並不容易。

大白象的比喻就是平民被送來王帝御賜的珍貴異獸大白象，它既不能變賣卻要花上全部資源餵養，最後因此而蠶食至餓死。高鐵、人工島、蓮塘口岸、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等瘋狂超支的大型基建，它們就是不折不扣的大白象，破壞大自然、社區文化經濟多元、加劇中港兩地矛盾。更為可恥的是，這些費上數千億的好大喜功的工程竟說成是未來經濟民生希望。然而幾年前高鐵經強通後，惡果今日已經昭然若揭。

六七暴房動後香港開始計劃退休保障，當時官員已經意識到退休保障作為基本人權和生存保障的重要性。然而，多年來的討論都因低稅自由市場的大原則，一直未能落實，取而代之的就是所謂的「強積金」。可是推行至今，不但未能惠及基層或投入無常勞動的婦女，打工仔女多年辛辛苦苦的血汗，最後因為高昂的行政和管理費用被基金公司蠶食。所謂的三大支柱「強積金」，最後大家都稱它為「強姦金」。

當社會老齡化成為現實，議員和政府都不能再迴避「全民退休保障」的討論。可是建制派議員特別是功能組別一再反對，強調的是：錢從何來、供養他人父母道理何在、歐洲實施全民退保的國家都面臨破產、退保令香港變成福利社會，最後只會把香港經濟拖垮等等。其實拆破這些迷思的道理並困難，因為退保方案在香港民間和學術界已經有多年的研究，經過精算師的計算，得出每月金額三千元，並以政府、僱主、僱員三方供款的形式進行。香港有上萬億元的儲備，而只需五百億種子基金便能立即啟動，加上多方供款的形式，根本並不構成那些所謂福利社會的批評。加上富人多付的原則，填補了「強姦金」的漏洞，達至財富再分配。

當你看見公公婆婆買幾個生果或兩棵菜都要左計右度，全民退保便可以令他們立即受惠，不用因為入息審查影響家庭關係，令全民受惠。引用余婆婆的說法，不論打工仔和富人都在貢獻香港。大家都有父母生，點解窮人的父母就不值得被政府和社會供讓呢？儘管大家都是香港人大家都層為香港付出過血汗，難道出生爸爸不是姓李就注定老無所依嗎？

如果數千億毀未來的白象工程都能一一上馬，而只花上五百億保民生保將來的退保都容不下，我們還有明天嗎？所以後生仔撐退保就坐言起行，七月二十日早上九時三十分， 希望大家一齊出席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發起的「落實全民退保大遊行」，早少少起床同公公婆婆一齊上街，一起要求政府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為長者訓少陣，無問題啦！

落實全民退保大遊行
日期｜2014年7月20日（日）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中環 遮打花園 （遊行至特首辦公室）

圖：梁國雄面書專頁

文：中大國是學會主席黃宇翔

自立法會大樓遷至添馬艦現址後，政治風氣不僅未似新立法會大樓的名字一樣「門常開」，反而「門常閉」，連僅有的請願空間也日益縮小。清代詩人龔自珍有詩曰「九州生氣恃風雷」，現代政治社會理應開放而百花齊放，豈料今日卻「萬馬齊暗」，也是究可哀也。

在「門常開」之下，示威區一退再退，直到近日，更加在政府總部東翼對開廣場，即日起加設圍欄，用心之膽怯表露無遺，似乎示威者乃其不共戴天之仇敵，惟有將其趕出大馬路，才能眼不見為乾淨。

朋友，我們常問為何要爭取民主，又云民主非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等等。沒錯，民主並非解決問題的萬能機器，但民主社會下的人民對國家的未來有置喙之餘地，那些舌如彈簧的政棍仍必須恭敬地面對民意，人民的聲音不致成為「別有用心的小份人」或「一些意見」，可以肆意無視。

古訓有云「民是城，民是牆，民是垣，有情則為友，有仇則為敵。」而我們的政府卻以鐵馬為牆，以警察作為對付人民的武器。另一邊廂，沒有民意認受的議員卻竊居高位，開車慢了一點的貨車司機卻有可能身陷囹圄。在這社會下，竊國者侯王而竊鉤者誅，這難道不是赤裸裸的不公義嗎？

常有人問我現代文明社會和古代封建社會有什麼分別?是物質生活的繁榮還是科技的昌明？而我認為最大的分別在於公義。在古代封建社會，君權神授，君要你死，你不得不死，只因為君權神授，我的地位與生俱來比你高，所以你必須是我的附庸，可以將人視為一件工具毫無尊嚴地抹去。

但在現代文明社會，我們有一些不可讓渡的權利，我們的社會有公義，任何人都必須受公義的約束，政權不公義，我們有權推翻。惟有公義，人才是一個人。

然而，現在的香港公義了嗎？這個社會有正義嗎？除了錢，我們還剩下甚麼？醒來吧!這不過是個美麗新世界。

（刊於成報19/7/2014）

書展爆出香港人入場25元，遊客入場10元的新聞，使不少香港人感到氣憤，紛紛投訴貿發局歧視云云。但歧視一詞有以下兩種意思，我們看看。

第一，歧視有嚴格上的法律意義，但依現時香港法律，沒有一條歧視條例是針對書展以上歧視發出，但現時進行諮詢的歧視條例修訂會包括，修例涉及如區分本地人及旅客的身份，進行有等差對待，將會納入歧視。但筆者相信很多對今次價格歧視感到氣憤的人，又未必會支持歧視條例修訂。

第二，歧視又可引申為一種心理上的憎惡，例如憎惡某一群體，同時喜愛、至少不憎惡另一群體，因此對他們施以差別對待。一般私人機構或個人作出這種歧視，若不干犯法例，也就奈何不了它或他們。但貿發局作為法定機構，固定不能作出這些歧視，但這種歧視動機是驗證不了，除非貿發局高層親口承認。

因此，我們若以歧視作為投訴的根據，力度是不足的。但是否表示不應投訴，卻也不是，要用另一些理由。貿發局作為法定機構，其推行的政策是否得到公眾接納，是判斷該政策是否合理的一個重要標準。現時書展也有學生優惠，時段價格差異，但這種價格差異廣為公眾接受，所以沒有爭議。而有關旅客、本地人的價格差異則未必，至少現時部份市民對書展價值歧視感到憤慨，就印證這項政策是有爭議的。但有爭議，就應先撤回，就這麼簡單。

為何香港人對於旅客、本地人的價格歧視感到憤慨？追根究柢還是中港矛盾。書展入場旅客多是大陸人，港人認為不值得給予他們優惠，就是這麼簡單。中港矛盾內容複雜，澄清誰是誰非並不是你貿發局的責任，你的責任就是依據香港人意願行事，你有種就說反對價格歧視的人並非主流，因此繼續價格歧視。

同時，根據法定機構推行政策要公正持平原則，貿發局有關「優惠旅客，可以向他們推廣香港閱讀風氣，使書展國際化」這些說法，所謂的好處包含著太多假設及推斷，一句「為何不將本地人入場費調低，以促進閱讀大眾化」的反詰，足令貿發局的解釋顯得軟弱無力。因此，港人不必然要認同你的解釋，這些解釋亦不能作為你貿發局摒棄「公正持平原則」的理由。

向旅客提供價格優惠既有爭議，貿發局違反公正持平原則的同時，又未能說服市民價格歧視有益於香港整體利益。故此，你還是撤回旅客優惠吧！

刊於成報 9/7/2014，眾議院

《孟子．滕文公上》：「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食，非茹毛飲血的食人族，亦非衣冠楚楚的吃人政府，而是供養之意，音如飼（zi6）。平民為人所治，他們供養政府；政府管治人民，為百姓所供養。但現今這個政府，食君之祿，拆君之家，大條道理毀你家園，手持輿論刀子迫你跪低，是可忍孰不可忍！

耗1200億巨資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剛在吳亮星粗暴表決下通過3億前期工程撥款，對面前泛民一於懶理，就如小學老師懲罰「出位」嘅學生：「出位呀嗱，唔准投票！」政府躲在牆角，額手稱慶，距離中港同化又近一步。

社會要發展，市民要上車，經濟要增長，一切無可厚非，但──為什麼這樣一個粗糙不全的計劃，要急急上馬，闖關硬推？偷偷改成公私營合作，私樓用地與大豺團（沒有筆誤）囤地範圍異常吻合，無官商勾結話都唔信；陳茂波涉利益衝突，「太太外家」分分鐘袋過千萬；梁振英親口講內地人可免簽證出入「特區中的特區」，究竟「為香港人而起」的鬼話騙得了誰。

我們的政府，究竟為誰服務？是舐權貴鞋底，還是當中共走狗？想想，是誰給錢支撐政府運作？誰付錢出糧畀官員？全是納稅人。東北發展千二億，是我們埋單。政府是人民公僕，為市民盡心竭力，平衡各方利益，是天職。現在我們政府，面對這麼多疑慮，那麼多矛盾，為何不思解決，反思進取？看，政府匿名指責六個民間團體挑唆暴力行為，藏頭露尾，仿如夢回文革批鬥；人肉錄音機重複n次「不可能不遷不拆」，封死討論空間；大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殊不想想菜園村村民犧牲後政府走數，不問不聞，寒了市民的心。為什麼這個政府，不以實際行動釋除公眾疑慮，而一味向市民灌迷湯Hard sell東北之必要？為什麼這個政府，不去認真聆聽村民訴求，反倒拼命批評村民不識大體？為什麼，這個政府，不是以民為本，消弭紛爭，調和各方利益；而去控制輿論，打壓異己，四條youtube洗你腦，分化我們這已脆弱不堪的社會？

今日香港社會，已有太多衝突、太多分化，建制分裂、愛字頭橫行、泛民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的香港，再承受不起政府插一手進來搞混盆水、搞亂香港。「治人者食（zi6）於人」，希望我們政府，為社會劬勞、為市民盡瘁，解決問題，而不是統戰市民，河蟹異見，就像我們北邊的食（sik6）人政府那般。

（獨媒特約報導）城市論壇今日討論政改諮詢報告，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及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出席，事前已預計會擦出火花。蔣麗芸在被黃之鋒問到如何看待公民提名時又有驚人言論，黃之鋒指她亦是由公民提名參選立法會。蔣麗芸竟回應指自己是「永久性居民」提名，她亦不知「公民」指的是什麼。主持謝志峰也「發火」指「有正常頭腦既人都知公民提名的公民是指「三粒星」既人」。

蔣麗芸指自己由「永久性居民」提名的說法，明顯是不準確。「永久性居民」亦不一定有權參與選舉，必須是登記為選民的「永久性居民」，才可以提名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蔣麗芸在論壇上似乎故意混淆公民提名中的「公民」所指，謝志峰也因此動氣，指「有正常頭腦既人都知公民提名的公民是指「三粒星」既人」。（永久性居民同時登記為選民即可投票。）

蔣麗芸：很多人持有外國國籍

蔣麗芸又因此提到很多「永久性居民」持有外國國籍，矛頭直指同樣出席論壇的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指他持有澳洲籍，又指鄭在1997年曾宣稱自己不是中國人。鄭宇碩說自己從沒隱瞞自己持有澳洲籍一事，他及黃之鋒均反問蔣麗芸有否處理民建聯成員的國籍問題，黃之鋒更特別提到已轉任問責局長的民建聯成員蘇錦樑在上任局長時仍持有加拿大國籍，要主持謝志峰介入才能終止再討論個別人士的國籍問題。

今日的論壇，台下台下均有備而來，台下不少支持建制派的觀眾，均針對學民思潮的黃之鋒，並帶備多個標語針對黃，包括「讀好D書」等針對黃文憑試成續的標語。論壇期間謝志峰須多次處理台下觀眾的大聲喝罵，最終亦在警告無效下驅離一位台下觀眾。

蔣麗芸：英法德都無公民提名

黃之鋒亦專向蔣麗芸發問，在論壇第一節時已針對蔣麗芸發炮。蔣麗芸指「公民提名」在世上只有五個國家如俄羅斯、哈薩克等有「公民提名」，「英法德都無」。

指黃之鋒「未夠秤，咁點傾？」

在討論公民提名時質疑什麼是「公民」時「發難」的蔣麗芸，更將矛頭指向港台，指港台邀請「未夠秤」的黃之鋒，「咁點傾？」又質問主持謝志峰為何不邀請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主持謝志峰在第四節開始則有點動氣地回應，指近年一直很難邀請政府官員出席，「當呢個唔係節目」，又說他已放過空椅，他不希望再放，但要再想方法如何令政府官員出席。

黃之鋒：提委會提名如免費電視無得揀

對於政改諮詢報告的看法，學民思潮黃之鋒指72萬人投票很清楚，報告只指這些「一些意見、有些意見」，反之卻引用一些只有千多人參與的民意調查。他又指選舉委員會提名就如市民看電視般，只有TVB及ATV，沒有香港電視選擇。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批評報告沒有反映民意，沒有提到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報告有傾向性，特別是引述的民意調查及諮詢的團體。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馮可強認為報告最差的一點是，沒有提及一些中間方案，不過他認為特首選舉辦法需依隨《基本法》的規定，而公民提名明顯不符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規定。

原圖：機管局網頁

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和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的聯合聲明：

我們組織工會，為的就是反抗資方的壓迫，維護本土工人利益。工會的立場，當然是站在勞方，決不能站在資方，也不能站在中間或者調解的立場，驟眼看來，好像天經地義，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工會了。然而，工人運動從來得不到社會的支持，甚至很多工人本身也只是沉默的大多數。毫無疑問，工會的成功是需要領導人及工會幹部，但是面對擁有龐大財力及物力的資方，工會能夠對抗高牆主要是靠工人團結起來共同奮鬥，才能在勞資鬥爭中取勝。

我們的香港，是一個以利益先行的社會，俗語有云：「斷人衣食者，猶如殺人父母。」社會的發展一切從利益著眼，當然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非整體社會利益，莫視社會公義。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為求目的，就算「斷人衣食」都沒有問題？

從工會立場看發展機場第三跑道，本能反應一定問：「會否增加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保障現有工人飯碗等等……」現有兩條跑道已有二千多個機場職位的空缺，若加建第三條跑道，將會增加更多職位空缺，但是那些和機場有關的公司，又會否因此而有藉口輸入外勞？ 那將直接影響到機場僱員的長遠生計及「衣食」。所以，工會作為員工的代表，我們又豈能支持政府起第三條跑道？

香港政府一直以所謂的「自由經濟」概念為擋箭牌，事事以利益先行，特首小圈子選舉及立法會功能組別將官商勾結的醜態表露無遺，地產霸權完全操控香港政治及經濟，政府施政向財團及大商家傾斜，工人在經濟繁榮的成果中被財團掠奪。政府對工會活動的所謂保障可有可無，連最基本的 「集體談判權」亦被視為洪水猛獸，發展機場第三跑道會以本土工人利益出發嗎？

況且，爭取經年的全民退休保障，要求政府帶頭撥出五百億種子基金，以取代偏重商家、財團的強積金。政府有聽民意嗎？打從二OO一年起，劫貧濟富的強積金已從工人的血汗錢中，榨取超過二百億血汗錢。計劃中的機場第三跑道，預計政府將豪花超過二千億，去興建不知能否收回成本及效益的第三條跑道，我們除了想到「面子工程」、「政績工程」這些形容詞，再想不到更好的詞語去形容。為什麼一個政府，可以為了自己的面子、政績，不會利用2000億來改善本地環境、本地交通、照顧本地人的需要，反而花2000億去替自己「化妝」？事實上，只需要當中的四分之一的金額已經可以保障全香港超過三百萬人的退休保障，但政府不屑一顧；反而勞民傷財的大白象工程，則一意孤行。

此外，大部分工會成員均積極參與公益及一些可令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活動。從工作崗位上的物資回收以至工餘的義務活動不等，雖然看似毫不起眼，但保育從個人做起的概念，相信已經深入民心。中華白海豚雖然非香港獨有，但牠們在香港水域生活史肯定比香港只有百多年的歷史更久，無可否認，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但如果天真到認為白海豚在工程期間會短期「移民」，至工程完成後會「衣錦還鄉」的話，那無疑是癡人說夢話；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已將海豚迫向死角，（今年已經死了五條），第三條跑道更會令牠們走向滅絕。對於同是取之於大嶼山的我們，絕對應該顧及海豚的感受，因為和海豚一樣，我們都愛這片土地，關心這土地上的人與物。工作機會當然重要，但人文關懷一樣不可缺少; 因為只有這樣，身為空中服務員的我們才可以由心出發，關心其他人和事, 包括我們的乘客。

工會衡量利益時，必定以香港整體社會利益出發。可能香港人被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制度荼毒太久，往往一句「影響業界利益」而認為工會會為既得利益而出賣香港人。我們是工會的一份子，同時也是香港一份子；我們關心香港，會去保護這地方，為香港發聲。我們會向政府反映自己的意見，一切，原是為了美好的將來。

這兩日，那個不知是「張融」或周融發起的「反佔中、反暴力」簽名行動，吸引了眾多臭味相投的親共建制派響應。我路經數個屋邨，都見到他們開設街站，以充滿誤導成份的標語及聲帶引誘途人簽名（基於羊群心態和走馬看花等港人良好習性，我看見不少不知就裡的人參與了，卻不知實際上在支持什麼，反對什麼）。而當我聽到他們說衝擊立法會的市民「極端暴力」時，我心裡不禁發笑。

無可否認，每次示威和衝擊都會有暴力場面發生，我十分支持建制派反對這些施暴者：警方。一直以來，示威者在雖然於衝擊其間間中會和警員有推撞，但警員卻往往使用不必要並傷害性較高的方法對付示威者（不論對方有沒有推撞），例如對已不反抗的示威者使出「關節技」、「搣面」、除下示威者眼鏡當面噴胡椒噴霧等等，更曾在警車內肆意毆打被拘捕的示威者。所以怎樣看，是警方明顯地行駛暴力吧，除非示威者都懂得「降龍十八掌」，否則我想不通推撞如何算是極端暴力（況且，不要忘記衝擊立法會是針對議會暴力的一個絕望反抗）。既然如此，那個不知是張融或周融和他的支持者這麼討厭暴力、讉責暴力，那麼為甚不將矛頭指向警方？為甚不要求曾偉雄下台？反而向雞蛋的一方擲石頭？我想不通，如果他們不是有意抹黑，就應該是智商比正常人低下了。

說到極端暴力，又怎會是我們這些支持民主的人呢？眾所周知，香港最嚴重的一次暴力事件：六七暴動，正是由親共建制派工聯會前身港九工會聯合會推波助瀾下展開的。親共組織的支持者不但制造土製「菠蘿」，用武力反政府，更炸死無辜平民（包括兩名小童）和燒死林彬，十分殘暴野蠻。相信這些殺人兇手當中，仍有不少未過世的是親共建制派的會員。我認為，主張反對極端暴力的人，理應表裡一致，對付黨內的極端暴力份子，撤銷其會籍（包括楊光），再來以反極端暴力之名反佔中吧！再說，佔中頂盡是公民抗命，純粹犯法為彰顯法制不公允，根本說不上是極端暴力。難道親共組織想佔中演變成衝著他們和政府而來的恐怖襲擊嗎？看看今時今日的香港，就算你想，也沒人肯做吧。

所以，不說親共建制派和其支持者連法治和普選為何物也不曉得，也不談他們欺騙街坊簽名的手法何等低劣，聽到他們把衝擊說成極端暴力，已知道他們是何等滑稽。

攝影︰Yeung Wing Chi

長實大埔樓盤，示範私人樓也以劏房作賣點，引起全港轟動，中產的房屋到變得基層，真正的基層生活更嚴峻。2003年在沿用82年的控制租金上升和保障租住權的租務管制（下稱租管）的條例被立法會取消，租金如脫韁野馬。昔日條例取消時，主事的官員孫明揚曾答允每三年檢討租務問題，如今被束之高閣。

2009年至2013年，小型單位的租金升幅達六成，為各類單位之冠，而4年工資上升卻不及租金的一半，基層家庭首當其衝。公屋輪候曠持日久，3年上公屋的承諾已遙遙無期。基層居住何去何從呢？租管在台灣、美加和歐洲都行之有效的協助基層住屋的方法，會否是現時舒緩公屋不足的良策呢？各個基層住屋團隊、學者、住戶及立法會舉辦「被奪走的十年」租管論壇，為當前形勢把脈。會上，眾說紛云，雖然未對租管達成共識，起碼在座都認同對居住權的保障，現時租客與業主的關係，處身於劣勢中。

會上劏房住戶都表明需要租管等方式減低飛升的租金，才可維持生活。市區重建局的市區重建拆舊樓，建豪宅賺大錢，但基層卻被剝削。劏房供求大幅減少，要求局方可在部份收回土地興建公屋／居民，讓他們可留在市區，方便工作。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代表陳凱姿表示政府沒有認同房屋權是必需品，資金跨國炒作，房屋商品化，令無法安居。人工增幅遠追不上租金升幅。政府在租管的研究中交白卷，文件引導性，只引述租管不可行。外國不少例子反駁租制引致供應不足、缺乏維修的「偽」問題。

調查顯示現時問題︰

1. 市區供應量減少

2. 移遷通知期短，只有一個月現時

3. 劏房呎價高企，人均面積落後，3-5家庭人均面積只有40-45 呎政府之前政府答應三年檢討租管條例，但現已十十年，之前長策亦有7成人支持租管，希望議會內外推動租管。

全港劏房平台代表鄧寶山則抛磚引玉，提出具體租管方案，包括租金最多只能佔收入3成，而卻管制的房屋應是8000租金或以下，而保障3年，租客可優先續約。

立法會民主黨胡志偉在會上陳述民主黨對租制較有保留，他強調發言是台下民間團體「未必啱聽」，要「揉合租住權和業主，找出平衡點」。早前，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通過動議，要求政府開展租管的諮詢及制定檢討時間表，引起業主非議，擔心業主的租金回報受損。他認為現時不應討論租金管制的增幅水平，會「節外生枝」，反而要處理如何保障租客可簽下3年租約。黨友涂謹申為市建局的非執行董事，他亦為市建局解釋為何不建公營房屋，指出局方要「財政自負盈虧」，未必能負擔這類非盈利性的項目。應該由局方重建，因為局方收樓好過私人發展商的｢黑社會，潑紅油｣，再由政府用公帑買回地發展公營房屋。他建議採取活化居屋公屋的租盤，向已空置的單位打主意，用租金分成代替補地價，增加租盤供應。

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系的袁偉基博士則讚同全面租管，認為租管能「冷卻樓市」，減少樓市炒作。租管宜包括所有樓宇，不宜只限制基層房屋，才可體驗政策的公平。

基層正在水深火熱，劏房的問題已令香港蒙羞，政府一邊不斷搶地，遠水不能救近火，另一邊加速重建，減少基層住屋供應。租金管制在國外行之有效，有會否是基層一個出路呢？

民間公投和簽名運動，其公信力是雲與泥的分別。前者嚴格防止重覆投票的，後者只是呼籲市民不要重覆簽名，至於是否真會嚴肅執行？甚至反過來「篤數」以達政治要求？「說穿了不是好朋友」！

記得周融曾經高調的批評民間公投人數「要幾多有幾多」，也許是他自己的這一句話，成了觸發他搞「反佔中」簽名運動的靈感。後者，真是「要幾多有幾多」。

本來，在一個正常社會裡，有正常判斷力的人，自然不會把兩者等量齊觀。偏偏香港並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國家意志加上既得利益，一定會全力開動宣傳機器，把後者捧上天，把前者說得一無是處。面不紅，耳不赤，也不會嫌棄前言不對後語、邏輯不通兼違反常識。

無疑，香港是有一批少數人士，他們的思想較保守，比較願意相信中國共產黨的「莊嚴的承諾」，願意五年又五年的等下去，也相信「鳥籠民主」能解決香港政府欠缺管治威信的死症。各位如果觀察身邊的親戚朋友，不難也認識一些這樣的人。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但他們也不是香港的主流民意。他們之外，更有一批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靠畸形政制把持並壟斷各種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屁股指揮腦袋」，自然也樂意「幫黨出聲」了。

周融的「反佔中」簽名運動，其目的就是混水摸魚，以簽名運動來無限擴大化這批少數保守人士的聲音。以製造「中國奶粉」的技倆，製造「中國香港民意」。

大家忍心看到622民間公投的成果就這樣被打殘嗎？如否的話，就一定要採取行動了。

我建議民主運動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依樣葫蘆搞一個「撐真普選要幾多有幾多簽名大行動」，其對重覆簽名的嚴緊程度，要和「反佔中」簽名運動一樣，即是只「呼籲」市民不要重覆簽名的。這個「撐真普選簽名大行動」的目標人數是Ｎ加三十萬（Ｎ是「反佔中」簽名運動最後人數）。大行動的目的，是要「中和」(Neutralize)「反佔中」簽名運動的影響力，取回話語權，並突顯簽名運動的約制，就是容易篤數、「要幾多有幾多」。簽名運動並不是完全沒有參考價值，但絕對比不上嚴格防止重覆投票的公民投票。

塞住了周融把口之後，再挑戰他是否願意在公投的平台上來一次民意的決戰。理論上公投（即使只是民間搞的）公信力更高，周先生他如果真心希望為他所謂的「沉默大多數」發聲，他應該會願意參與的。但是，我相信到時他一定以各種理由拒絕參加公投，蓋黨中央懼怕真民意，即使周先生頭腦發熱，願意公投一較民意的高下，黨中央也一定會喝停。

最後記錄在歷史上的，是香港有七十萬人參與莊嚴的622公投，支持真普選。同時另有一些各自聲稱有「過百萬人參與」的簽名運動，小炒小鬧，公信力成疑，不必掛齒。

（圖片：蘋果日報）

攝：Manson Wong@USP

蔣麗芸在城市論壇上回應黃之峰：『世上只有五個國家如俄羅斯、哈薩克等有「公民提名」…』，即是說，如果公民提名是「國際標準」，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選舉制度都不符合「國際標準」。不要以爲這衹是親中、建制派和反民主的看法，這個觀點劉慧卿也曾經提過。

這種論述當然是取巧了，因爲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採用首長制，議會制國家的政府首長是由經過公民提名過程和選區選舉的政黨黨魁所擔任。但這個不是重點，重點是，以「佔領中環」爲首的非政黨民主派一直堅持使用「國際標準」這種缺乏内容、模棱兩可的字眼，對手就很容易反駁說這不是國際常規，所以不是「國際標準」。就算它不違反「國際標準」，這種提案其實就是「訴諸歡迎度」的變異，認爲人有我也要有，如果人無，對手就可以很自然說你也不應有；就算人有，他們也可以說道理和原則上不切實際。提出「國際標準」等於是將道理、論述上的主導權拱手相讓。

所以我一直主張要放棄「國際標準」這種口號式標語，而改爲正正當當的論述什麽樣的選舉制度最適合這個社會，最有發展的可能。論述嚴謹而正當，對手無法反駁，你就能立於不敗之地，就能夠在這個立足點上繼續推進。但非政黨民主派放棄這種思想上的交鋒，以爲單純搬出「國際標準」和「公投」等花招就已經足夠，也不考慮對手會怎樣應對，這其實是一個很懶惰的做法。

衹要細心觀察，我們不難發覺非政黨和政黨民主派根本沒有足夠的思想和心理準備，更遑論實際的組織了。所以到現在他們依然會被動的回應「不希望佔中」，他們對這個行動的信心有多大，我們可想而知。如果準備不足，盲目進攻衹會消耗自己的實力。現在該做什麽，我已經説過很多次，不再重覆了。

原文刊於此

北京加大對港政治壓力，谷出八十萬人參與「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公民投票和十年來人數最多的七一遊行之後，我有種大局已定的預感：北京不會接受包括公民提名或其他沒有不合理篩選的特首選舉方案，而佔領中環及後續的包圍立法會行動，有較大可能逼使泛民主派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爛方案。因此，一六和一七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辦法很可能不變。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香港的相對經濟實力強勁，東西方冷戰也沒結束，「韜光養晦」是當時的國策。事後回顧，過去三十年，北京一方面借助香港以建立威權資本主義政體，另一方面以廣大幅員造成戰略縱深，慢慢把香港的經濟力量吸到大陸，以達成最終將異質的前殖民地融入大陸的目標。六四屠殺後誕生的香港泛民主派和過半的反共民意，曾令這套大戰略短暫出軌，北京的應對方法是加強統戰力度，全力培養代理人投入香港政治角力，同時間繼續以時間和空間吸納香港各界的力量。

北京常常說「摸着石頭過河」，卻沒有說清楚河的對岸是什麼？香港人一直自己騙自己，以為河的對岸叫做「民主自治」，或者叫做「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但其實從提出「五十年不變」一刻開始，河的對岸就明擺着是「北京全面控制香港」和「一國一制」。到了今天，北京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前所未有，香港對北京的重要性卻大不如前，北京的可行選擇也多起來：她可以接受通過有篩選的特首普選方案，也承受得起政制原地踏步以後香港社會「中期內」更為激化的政治矛盾﹝從北京的標準看，香港遠遠未到不能管治的地步﹞，但卻不可能接受沒有篩選的方案，因為那可能偏離原來的目標。

彼長我消，北京愈戰愈勇時，香港泛民主派的路卻是愈走愈窄。雖然公民投票和七一遊行的數字已經令泛民喜出望外，但和零三年零四年的七一遊行相比，群眾動員能夠帶來的政治效果顯著弱化，更有被五花百門的親北京政治代理人逼到牆角的感覺。親北京陣營在這一階段很有技巧地把「普選」這個原來泛民主派的關鍵詞搶奪過來，泛民主派為了再作區分，只能升級為「真普選」，剩下來唯一可以談得上「正/反」的就只有「佔領中環」。目前泛民已被逼到用「佔中」行動來界定自己，但愈講「佔中」，「反佔中」的圈套就愈索愈緊，對行動感到不安的民眾就很容易被北京爭取過去。

泛民主派在跟北京的論述戰中節節後退，關鍵在於長久以來沒有好好發展香港本地政治論述：他們只有從律師的角度，以普通法精神解讀基本法，跟北京咬文嚼字；或者從管治效益的角度，指出民主制度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可是，這兩套說法已不足以應付當前形勢。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北京有一套對香港清晰的政治定位，從國際政治角力到中國全國形勢到香港經濟出路等等，面面俱到。可是香港泛民主派卻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套相匹配的多層面政治論說，以證成香港人應該有的共同政治目標。譬如，至今我們都沒有論述清楚，撇開那本不是由香港人制訂的《基本法》，為何香港人有權自決前途，而不是受北京控制？也沒有人講清楚，一國兩制五十年後的彼岸，香港人應該有什麼政治選擇？更沒有人探究，如果我們不想被北京在經濟上綑綁，香港有沒有其他出路？

沒有發展更堅實和深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藍圖，就沒有發展群眾的新動力。泛民主派在北京代理人大灑金錢圍剿下，首先失去的是地區樁腳，五百多席的區議會議席中只能保住一百零一席。立法會選舉方面，這一屆還有條件否決政府提出的篩選特首方案，如果繼續食老本，到一六立法會選舉後，可能連三份一的否決權也保不住。

眾所周知，佔中是主流民主派爭取普選的最後一擊，但按目前的形勢，佔中短期內能夠做到的，就是令泛民下定決心否決有篩選的選舉方案。下定決心否決方案未必是最難，最難是在劣勢下有力地提出否決方案的正面意義。如果否決單單是為了延續香港沒有普選的不穩定狀況以維持政治矛盾的張力，那只是把死亡的時間勉強押後。我認為，民主運動參與者應該對否決方案建立三個共識：

（一）香港民主運動不會因為佔中未達目標而結束；
（二）但是，一個時代已經結束。成形於八十年代初，靠着八九六四壯大的泛民主派已經盡力，但未竟全功；
（三）香港民主運動需要重新出發，否決方案是為從佔中出來的新一代民主運動參與者換取時間，重做前人沒有做好的工作：發展更深化的本土民主論述；也要回到地區政治戰場，在區議會選舉中將失去的地方支持重新爭取過來。

近讀台灣民主運動歷史《百年追求》，一書三冊，包涵日治時代爭取成立台灣議會運動，國民黨來台專政初年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的抗爭，以至黨外參政到成立民進黨，每一階段之間既有斷裂又有繼承。我想像，他日如果輪到我們寫香港版的《百年追求》，佔中和再次否決政改方案應該是第二冊的終結吧。第三冊如何開始，還看年輕一代！

急就章版見7月20日《明報》。

機場第三條跑道環境評估報告公眾諮詢剛結束，不過社會輿論焦點都放在政改和反佔中上，第三條跑道好像是政府與環保團體之間的角力，討論不算熱烈。不過要小心一不留神，這個基建發展很可能會變成「高鐵翻版」。

在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的各種理據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究竟香港是否必需立即興建第三條跑道？

機場管理局說，因航空業增長，機場快要飽和，所以必須建第三跑道應付。但反對者指出，當年興建赤臘角機場是以預計2040年的人流及貨運量等設計，亦預留了空間來擴充機場設施。以客流量為例，當年設計容量是8,700萬人次，2013年實際客運數字是5,990萬，現時只佔69%，算不上飽和，現時航班載客量更比當年設計時低得多，只有61%。反對者認為機管局為了做好「業績」，連來往三、四線城市的低載客量「細機」都來者不拒，令平均乘客量下降，造成客流量未到設計水平但跑道似乎飽和的怪現象。

近年政府大力推動基建發展，卻問題多多，屢屢予人急於將「大白象」工程「強行上馬」，漠視市民的訴求和疑慮之感。機場管理局實在有必要就公眾對其數據的質疑作出澄清，並提出更有力的實質證據來證明興建第三跑道事在必行。

倘若機場提早「飽和」是因為機管局管理不善的話，當局就應該對症下藥，先改善內部情況，提升航機載客量或減少短途航線，而非增加硬件設施，治標不治本，白花2000億元公帑。

關鍵：香港未來航空及物流業的發展

2040年後需要第三跑道與否，其實涉及一些關鍵問題：未來香港的航空及物流業會如何發展？在大中華區以至全球的定位如何？

假若配合香港的未來發展，機場於2040年後真的不勝負荷，不得不多建一條跑道的話，那麼機管局在改善其內部管理的同時，亦應該爭取時間及早協商其他方案，盡力將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減到最低，在發展和保育之間取個平衡。眾所周知，填海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無法修復，填海建第三跑道會破壞「原居民」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若安排得當，牠們或許能暫居/移居到其他地方 (如台灣) 繼續繁衍；不然，牠們很可能無法生存。工程所付出的代價很大，因此當局必需審慎考慮，及早作長遠規劃。

擴建機場並非一朝一夕可完成，若後知後覺，等到一日跑道真的飽和才急急開展工程的話，恐怕香港會失去現有優勢，被鄰近的城市追過，工程成本亦只會有增無減。

回顧當年發展赤臘角機場，社會亦有不少反對聲音。但新機場建成後，大大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現在已甚少人質疑當年興建新機場的決定。始終第三跑道費用涉及公帑龐大，又嚴重影響鄰近環境，當局的決定必須真的「有根有據」，安排恰當，才能解除公眾對這疑似「大白象」工程的疑慮。

（圖片來源：香港國際機場網站）

我是副學士，又如何？

「副學士」這三字，一直都被廣泛人傳繹為學士的副產品，成績未如理想讀大學便讀住副學士先，當然最後的結果只有升到或升不到大學。

感謝學民成員提起副學士這三個字，讓香港人重新留意它的存在，再次留意副學士學生的狀況。

很可惜，換來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令我痛心的文章，說來說去又是什麼副學士畢業生未夠競爭力，比人話廢，甚至內地報章鼓勵內地人來香港讀副學士，加強香港副學士學生競爭力，這是什麼歪理？他們不斷批評副學士，難道我想考得差去讀嗎？

曾經或現在是副學士的你，你的副學士故事是怎樣？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你的副學士回憶，一人一副學士，你是值得懷念的。

我是副學士。

我深信每個人在副學士的日子也許各有不同，但經驗告訴我，我身邊的朋友，他們其實都是有理想、夢想的一批青年人，有著自己方向及計劃，只是因為放榜成績稍遜，而要選擇副學士這條路。但是，副學士的時間沒有磨平他們的意志，反而更加投入學業，希望能夠如願升上大學。

我是副學士。

沒有因為只顧學習而忽略社會，繼續參與社會運動，關心我們的城邦；前往內地山區做義教，亦是我一個轉捩點。若然你們說副學士的學生只顧學業而升大學，你們便錯了。

我是副學士。

若果你們曾經以為讀副學士的人是次一等，都是考試的犧牲品，只是在hea兩年的話，請你收起這些假設。我在副學士兩年生涯，珍惜這個機會，我得到了從來未曾有過的良好成績，也許奪A在一般人心目中不甚了了，但試想我小學至中學也未曾拿過一個A，你會是怎樣的感覺和滋味呢？在副學士讓我找到方向，讓我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到今天從事的工作，也是在副學士兩年的磨練。

也許近年副學士的亂局，給人印象政府到今天依舊沒有好好管理，導致許多副學士的同學感覺自己的出路出現問號及困惑。但不能抹殺一個事實，副學士的我們，跟讀學士的他們，沒有任何分別，甚至比一些已經讀學士的人更加用心去追夢。

我想告訴你們，副學士的我們也有權去追夢，我們不介意走的路比其他人長，不介意花多一點時間。現在驀然回首，兩年在我們漫長的人生中，根本只是一個逗號，一個過渡，但這個過渡卻對我們無比的重要。

我會大膽高聲說：「我是副學士，又如何？」

原文
張文facebook

文：Eric

梁美芬倡議以《基要服務團條例》，從民間招攬退休警察或社會人士，組成具執法及拘捕權的「志願軍」對付佔中人士。鼠王的倡議無疑是一種警號，因為這意味着軍事化的建制力量即將介入反佔中。

以前武裝人員為主的”GONGO”（”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簡稱），在世界各地的抗爭裏大展拳腳，並且與極權政府合作鎮壓民間抗爭，絕非香港獨樹一幟，我們不妨以希臘的右翼組織「金色黎明」和警察的合作為參考。

希臘金色黎明：勾結警隊　謀殺學生領袖七年才被捕

早在1998年，希臘報章已報導當地警隊內部存在親法西斯的力量，甚或有退休、在役警員加入「金色黎明」，而且該組織成員每次行動皆獲得警方包庇和縱容。其領袖Androutsopoulos當年謀殺左翼學生領袖 Kousouris 及兩名同志，並在2005年被捕。有關調查便已指出「金色黎明」和警隊的勾結：

警隊在大型集會示威時，向「金色黎明」提供警棍及電台通訊設備，以反制左翼人士；

Androutsopoulos之所以在犯案後七年才被捕，是因為他得到警方的密切支持，甚至當中有一半警員傾向反對拘捕他；

「金色黎明」成員非法持有大部分武器。

如是者，希臘右翼政府面對群眾時更容易假借民間的力量抗衡，而這種政治動員同時又能在國家機器的護蔭下使用暴力，也是警權的延伸。

愛港力：組織休班及退休紀律部隊成員

香港的一群退休警官早已參與建制派的政治動員。自從愛護香港力量活躍以來，便以冼澤正為骨幹，與警隊勢力保持密切聯繫。2011年9月12日，他曾帶頭與一班退休警員到立會外示威，聲援曾偉雄就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後來另一位退休警司劉達強，更在去年更發動聲討林慧思的街頭運動。以開班教授投考警隊聞名的前警官俞子龍（人稱Mark Sir），更在各大建制派和警隊網上群組互通消息，組織休班或退休的紀律部隊成員趕赴現場支援。

另一方面，警方積極為遊行人士羅織罪名（七一遊行司機被控沒有停車熄匙、身懷螺絲批的遊行人士被控持有攻擊性武器、長毛獨自被警方包圍卻被控非法集會），但愛港之聲的傅振中動輒亮出鎅刀卻視若無睹、青關會成員持牛肉刀恐嚇記者又未曾跟進。如此雙重標準，難怪建制勢力底氣十足。

以希臘的經驗看來，一旦「志願軍」成事，警隊便能合法地照辦煮碗，為他們提供通訊裝備和武力，打壓佔中。當然，「志願軍」的優勢不在於此，因為他們曾經接受軍事化的訓練和具備嚴密的組織紀律，成為打壓人民的急先鋒。而且，他們往往在行動上獲得更大的自由，動員也遠比其他常規武力更富彈性。

俄羅斯：「協助」紀律部隊執法 組織網路攻擊

除了希臘，我們大概可以從俄羅斯的範例想像未來「志願軍」的行動藍圖。普京上台後為了遏制民間的反對聲音，成立組織Nashi，打着「反法西斯」、「反顏色革命」、「反西方勢力入侵」的口號，大肆介入甚至推倒各類反普京、反建制的政治活動。其內容包括：

—　以青年為動員及組織對象，成員可獲得入學或入職優待；
—　製作「叛國者名單」，並建立正式的舉報管道（這一點「幫港出聲」已經做到，據說要製作「佔中人士」名冊云云）；
—　進行與反政府分子的對抗性訓練，準備暴力對抗，形成有力的震懾；
—　組織夏令營活動，進行「童子軍」式教育和訓練；
—　擴大組織的「政委」頭銜授予，建立等級和官階制度，並統一服裝。組成民間警察，「協助」紀律部隊執法；
—　組織網路攻擊，並以網路外的抗議行動策應之，如圍堵大使館、形成社會示範性效應；
—　經常舉行大規模政治集會及演講，大量分發宣傳手冊，並以誇張行為吸引媒體注視；
—　部署成員滲透入反政府組織，獲取情報。

港府準備招募退休警員 梁美芬志願軍不是夢

各位看官，你們或曾在各大「關愛」社會發現若干類似以上的行徑，只是香港暫時尚未出現一個如Nashi般的龐大組織統攝各類資源罷了。俄羅斯以軍事化GONGO打壓人民誠可謂駕輕就熟，更不時有異見人士如學者、記者或文化人被襲擊、虐打，絕對可供港共政權借鏡。

話音未落，政府表示有意為警方招募「助理」，增強人手應對「佔中」，對象為退休佐級人員，而且起薪點比一般警員更優厚。港共政權急吼吼吹雞，可見它對人民越發恐懼了，我們還有甚麼好懼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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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維穩悍婦」屈穎妍突然間對警察母性大發，連續幾篇文嘉獎警察十分「辛勞」、「好慘」，在幾十度的高溫下默默執行職務，又要容忍示威者的無理取鬧。最後，掌聲落在示威者，罵聲淋在警察上，順便再對年青示威者的「好食懶飛」亂開數槍，以為可以將反動勢力一槍斃命。

真遺憾某大報的專欄，可以容忍這樣質素的文章，文章暴露了作者對歷史和文化的無知，亦顯示了嚴重的邏輯謬誤。在恥笑悍婦的言論之，不禁驚覺悍婦的言論大有市場，連我的家中兩老都認同悍婦的言論，認為警察被示威者弄慘了。至於警察如何打人，向示威者施虐，玩弄法律漏洞之便扣留和留難示威者，他們就好像選擇性失聰，不明所以。

不過，有趣的是，如果這些人看古裝劇時，如果見到劇中的奸官和衙差對無辜者施虐的時候，總是咬牙切齒，要這些奸官衙差伏法不得好死。為甚麼現在警察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又雙重標準起來？再設想一下，如果這些人看包公的時候，如果包公在劇中突然間說「我只係打份工攞份糧」，拒絕追查真相，他們會否拍桌離場？

這就反映了這些人在判斷問題的時候概念和思想十分混亂。本文嘗試點出為甚麼這些人（老一輩？）在思考時，出現了甚麼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古今思考模式的混淆。

首先如果根據傳統中國文化和現代的政治觀來說，屈悍婦的言論是站不住腳的。古中國雖然是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但是自《論語》、《孟子》以來，儒家一直對平民百姓沒有甚麼道德上的要求（只求他們耕田交稅就可）；相反，孔子和孟子對統治階層和掌握公權力的人有嚴苛的道德和操守要求。不信你可以翻一翻《論語》和《孟子》，裡面大多記載了兩人對君子，即有志作官，掌握公權力的人的鉅細無遺的要求。相反，要求平民有甚麼道德的內容極少。所以古代也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說法。刑意指簡單的律令，禮則是複雜的道德守則，人民的義務只需要守刑法，相反統治階層就需要守禮，學習複雜的道德規訓來管治國家。孟子更加指出，當「君不君」的時候，統治階級是要準備滾蛋的。

正如超人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古中國也認為誰掌握公權力，誰應該有更高的道德操守。如此說來，「警察好慘論」自然不攻自破，因為警察是擁有公權力的人，他們有更大的權限去管制人民，所以他們的道德責任亦很重，不能以「打份工」或「好辛苦」來卸責，甚至對示威者施虐，刁難。你見過包公因為「打份工」或「好辛苦」而草率辦案？

而以現代的政治觀來看，警察的人工不是他們的靠勞力得來的，他們的薪高糧準是靠全部人民的血汗錢來供養他們服務社會的。他們對人民施暴，就是失去了正當性。

這也是為甚麼警察辦案要看《警察通例》，但是民眾只須了解自己一般權利就可。

這樣簡單的道理是顯然易明的，但為甚麼落到現在的香港，會有許多人反而同情起原本按理應該負上更大道德責任的警察好慘，盡管他們對人民施暴？

這就是因為思想模式的混亂所致，亦是現代化下的危機——人人想高舉黃子華的一言：「搵食啫，犯法呀！」，失去了對自身道德的要求。

在這裡，有必要用韋伯「世界的解咒」這個概念來理解現代化之下人的思想轉變。

古代是一個充滿目的和意義的社會，人們在宗教和文化的指導下，都容易對自己的人生抱有一個目的、意義和責任。如果是一個讀書人，就會想入朝為官為國為民，如果是一個農民，可能會在農田終老。所以古代人比較接受自己的身份和隨之而來責任。當然也不否定有例外情況，即是孟子所言的「君不君」、「臣不臣」。

但是現代化卻將這個充滿意義和目的之世界撕毀。隨著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開展，傳統的權威遭到重大的破壞，伴隨而來就是人們不再相信自己被權威所賦予的人生意義，他們被拋進這個世界，只能自己為自己找尋意義和目的。而現代性另一個特徵是資本主義的崛起，在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崛起下，人們不再講無契約根據之下的道德（即是所謂的古道熱腸，「做多啲」），改為用合約來明分立約者的權責，除此之外人們沒有任何責任再作多一點義務。注意：這裡不是說現代人比起古代人更無道德，而是他們在職業道德的判斷模式而經有改變，不再太重視和社會的關係，其中的表表者就像弗利曼所言：「企業的責任就是為股東賺錢」，破壞社會管他娘（之後的金融海嘯就這是樣思考模式的悲劇）。這就是所謂的「世界的解咒」，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固然對人類的解放有很大貢獻，但是卻導致了新的文化危機。

這個文化危機揭示了為甚麼不少人會支持「警察好慘論」。因為在現代化的社會，連政府（掌握公權力的機構），也是由僱傭勞動制所構成，公務員只被要求遵守合約和法律，但是不用考慮進一步的道德和操守，古代所言的「慎獨」和道德要求，在現代化後就派不上用場了。就像之事的明愛事件，明愛醫院那個員工，明明心臟病人在醫院外心臟病發也因為職責沒要求而不通知醫院救人。

結果就正如曾蔭權所言，做特首只是打一份工，工作範圍以外的東西不用考慮。警察也只是打一份工，他們是否對被捕者公正，就不在考慮範圍。對警察的要求低了，就在於我們錯誤地只視警察為一份工作，而忘記了背後警察所需的道德和責任。

然而，如果示威者「挑釁」（只是喊「雙普選」）了警察而被打和虐待，就是活該了，因為我們受到長久而來的專制統治，尤其是明、清、共產中國以來的君主專制，人們活在這個白色恐怖下惶惶不可終日，為了明哲保身，受壓迫的人反而會屢屢自我審查，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奴隸」道德水平，以免激怒當權者。他們也會互相監察弱者，以免弱者做了一些觸怒當權者的事，然後遭受無妄之災。

就像二戰時期的集中營，囚犯不是團結反抗納粹的暴政，而是反而壓迫那些反抗納粹的人，以求自己苛存多一天，雖然最後的下場都是入毒氣室，但是不多人反抗。

總結而言，這種輕輕放過當權者失德，卻重罵反抗的弱勢，反映了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可以是因為我們在現代化時面對的沉重災難，造成我們有這樣的奴性。要扭轉這樣的惡劣環境，我們必須承認，政治，是需要講道德的。而掌有公權力的人永遠比無權的人民擁有更多的責任，決不能像屈悍婦所言，「他們只是打份工」！

【行動！召喚所有就東北規劃向城規會遞交過意見書嘅面孔】

城規會已向所有曾就新界東北發展，即古洞北及粉嶺北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提交意見者發出會議通知 ，指會議將安排於九月底及十月舉行。立法會已強行通過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這次大綱圖的「審議」是假諮詢、城規會是橡皮圖章是路人皆見的事。城規會成員全由特首委任，議事程序不公開，決定的卻是涉及香港每一個人及上千億公帑的城市規劃事務。如今惟有在城規會抗爭，向政府施加壓力，令政府整個通過新界東北程序的醜惡、城規會制度的荒謬見於人前！

行政手段阻市民表達意見

《城市規劃條例》規定下設的城規會，給予公眾有限度的參與，它規定就城市規劃的申請或改劃圖則均須經公眾諮詢，公眾可親身到會議發表意見。然而在梁振英上台之後，城規會制度急速腐化，連僅有的公眾權利也要收回，以不同的行政手段阻止公眾參與。

城規會收緊公眾參與的權利，始於去年審議中環海濱改劃軍事碼頭，該大綱圖收到近2萬個反對意見。政府當然不打算聆聽反對意見，於是新增不少行政措施阻止市民表達意見。

會議日期豈容城規會任意安排？

首先是會議日期，過往審議項目的先例，是會在通知上明確告訴提意見者的會議日期，方便市民出席的市民請假或安排其他日程（雖然城規會是在開會前一星期，才會確實開會的日期及時間）。然在就軍事碼頭修訂上，城規會發給提意見者的通知中，先給予市民數個日期以供選擇，可是最終不少人卻獲派選擇日期以外的日子，開會的日子亦全是選擇在星期一至五平日日間，上班上學的市民難以出席。關注團體中環海濱關注組曾要求加開星期六的會議，卻不獲城規會理會。

到了今年年初審議前李惠利用地改劃及新界東北的通知上，甚至連開會日期也沒有註冊，在新界東北的通知上只含糊地表示「九月底至十月開始」，市民更難決定是否出席。

城規會或會說因為反對意見眾多，難以具體列明日子，然這都是能輕易處理的行政問題。解決方法多的是，如立法會安排的公聽會同樣會事先列明日期，如人數眾多便會加開會議，依報名次序排列。城規會亦可以列出一個具體的會期，例如預留整個十月的星期一至六，讓提意見者從中選擇兩至三個日期。

未能出席的市民雖然能授權其他人代為出席，可是在不知道具體會期下，又哪裡去找一個可以隨時有空出席的人？

此外，城規會在安排會議時，要求提意見者早上九時便要到達會議室，提意見者或須罰坐至下午三四時才可以發言，同樣是令提意見者卻步的小動作。立法會公聽會的安排便理想得多，立法會的公聽會會分開不多節數舉行，大約每兩至三小時一節，立法會秘書處會會明確通知出席者獲安排發言的時段及該時段內的發言次序，不須如城規會般「罰坐」。

授權規則隨官方喜好改變

至於授權發言的制度，亦是隨城規會喜好而隨意改變遊戲規則的。在審議前李惠利用地一事上，浸大疑與政府已經達成共識，政府會自行放棄改劃，因此浸大校方獲安排與城規會進行事前會議討論安排，於是在城規會發給提意見者的通知中，市民可以直接剔選授權「浸大代表團」。可是在今次審議新界東北的會議上，城規會又不主動與村民或其他反對團體會面相討安排，通知亦並無類似審議前李惠利用地時指明授權「浸大代表團」的選項，令新界東北的反對團體難以收集授權，團體須自行尋找曾提意見者的授權。（當然，列出可供選擇授權的團體，本身具有引導性，引導市民放棄自行出席表達的權力而改為授權代表，如「浸大代表團」收集到大量發言時間後根本未有用盡。組織反對意見的團體亦各有不同的考慮，如在審議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一事上，保衛郊野公園聯盟便拒絕在通知上列出「授權選項」。）

圖：城規會通知回條上列明可授權「浸大代表團」

即便團體收集眾多授權，市民抽空出席發言，城規會仍有多項行政措施阻止公眾表達意見。首先是發言時間限制，在審議軍事碼頭及前李惠利用地兩事上，城規會均規定發言者不可多於十分鐘，在去年便發生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因時限已到被強行熄咪的事件。城規會又定下獲授權的發言時間不可累積的無理規則，即假如A君獲B君及C君2人授權，A君須分別在授權他的2人的發言時段出席，這或會出現A君今日代表B君發言10分鐘，數日後A君又需要到城規會代表C君發言10分鐘的荒謬情況。這個安排明顯是為阻止團體收集大量授權，在會議上連續發言「拉布」。

雖然最近在審議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的會議上，獲授權者已可累積發言時間，但在審議東北時是否也能夠累積，仍是隨城規會的喜好決定。

設發言時限阻「拉布」

過往城規會審議項目申請及修訂，並未曾設下發言時限，反之城規會會詢問每位出席會議者所須的發言時間，然後安排會議流程。

即使你花盡辦法到城規會親身表達意見，可是其實審議的結果早已決定。去年審議軍事碼頭改劃，即使有近2萬反對意見，最終城規會仍是在閉門商議的階段通過改劃。城規會會議召開會議的法定人數亦相當之低，39名委員中只須有至少7名委員在場便可召開。這些委員是輪流「坐會」還是真的認真聆聽反對意見？答案十分明顯。

我們失去的城市規劃權利已經夠多，新界東北的發展計劃，已讓我們看到政府赤裸裸的制度暴力，對抗立法會財委會的制度暴力，我們只能寄望少數議員在議會內力阻議案。可今次的城規會會議，卻是所有人也可以直接參與其中！

出席城規會會議發言的小指南

今日至8月1日之前：
— 不要被城規會秘書處的表格誤導，記住，表達意見是法例列明的權利！
— 所有人都要剔選出席城規會會議，5萬人出席每人發言1分鐘，會議日期已長達100日！
— 無任何法例規定城規會會議必須在平日舉行，平日須上班的市民可註明要求加開星期六會議
— 在回覆城規會的電郵中註明所須發言時間
— 如確實未能出席，則立即授權朋友或關注團體

會議舉行前：
— 城規會將通知你所獲編配的時段，如該時段未能出席則回郵要求調時段
— 通知或會有不合理的限制如發言時限，要回郵反對及重申所須發言時間

會議舉行日：
— 要求城規會主席、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避席
— 留意出席委員有否利益衝突，如有則向主席要求該委員避席
— 可隨意表達意見，可以使用任何形式如借用投影片、影片，甚至演出畫劇、唱歌
— 每一個人均是獨立個體發言，沒有類似立法會的「重覆」規定
— 拒絕主席不合理的干預，如要求發言者簡短等
— 如城規會堅持設發言時限，自行準備一個計時器，以免秘書處「偷雞」
— 如時限已到而發言未完成，可要求主席容許繼續完成發言
— 如主席不容許，則請表達你的抗議
— 你甚至可考慮公民抗命，拒絕離席直至被保安抬走
— 如被捕，也許不需要上警車，因為城規會所在的北角政府合署旁邊便是北角警署！

抗爭的要求很簡單，便是要求政府撤回是次新界東北計劃的修訂。

抽籤後，事次試爆目標罷食全港「大快活」領匯分店。

「餓爆領匯」首次試爆

首次試爆時間：7月23-29日
是次目標食肆：於7月20日從三大食肆抽籤出來。
參與方法：試爆期間，罷食領匯商場內目標食肆下的所有分店。

問：為何要試爆？

答：
（一）大前題：領匯壟斷屋邨商場，嚴重影響居者民生。
領匯雖為私營，卻得政策護蔭。公屋編配政策之下，邨民遷居不易，大都肉隨砧板上，為領匯確保提供消費客源。此外，阻街規管加強，屋邨範圍之內，小販排檔絕跡，領匯商場獨大，除它以外別無零售。

（二）真個案：大元平民食肆汲汲可危！
縱有邨內居民強烈反對大元美食廣場重建計劃，領滙堅決執行到底，定意引入中高檔食店、連鎖式集團經營，現存平民食肆快將消失。

（三）空契諾：領匯拆售商場業權，當年契諾或可成空？
當年，房委領匯簽訂買賣契約時，亦設有若干限制性契諾。但領滙近期已開始「拆售屋邨商場」，但實際上賣出的是有關公屋屋邨共有業權份數（及其商場的盈利權）。分散業權除了影響區內消費，也波及日後屋邨重建決定，而更嚴重者，房委領匯之間的契諾到底如何，能否約束新業權人仍成疑問。

問：為何是試爆？

答：稱得上「試爆」，就有長遠作戰的準備。今次小試牛刀，匯聚有心人士，演練消費力量。日後行動，可隨機變奏，廣度可變（由一間到多間）、長度可變（由一週到持續）、深度可變（由食肆到其他消費範疇），而各人可按其處境，提升投入程度。

問：罷食以外，可有別的行動？

答：日後另行公報。

問：行動目標？

答：就大元邨而言，守護平民食肆是我們一眾街坊的訴求；就大前題而言，我們促請房委領匯一起檢討相關法例、地契、公契及業權等問題，擬定方案，向公眾交待，解決現存的壟斷屋邨商場問題，並正視邨內民生所需。

大元美食廣場關注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