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雋偉

就正在財委會討論的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勘探撥款，過去連續三個星期五，一些社運團體都組織了將會受影響的村民在立法會門外抗議（6月6號更佔領了立法會大堂）。這些集會行動中，團體不斷以「東北告急，無你點得」為口號呼籲市民到場與村民一同聲援，卻堅持這些集會運動的「主體」是村民，希望其他前來聲援的組織不要騎劫。甚至關於6月13日的衝擊，這些團體更是予以譴責，認為村民不希望這類的衝擊事件發生，而參與衝擊行動當中的集會人士也不包括村民。

筆者先不去評論究竟暴力衝擊是否正確，反而想去指出一個更加核心的問題，就是為何運動的主體要是村民？讀者可能會覺得，既然發展是直接影響到村民，那村民當然是運動的主體。但東北議題不單純是政府逼走村民，這類關乎土地公義的問題，更加是一個直接影響到全香港人，關乎中港邊界定義的問題。梁振英多次提到要在中港邊界設立免簽證特區，以此模糊中港邊界，也就是所謂的「割地賣港」，更逞論整個發展項目花的是納稅人得血汗錢。既然如此，為何市民不能夠為這個議題發聲，而只能淪為村民的支持者？為何社運團體要以村民為藉口阻止市民衝擊立法會？根本香港人才是整個反東北發展運動的主體。

再者，這些社運團體面對批評時，則表示他們關注新界村民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不單只是過去個多月的功夫，所以絕對有資格發表這類的言論。他們卻不知道自己在模糊了整個運動的焦點，把一個涉及全香港人利益的議題壓縮成為只有村民才有資格發聲。筆者所謂的「讓村民騎劫」，譴責的對象並不是村民本身，而是那些責罵別人騎劫運動的社運團體，因為正正就是他們在騎劫了整個運動，把整體香港人的意願與行動拒諸門外，而窒礙了整個運動的前進，帶來社會上不同的譴責聲音。

在過去6月25日晚的東北發展咨詢會，以侯志強為首的另一批村民表示支持政府發展新界東北，只希望向政府爭取更多的賠償。這類的聲音加上主流媒體的報道，已經令大眾覺得反對新界東北的村民只是貪得無厭地獅子開大口，而忽略了發展對本土香港人所帶來惡果。正因如此，整個東北議題更加不應該只專注在村民被逼遷和土地公義問題，而是要讓香港人知道議題所帶來對香港的影響，才能凝聚全香港人的力量，從而推動整個反東北發展運動。

梁振英希望外界能給予他的女兒梁齊昕多一些空間和安靜的環境，但明顯地，梁齊昕需要給與她更多安靜空間的人是梁氏伉儷。她樂於跟傳媒放話，目的是要給自己的父母訊息，這已經反映出家庭存在著一種壓抑的氣氛，令她難於跟父母暢所欲言，才導致她使用自殘這樣的激烈手段並放上面書引起注意，只希望梁氏伉儷別要苛責自己的女兒，或是強迫女兒做出一些令她的情緒更加惡化的核突公關騷，別把女兒推向更危險的邊緣。

梁振英說得對，父母都想保護自己的子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出來投票爭取真普選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求你下台的原因！

身為父母，每天仆心仆命地為子女的生活付出的精神血汗，不就是為了他們有更好的未來嗎？！今天「白皮書」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諾收回，眼看著香港正在淪為中共南方的同質城市，貪污腐敗、法治崩潰，就連言論和新聞自由也付諸流水，我們可以丟下一個這樣的香港給孩子嗎？！再不起來抗爭，如何向孩子交代？！

629不投票，71不上街，我們每天為孩子辛勞的究竟有什麼價值？！

回説梁振英，若然你還真剩下一點良知，若然你能用父母的心腸對待香港，請你停止你的苛政，請拒絕執行中共給你的政治任務，請你躬身下台，這樣可以令你女兒的心和香港停止流血。

強國殺到黎，有人倡議「中港區隔」，集中火力關心本土民主。

很多東西是區隔不來的，舉例說，今天的工業生產全球化，資本流動、勞工剝削和環境破壞，穿越階級、性別、疆界。區隔是自私的行為。那邊廂，政權施展的影響，同樣穿透地域。

2009年，台灣學者吳介民興起討論「中國因素」，指的是中國政府透過籠絡台商，併購台資企業，影響台灣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政治秩序。此詞成為台灣評論界的關鍵詞。其實，在香港和澳門，中國因素何不「習以為常」？

雖然如此，中國滲入港澳台的門路和歷史各有差異。獨媒今年的七一特刊，邀得三位評論員分析。他們是台灣社會運動學者何明修、澳門的民間倡議者（筆名）劉異、以及研究香港社會政策的鄒崇銘。大陸資金湧入三地，收購台港媒體，用自由行和投資移民「催谷」香港經濟，又引發澳門大規模洗黑錢活動。這部份是信奉資本自由流動有益經濟的結果，但沒有政府首肯，成不了事。

民眾終於按耐不住，今年台灣和澳門相繼抗爭。反服貿運動牽動台港，發起反離補法案運動的「澳門良心」，直言參考了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本網編輯葉蔭聰指出，過往廣州的文化保育團體，例如撐粵語運動，同樣受香港保育運動啟發。這還未計算，香港多年來支援內地工人和環保組織。朱江瑋透過專訪，細訴一年半前跑進內地勞工團體的經歷。

去年獨媒特刊的題目是「反共incomplete」，一年過去，本港親北京陣營的政治攻勢有增無減。恐共是我們回應冷戰的方式，然而，如果現在我們仍以恐共回應，看來會失去結連台澳，以至內地壯大民間社會，抵抗專制政權的力量。

註：特刊內文的印刷版本稍有刪節，全文請看網上版本。

國務院發表白皮書，
粗暴地把基本法廢了！

吳亮星主持立法會財委會，
粗暴地把議案通過了！

中聯辦對幾十萬香港人投的票，
粗暴地表示沒有參考價值！

港澳辦對一個全民公投，
粗暴地把公投非法了！

香港人，你還能啞忍這班人嘛？

我知道大部份香港人工作很忙、很辛苦，但是是不是連一天的假期也抽不出來呢？我們再不走出來，我們以後也走不出來了！

明天，你可以選擇到沙灘曬太陽。
明天，你可以選擇繼續行街shopping。
明天，你可以選擇到球場踢踢球。
明天，你可以選擇留在家中看動漫。
明天，你可以選擇訓覺等夜晚睇世界杯。
明天，你可以選擇做任何事。

明天，你也可以選擇張開眼看看香港發生甚麼事。
有人說，他們不去七一，是因為不想理會政治，政治不關他們事。他們是理性中立的，「七一？you guys are too radical, 年年都遊行。放假呀，係要黎休息同relax架嘛！」這種人如果繼續不去理會我們這個社會，我們會變得越來越不像樣。如果你是這種人，請放心，我不是要批評你們，反之我真的希望你們今天可以睜開眼睛，去看一下新聞，去了解一下這些事情。

我深信，明天，你沒有任何選擇，只有跟我們一起走上街頭，對抗這個不知所謂的政府。

圖：蘋果日報

《信報》今天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前中大社會系教授劉兆佳在他的新書裡明言：「在一國兩制下的選舉結果必須是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是對一國兩制實施有利的結果，而不可以是其他結果，更不可以是與一國兩制的目標背道而馳的結果。」

實在難以相信，這種話是出自一個從前頗受尊敬的社會學者的口。

究竟要是怎樣的利益引誘，才會令到這樣的人可以完全泯滅良知，發謬論而不臉紅？

所謂民主、所謂選舉，重點竟然不是人民的選擇？竟然只是當權者的操控？那麼人民在當權者的眼裡，究竟是甚麼？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反駁中聯辦的前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當時我曾認為中國政府「還不是人民的政府」，只是中共利益集團內戰以後的管治團伙，根本稱不上尊重人民的權利。而今天，這種意識，卻蔓延來到香港，赤裸裸的要把人民固有的權力奪走。

而跟這種狗屁選舉鳴鑼開道的，卻是一位香港的學者。

我想，就算是中學生選舉學生會，都不會接受是校方「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因為這些經選舉出來的代表，是獲得群眾授權、向群眾負責的人。一旦這只是一場「預定和計劃好的」選舉，已幾可肯定群眾的利益將會被抹煞，選舉出來的人先天只能當傀儡。

難以想像，香港人只能在傀儡與傀儡之間選擇。

原來從前說笑的「在曾鈺成與曾德成之間」選擇特首的日子，一點也不是玩笑。

早已說過，讓一群獨裁慣了的人來搞民主，只是緣木求魚，只是萬萬想不到，現在竟是這樣撕破臉皮，毫不矯飾。

劉教授，身為香港人、身為學者，你不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就算了，可否不要把大陸那種狗屁東西，拿來污染香港呢？

廣州舊城關注組在2010年3月成立，旨在推動更多廣州青年人，關注和記錄舊城的社區文化和舊城建築，探索城市建設的未來。曾發起保衛廣州恩寧路行動。香港的保育運動，一直是廣州保育團體的參考對象。圖片為關注組的微博照片，背景是恩寧路。

剛過去的六四，再掀起熾熱的交鋒。爭議相當雜亂， 卻流於抽象原則性或情緒性的對立，幾近變得無聊：去銅鑼灣維園，還是去尖沙咀？是「建設民主中國」，還是本土反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這些對立除了滿足網上某些圈子裡的派性鬥爭外，對理解現實有何幫助？高舉本土、支持中港區隔論的人士，指控支聯會空喊「結束一黨專政」，每天悼念行禮如儀，卻只幻想中共自己改革，或等待它倒台。如果支聯會以至民主黨的政治姿態可以這樣描述的話，我們其實也可以如此描述大喊「本土反共」的人士；如果支聯會民主黨是行禮如儀，我也沒有看到反對他們的人幹過（或打算幹）甚麼革命；如果民主黨是「幻想中共改革」，他們也只在「幻想反共」。

若真要從中找出一些值得討論與思考的觀點，不妨延伸討論一下。誰也無法把中共政權一下子像骨牌般拉倒，在這情況下，我們該幹甚麼？除了「本土反共」或穩守「支援」二十五年之外，我們其實做著很多事，包括一些人跑過深圳河，努力參與改變中國大陸，這是對是錯，可以研究爭辯，卻不能一句「大中華膠」可以掩蓋。畢竟，族群認同在這些實踐裡並不是關鍵之所在。

以香港為基地的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一直相當積極以各種渠道進入中國大陸進行持續、合法（或半合法）的活動。這些團體中人在香港屬泛民陣營的中間偏左，特別是關注農村發展、環保及勞工團體等等。佔中三子之中的陳健民，便長年參與國內公民社會建設。

起伏不定的內地公民社會

國內被稱為「社團革命」的趨勢，在1989年之前有一股高潮，89年之後一段短時期沉寂下來，但199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又再冒起。北京當局處處提防民間結社，但也開始名義上接受「NGO」等概念，婦女團體以至其他組織乘著這風潮而起。當然這不是一帆風順；2000年至胡溫新政之時，維權運動興起，所以才有2003年孫志剛事件，以及後來取消收容所政策的發生；但2004年開始，中共大概因為恐懼「顏色革命」，開始對維權運動及人士打壓，不少公民團體要避開「維權」之名；胡溫當政晚期，維穩體制瘋狂擴張，以至習近平上台抓緊意識形態，除了為人所知的打壓異見人士外，也收窄公民團體空間，甚至取締不少團體，例如北京的許志永及他創立的公盟。

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並不是香港某些人說得那麼鐵板一塊。幾乎在同一時間，一種法團主義式（corporatist）的社團登記制度在全國展開，把團體綁在行政局及掛靠單位之上。一些敏感議題（例如勞工）當然是禁區，「公民社會」是敏感詞，但「公益」卻可接受甚至鼓吹，在相對不那麼敏感的領域（如環保），仍有不少團體繼續嘗試生根。同時，亦有大量團體以商業登記（甚至有人跑來香港註冊），或完全不登記的方式走出來，以所謂「草根團體」現身。

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改革運動

這是個起起伏伏、雜亂矛盾的過程，雖然受到黨國體制重重限制，但亦可說是一場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改革運動。因為香港的地利，有許多本地或國際民間組織參與其中。根據我的觀察，它有幾個特色：

1. 低調。它當然不能公開「反共」，在論述及行動上要低調，經常要適應黨國的意識形態敏感區，保持非政治化，這亦是近年「公益」二字漸漸取代「公民社會」或「非政府組織」的原因。甚至有時需要與地方或中央政府合作。因此，公民論述先天不足。

2. 以服務之名來生存。中共自9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鼓勵城市化，造成城鎮社會服務短缺，所以，「服務」是一個政府相對接受及鼓勵的領域。例如，不少香港勞工團體在珠三角也有勞工教育、法律諮詢及其他支援服務，不過，這也不是絕對安全，因為，「服務」與「組織」有時只是一線之差，例如，兩年前開始，不少香港支持的珠三角勞工服務團體被迫結業。

3. 囿限在自己關注的領域內，減少公開及正式的串連。這是生存策略。因此，在中國難以有整合的公民社會，相反，是極度片段及破碎的。亦因為這樣，個人網絡關係及非正式的網絡支援十分重要。

4. 小心處理境外關係。除非有樂施會、綠色和平等相對為中國政府接受的地位（它們也經常被指為境外團體而工作受到干擾），「境外聯繫」不能太強，避免被指為干涉內政，或受西方勢力擺佈。因此，部份香港團體以資助基金的形式運作，香港作為籌款基地，資助國內項目。雖然不少外國資助機構願意支持中國大陸項目，但卻要十分小心，避免那些政治敏感的資金來源。

5. 尋找制度空隙。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官僚體制亦異常龐大。一方面，開展民間團體活動固然無法繞過它；另一方面，與不同層級、部門及地方的體制打交道，會有很不一樣的效果，不同的生存狀態。

香港的社運，廣東在看在做

從效果上，這場公民社會改革運動並沒有造成可見的政治改變，可是，能說它沒有用嗎？我以為，整體而言，它有明顯的社會效果－－抑制黨國推動的權貴資本主義，對抗發展至上、物質功利價值。身在香港的我們經常輕易地指大陸社會道德淪亡，卻沒有看到錢幣的另一面。而且，不少人不是嘴巴說說而矣，而是持續在基層社會組織起一股社會及道德力量。這「另一面」亦呼應了我們香港近年愛談的價值轉向。套用區家麟一句話，「國家或政府不是我們的，但生活是我們的」，而生活，包括社會生活，是要共同實踐出來的。

近年香港有一群人想用貌似邀進的措詞，包裝「河水不犯井水」論，製造中港分隔，可是，我看到的是更多民間的河水井水匯流，而且並不止於每年六四晚會的大陸來客。近年，遊走中港兩邊的民間團體及人士不少，也有愈來愈多來的交流合作，不限於來避難的異見者，由此可以看到，這場公民社會改革運動的跨境動態，香港的位置也不只是「支援」而矣。

舉幾個近年我自己遇到的驚喜：我碰過研究及關心香港利東街居民運動的學者，以及關注廣州恩寧路的年青人來香港交流；香港人在搞「文化保育」運動，但沒想過這個四字會在整個廣東地區成為眾多團體及人士的身份認同，大大小小團體以「保育」之名走出來；甚至近年香港興起的本土文化認同，也感染廣州撐粵語運動後的市民，他們的工作也持續在發酵；社區支援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及永續農業的想法及實踐，也在中港兩地（以至台灣）默默孕育出互通的網絡。

一個問題

這些實踐不在本土政治爭論的視野中，只因我們很少進行公民及政治論述而矣，而部份從事相關團體組織的人士在大陸處境困難，也令他們難以高談闊論。可是，近年中港關係成為焦點，發展更進步的論述，已是刻不容緩，不能迴避了。大陸的公民社會改革與香港的關係如何，以及應該如何？在反對中港政府及資本融合之外，如何構建一個民間、社會生活的中港未來視野？正是我想提出的問題。

面書專頁。

圖：Ho Leong Kwan@USP United Social Press 社媒

一直都覺得，香港乃是一個充滿誤解、甚或是充滿曲解的地方。例如港人總覺得政府愉理民意（其實每天在臉書上上吹幾嘴，又怎能算是民意？）；或覺得上街也改變不了北京的想法（其實每次上街小貓三數隻，北京又怎可能會卸你？）；又或覺得地產霸權沒有扭轉的可能（因此我們繼續乖乖幫趁百佳惠康，而不幫趁街市小店！）。港人看待中國因素，其實何嘗不是如出一轍？

關鍵問題是：回歸已經十七年頭，中港矛盾不斷激化，那到底是政治、社會抑或經濟因素使然？

今年剛好是六四事件廿五周年，至今仍有不少泛民議員沒有回鄉證。梁振英上台時，曾傳說任內有四大任務：廿三條立法、國民教育、香港電台和政制發展；但其實除了最後一項還在談，其他三項均難有寸進。原因無他，不是北京不想有所動作，而是不願打無把握的仗。無論如何，中港政治矛盾當然存在，只是還沒有去到真正激化的階段。

香港早已產業空洞

然後我們好像突然發現，對香港普羅大眾來說，政治爭議其實並非那麼重要，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才最觸動神經。旺角變成金舖和藥房的天堂、滿街講普通話的自由行、被拖喼迫爆的東鐵，才是港人最「切身」的問題。於是就正如《紅VAN》中宣示的，香港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因此電影口號順理成章改為「還我香港」！不過就連時下官方都早已慣用的論述，稱這種情緒宣洩為「社會成本」，也就是經濟融合所帶來的副作用，取得巨大經濟效益所需承受的社會代價。

停一停，諗一諗。眼前中港矛盾真是政治危機？真是港人的社會文化危機？這些彷彿令大家早忘記了，隱藏在背後那經濟危機的關鍵角色。正如浸會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澍基，在歴年來僅見的相關學術研究中指出，回歸前香港被「九七大限」的魔咒困擾，加上內地不斷加快開放步伐，形成香港產業面臨空洞化的危機，經濟結構早已出現嚴重失衡。首任特首董建華其實深明問題迫切，寄望通過大有為政府的積極介入，能扭轉香港的歷史軌跡和宿命。但終變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把香港經濟的缺點進一步暴露出來。

由發掘本土優勢，到追求資源流動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前者著眼於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優勢，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後者視經濟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致力消除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

中港融合 = 資源自由流動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曾蔭權亦沿襲了前朝的無為而治作風；但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這顯然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的情況，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只求短期利益

毫無疑問，自2006年香港經濟復甦以來，香港失業率長期維持在5%以下，印證了中港融合對提供就業職位的積極作用；但期間堅尼系數則不斷上升，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不但反映中層就業崗位和向上流動機會的受阻，亦反映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遠較高收入人士緩慢，其生計即使符合最低工資亦無法保障，現在甚至要出動低收入津貼來加以維繫，側面印證了Thomas Piketty在《廿一世紀資本論》中的講法。

顯而易見，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垂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財富自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哪會有空去開拓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哪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

文：進步教師同盟
2014年6月30日

這是香港的關鍵時刻。今天，學聯與學民思潮的同學宣布將在7月1日「佔領中環」，認為七一需要升級行動，務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8月底討論特區政府提交的政改報告前，爭取一個更符合民主原則的普選方案。學生認為今次行動是要向港府及中央施壓，爭取公民提名，表達接近八十萬市民參與佔中民間公投，當中超過七十一萬人支持公民提名的民意。

我們嚴正地提醒政府當局，學生已經表明是次行動的目的是佔領中環遮打道及包圍特首辦至翌日早上8時，等待特首梁振英上班，期望與梁振英對話商討政改問題。學生亦已聲明今次活動是和平、非暴力抗爭，不會主動與警方有肢體衝突，亦會在大多數市民上班前撤離。因此，今次活動性質對社會秩序影響力極為有限，警方絕不可以濫用暴力對待。

學生希望今次抗爭可以令港府和中央考慮民意，接納公民提名。我們明白學生一片丹心，我們呼籲當權者尊重學生，盡快作出回應，而不是對超過七十萬人的聲音充耳不聞，漠視民意。我們必須指出，學生是和平的，學生的出發點是純潔的；我們必須警告當權者，不可用卑污的手段，製造事端。保護學生，是教師的天職，教師不能袖手旁觀，任由當權者對學生施暴。學生倘被加害，教師不會罷休，誰也不能罷休！

在此，作為教師，我們立場如下：

1. 呼籲教育界同工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保護學生不受傷害，是老師天職。
2. 呼籲各位參與行動的同學應先跟父母溝通，特別是中學生。
3. 嚴正提醒警方不應有強硬措施，亦不要使用武力對待學生！如果警方使用不恰當武力，我們呼籲教育界同工展開不合作運動，杯葛未來教育局和考評局舉辦的活動，並不排除行動升級。
4. 我們會以觀察員身份在合法位置觀察，如有學生尋求協助，將提供即時支援。

社會改革多由青年人帶起，學生是我們社會的希望和未來，我們必須負起保護學生、守護香港的責任。讓我們71上街，支持新生代！

面對逆境，香港人喜愛用一句「頂硬上」，迎難而上。今年七一，想送一句「頂硬上」給不畏酷暑上街遊行的朋友。

每年七一，我都以作為香港人而驕傲。烈日當空，要守在維園等候並非易事，要由銅鑼灣走到中環更是mission impossible。去年，我們務著三號風球的狂風暴雨，一人一步一腳印，沒有間斷，沒有放棄，明知警方必然「報細數」也昂首闊步堅持走完最後一里路。其中，學民思潮的同學尤其叫我感動。後生可畏；風越大，他們意志越強，聲勢越大。看著他們列隊前進，我看見香港的將來。也許，這就是隧道盡頭的曙光。

今年七一，我不在香港，但我心繫香港。這幾個星期，對香港的攻擊一浪接一浪：先有中央發表的白皮書，打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繼而駭客打壓佔中公投，還有發展新界東北撥款的鬧劇。其中新界東北一役最叫人憤怒，被一個寂寂無名的「霸王硬上星」吳亮星騎在香港人頭上，無視反對聲音。山窮水盡，即使身在海外，作為香港人，豈能不憂？

患難見真情。香港人的社會、歷史和身份認同四面受敵，香港人卻找到一份久違了的歸屬感。冰封三尺，是回歸十餘年種的果，而非今日之寒。由自由行政策，到人大粗暴釋法，再到立法會「引清兵入關」容許解放軍在中環駐軍，中共意在全面回歸、一國一制。對此這香港人一直掩耳盜鈴，以阿Q精神面對，以為「馬照跑、舞照跳」就可以安然渡日。但是，被推到牆角，香港人近年終於伊始醒覺。由佔中公投的投票率，到公民社會對東北撥款的反彈，香港人不再任人魚肉。

可是，喚醒集體意志是一回事，衛港之戰是成是敗尚是未知知數。要守著香港僅餘的低線，香港人必需進退有序的直接行動 (direct action)。要如此抗爭，就需要能夠所謂「一統武林」的領袖；就像八六年的高山大會和李柱銘一樣。如今泛民主派分崩離析，根本無力帶領港人抗共。外憂不去，內患不斷。本港最可怕的危機並不是北京指指點點，而是那些土生土長，媚共「愛國」的建制派。由譚耀忠到陳淨心，他們面目可憎，迷信大中國主義，口中喃喃「反中亂港」云云，隨意煽動民情及扣帽子，處處與香港人利益作對。腹背受敵，香港人必需背水一戰。

今年七一就是香港存亡之路的分水嶺。詳細人數多少也好，北京和港府都不能坐視不理。假如出現公民抗命，且看警察要拘捕多少人，又或者與示威者的衝突有多嚴重，甚至血腥。我只想各位朋友牢記 Reverend Martin Niemöller的名詩 – ‘First they came…’: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Social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Social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me—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for me.”

當你討厭的「長毛」在荔枝角，「太激進」的黃毓民被起訴，或者今晚當學聯、學民的學生被拘留的時候，你都沉默不語，他日，你想大喊冤枉也為時已晚。

香港人，請居安思危！香港人，七一上街！香港人，頂硬上！

日希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警察昨晚把511名在遮打道預演佔中的示威者拘捕，這相信也是不少人所預期的。可是，示威者被拘捕後帶到黃竹坑警察學院，以至遇到的「特殊」待遇，令人質疑，警方依的不是法，而是非常手段，那怕是侵害人權亦在所不惜。

每次拘捕期間扭傷捏傷示威者的所謂「最低暴力」便不說了；不少報導已經指出，警方阻止律師見被捕人士，甚至有被捕示威者表示，不讓他們對外聯絡親友，對任何被捕人士來說，都是侵犯最基本的權利。

還有一點我想提出疑問，為何要把示威者用旅遊巴載到黃竹坑警察學院呢？黃竹坑警察學院不是一家學校嗎？我曾到香港警務處的網站查找相關資料，只找到介紹該學院的各類教育功能，卻完全沒有提及該學院有任何羈留設施及功能。然而，按《警察通例》第49章〈被警方拘留人士〉中，提及拘留地點是「警察羈留設施」，指的是「羈留室」與「臨時羈留處」，前者當然是警署的羈留室，後者是指「警署內興建的房間或多用途區（包括警署大地）」，黃竹坑警察學院不是警署，亦不在警署內，當然不可能是「羈留室」與「臨時羈留處」。

《警察通例》是否可以隨時不管？又或者，難道黃竹坑警察學院可以隨時變身警署？若然，我也想知道，警察依哪條法可以把學院臨時變身。

我相信，《警察通例》對羈留地點的規定是有原因的，否則，警察可以隨時把人羈留在任何一個根本不適合羈留的地點，防止警察濫權，例如，若警察把被捕人士載到任何荒山野嶺讓他們吹風淋雨，又甚至運到秘密地方盤問，這是很可怕的警察國家手段吧，與中國大陸以及不少專制國家便經常發生這種事。當然，黃竹坑警察學院還不至於那樣可怕，但我相信，就是一個不合法及不適合的羈留地方。據不少被捕人士稱，他們要留在旅遊巴士的狹窄座位好幾小時，而旅遊巴士只是停在學院內的空地上，要等上好幾小時才有水或能上廁所。理由可能很簡單，因為學院根本無法讓五百多名被捕人士合理地羈留，同時，把示威者多時間困在侷促的空間裡，亦形同懲罰。況且，該警察學院地理位置特殊，附近根本難找到位置可以觀看到內裡情況。

當然，警察一定已經想好了，即使不遵守《警察通例》，「小小」違反人權，也不會有大問題。大概警務處長以至上層官員亦有共識，在這種非常情況，動用非常手段，並不過份。不過，正是這種非常手段的權宜手段，把香港一步一步推向警察國家。

香港人是值得為自己驕傲。51萬上街、70多萬人投票撐公民提名，511個公民抗命的義士，這些都非常令人鼓舞！特別是昨晚由學聯帶動，全民參與的中環抗命行動，更是告訴我們，一場新的民主運動逐漸誕生！

以致命的認真，轉化70萬民意為行動

過去幾星期，自己及戰友們一直忙著保衛新界東北的運動，東北一役我們見證著政府的打壓是如何誇張，政治形勢是如何凶險。當東北一役暫告一段落，仍未回氣之際就立即知道學聯的朋友有意在七一公民抗命。我們一起從旁做支援的戰友也是有點擔心的，未知警察如何鎮壓、也未知政府、中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會如何反應，怕壞了民主運動的大事。但眼見學聯核心同學堅決的意志，我們也顧不了這麼多，因為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他們致命的認真，我覺得這才賦予我們強大的精神力量，去克服困境。

過去一星期的佔中投票，大大超乎意料之外有70萬人投票撐公民提名，香港人的民意非常清晰，我們要民主政制，公民提名必不可少！而學聯的行動，是以堅決的行動展示了致命的認真，轉化70多萬支持公民提名的民意為抗爭行動。

我們的民主運動從不缺談判機會、不缺民意調查，只是缺乏無堅不摧的意志，以及致命的認真。

由青年及學生帶領，捲動跨階層、跨年紀市民參與的抗爭

昨天的行動雖是由學生及青年帶領，但眼見近一半的參與者也是不是學生，而是不少的自發市民，包括壯年及老年朋友，甚至有近80歲的伯伯也挺身被捕！如不能冒被捕的法律風險，他們也會擔當其他支援角色，送水送糧、用自己身體擋著警察、場外打氣激勵。明顯地，這已是一場捲動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了。

民間政改力量在形勢上的擴大、升級

過去民主運動只停留在遊行、民調、選舉、談判的四步曲，屬於入門階段的基本步。而過去一年多的的佔中運動，嘗試將抗爭層次提升至中階的抗爭模式，加入公民抗命的手段，推動社會運動朝向一個不合作運動的方向，要中、港政權為不合民情的施政付出更大代價。同時，我們也發展不合作運動所需的條件，包括提升參與者的經驗與心理準備、聚合社會各界的支持、建立成熟的法律支援團隊、後勤支援團隊。今次71佔中公民抗命，是這個新抗爭模式的演練。

順住東北一役之勢，繼續推動泛民政黨行動上升級

昨晚的公民抗命，被抬被拉的不乏泛民主流人物參與，包括李卓人、何俊人梁耀忠等，過去他們被視為和理非非這種舊模式的典範。在保衛東北一役之中，明顯地他們也在行動上激進化，不單加入拉布，更保護慢必陳志全不被趕出立法會。這有長期形勢因素，如民運多年停滯不前，而中共對港的控制漸強；也有中短期因素，如白布書及吳亮星粗暴剪布等。總之，預演佔中是標誌著有泛民開始接受之前所述的抗爭模式的升級，對運動是好事。

形勢大轉，雙頭馬車 (真普聯、佔中三子) vs 多頭並進

過去香港的民主運動，主要由泛民政黨主導；過去一年的佔中，也是由三子主導。經昨天一役，學生及青年透過堅實的組織力，以及以致命的認真，說明了佔中運動，也可由青年學生發動。這是打破了泛民政黨的真普聯以及佔中三子主導政改的局面。由學生及青年主力推動的公民提名，也被嚴肅地放在社會討論的議程上面。在今後的民主運動，梁振英也好、政黨也好，也不能再迴避這股新的社會力量。如果做得漂亮，這將是多頭並進，分進合擊。

七一經過中環抗命一役，香港人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令政改形勢大轉。舊模式告別，由青年學生帶領的不合作運動抗爭模式上場。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未來一年的梁振英政府及中共，仍可以不回應公民提名嗎？

（由於本人淆底，將來或者沒有遊行的自由同機會，特此寫篇文記底2014的七一。）

我好鐘意睇「森林和原野」，睇到七一的新聞圖片，真係嚇到瀨屎，「嘩，多人過東非角馬大遷徙呀」。今日公布遊行數字係51萬人，再睇下角馬大遷徙圖片，真係點睇，我地個density 都高D啦，每年有大約100萬隻角馬係東非大遷徙，香港一年要大遷徙遊行幾次，爭取咁多野，如果角馬知道香港人一年遊行幾次，又少佢兩隻腳，角馬聽到都覺得好支力。

到底有幾支力？

• 30 幾度係條街度大遷徙咁遊行，真係同粒放入微波爐叮緊的燒賣一樣，真係熱過係地核玩高溫瑜珈。
• 當你真係好支力好支力個時，警察sss 真係當佢地係歡樂天地玩推銀機咁，當遊行個班友仔係硬幣咁喪推落個深淵到。佢地唔明白，推銀嘅野，識推，就唔好疊住D 硬幣。
• 我相信角馬跑跑下見支力，都會係河邊稍事休息，大小便下。遊行班友仔真係好勁，真係「我忍忍忍忍忍忍忍…」，再一次的打從心裡敬佩呢51萬個「忍士」。

支力得咁緊要，仲大遷徙？
同角馬一樣，點解要年度大遷徙(s)？求生囉。當我地仲有機會係個大草原度自由地喪跑的時候，真係要好好把握，點知會唔會有一日遊行只會係「當年今日」出現。

大遷徙後 之 「奔波以後　能望見你　你可否知道麼」

• 2003 年，因為23條、SARS、問責高官，50 萬人只求董伯伯的一個回應，結果等左15日，董伯伯reply 左句「唔可能以理所當然嘅態度，叫市民接受」。
• 10 年之後，時局轉得快個個爆旋陀螺，一個月內，東北問題，普選政改，622，白皮書，黑客入侵網絡，佔領政府辦… 今時今日，我睇新聞的speed，要加速到我每「線」個電話一野，要睇幾篇新聞，我先跟得返香港個beat。
• 董伯伯要用15日去消化個遊行，我地「包容」下CY，我就等你15日，我地真係「奔波以後，只求望見你」覆一覆。

而家個感覺真係同明知 CYwhatsapp on 緊line，個 message send 左出去有兩個剔，但唔見你覆一樣咁腰心腰肺。

我最驚係…
CY 以為自己係北韓觀光，當遊行D人係表演緊阿里郎個班傻仔。

PS. 有參與今年個大遷徙嘅，開心 share 下吧

原文載於姐死姐還在Facebook專頁

角馬大遷徙圖片來源：
http://bulo.hujiang.com/menu/13692/item/801826/

七一遊行圖片來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14/7/2/n4191057.htm

董伯伯say sorry 截圖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2h2mMPoPM

領匯在大埔大元邨的美食廣場進行「優化」計劃（詳情可閱東方日報報道和獨立媒體報導），一經改建後，租金將被翻上三倍。領匯口口聲聲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卻罔顧附近街坊、學生及工人的利益。鑑於領匯在7月3日截止新租約招標，而到現時為止，領匯亦無意撤回是次計劃，所以本關注組進行以下行動對抗領匯的變相迫遷。

萬人決志 「餓爆領匯」

領匯完成改建工程後，本關注組會在大元邨覓一處公共空間進行抽籤，隨機選出一間新遷入的中高檔食肆。抽籤活動將會每個月進行一次，我們呼籲*決志者在該月份罷食「中獎」的食肆。一個月後，抽籤活動會再次進行，並抽出另一間「中獎」食肆。抽籤和罷食的程序將月復月不斷重複，不設限期。

1. 於大元邨進行抽籤（每個月一次）。
2. 在該月份罷食「中獎」的中高檔食肆。
3. 一個月後，重新抽籤和罷食「中獎」食肆，並不斷重複。

本關注組希望集合更多人決志參與「餓爆領匯」行動，現在可網上簽署「餓爆卡」，暫定目標為一萬人，以達致阻嚇領匯的效果。至於行動細節可彈性修改，如每月的罷食食肆數目，應根據決志者實際的可行性及其震懾力作調整。 最後，不論在原則上或細節上，希望大家給予可行建議或改良方案，亦期望行動遍地開花，共同制衡領匯，積極對抗不義霸權。

大元美食廣場關注組

*決志者：已簽名，決志參加「餓爆領匯」的朋友。

決志方法：
一) 開啟「全城決志餓爆領匯」產生器
二) 填上你的名字
三) 「按此下載圖片」
四) 下載後，上載圖片到此

香港正在面對艱難的困獸之鬥。

此刻香港面對的問題核心看似是2017的普選，但其實是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亦即一國兩制能否為下去。一國兩制雖然不意味著香港的民主化，但香港的民主化卻必然涉及一國兩制的框架。

今年七月一日數十萬人走上街，人數是十年來最多的一次，原因被普遍認為是六月初北京發佈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證實了大家一直以來的擔憂──一國兩制正在死亡中。可以說，這個白皮書就是一國兩制的墓誌銘。

回到歷史源頭，在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聲明，「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也是後來1990年「基本法」的主要精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鄧小平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意思是北京不會直接治理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制定的歷史時空正好是1989的鎮壓，所以「當時草擬《基本法》、有關一國兩制的條文，都是很寬鬆的，因為鄧小平好怕香港人會走。」李柱銘最近在接受「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時說。

今年六月十日，國務院首次發布針對香港問題的白皮書，跟以往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表述明顯不同的是，白皮書「特別強調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白皮書一出，震撼整個香港。過去幾年香港人早感覺到，一國兩制的「一國」正在增強，「兩制」正在消失：如梁振英選舉過程，中聯辦前所未有地著力甚深，以致於媒體說是「西環」治港；而香港原有的言論自由、法治廉潔不斷受到威脅，都被視為是「大陸化」，甚至來自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各種「中港融合」計畫更是直接讓港人感到從政治、社會到生活上，兩者距離越來越接近──但他們卻是希望越遠越好。這次白皮書，更是宣告了一國兩制中的香港高度自治的精神，是北京可以隨時收回的。

對此，民主派認為白皮書違背鄧小平的承諾和「基本法」的精神，是毀棄了基本法作為北京和香港的契約。但建制派卻認為，「白皮書內所有說法都是有根有據，完全跟隨《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去寫的。」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劉迺強接受「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採訪時表示。不過，建制派也承認有變化：因為可以說北京政府在1997年後，長期「自我約束」不幹預香港，但現在他們覺得香港越來越亂，「因此以前沒有(在香港)使用的權力，以後會用多一點。」

中共在港澳問題上的重要智囊學者強世功也在一系列專文中強調，回歸初期是按照鄧小平香港「保持不變」的思路，基本上對香港採取自由放任的不幹預政策。然而，強世功說，「放任不幹預政策導致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爲中央甚至內地的學者專家在香港問題上發表言論就變成了「幹預」香港高度自治。」由此，從2013年以來，北京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明確放棄了以往的低調策略，而是採取高調。甚至可以說，「中央對香港的治理正從法律、經濟和政治上的「一國」建構，逐步轉向文化、思想上的「一國」建構。」也難怪在這過程中，香港人會感覺到，一國越來越強，兩制越來愈虛。

強世功甚至也承認，「全面管治權」概念中試圖用「全面」來表達中央在香港擁有權力的廣泛性，從而防止香港不少人認爲中央在香港除了駐軍和外交之外沒有其他權力。如果和過往的《基本法》理論相比較，從比較籠統的中央「管治香港」變成中央在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無疑是一個新的概念和提法。」

無論是否北京是否改變對一國兩制的詮釋，他們無疑是要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於是，「一國兩制」的本質矛盾暴露出來：如果兩制的界限是北京可以單方面決定的，那麼兩制就終歸只是一個虛構。尤其，透過民主選出領導人的過程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集體意志展現，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主性表現。 北京當然很難容忍在一個威權中國底下有這麼一個「特區」。

屈穎妍女士又出一篇奇文（〈如果有天，警察消失了……〉，見《明報》2014年7月2日）），聲稱「反對派成功將警隊形象毁滅」！我批評屈女士的文章已不只一次，本來不想再而三，可是，她這篇實在太過份，我忍不住又要出聲了。

我假定屈女士不是故意說歪理，也不相信那是愚蠢之過，因此，我將她這篇文章的問題定性為「不用腦」。先看她文章開首的幾句：

『那天，看到立法會門外有示威者身上貼着「我不是警察」標籤，然後再有示威者緊跟在一位便衣警員後面，舉着大橫額，叫大家小心：「這是便衣警員！」我由嘆息，轉至氣憤。既然大家這樣討厭警察，不如，乾脆叫他們消失一天，甚至一星期，看看我們的社會會亂成什麼模樣？』

屈女士有沒有想過，示威者為何對警察這麼有戒心呢？是他們無緣無故「討厭警察」，莫名其妙地「叫大家小心」？還是因為上一次示威被警方清場時吃了大虧，前車可鑑，所以才有防範之舉？據說上一次示威有便衣警員混入示威者之中監察，甚至煽動人群衝擊；這個說法雖有人證，卻難證實，但警方清場時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例如以擒拿手法壓肘扭腕，令示威者奇痛難當，則是有圖為證。

有此經驗，而對警察有戒心，不算不合理吧！至少不是甚麼反對派故意破壞警隊形象！

還有，這一次示威者的防範舉動，並不代表他們普遍地「討厭警察」；也許示威者之中真的有人討厭警察，但也可能有不少只是為這一次行動的參與者著想，為的是保護他們而不是針對警察。我想指出的是，屈女士，你那「討厭警察」之論實在過份簡單得可笑！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很多香港人都討厭、甚至害怕警察，只希望這一天不會來臨；不過，假如這個情況真的出現，成因會是警察的不當行為，而不是香港市民無理取鬧。警察的職責是除暴安良，如果警察盡忠職守、不濫權、不貪污、不使用過份武力，誰會討厭警察呢？這不是簡單不過的道理嗎？

屈女士說「既然大家這樣討厭警察，不如，乾脆叫他們消失一天」，這也是不用腦之言。討厭警察不等如認為警察可有可無，就算是討厭警察，除非認為沒有一個警察會履行警察的職務，否則，在須要找警察時找警察，與討厭警察是沒有抵觸的，正如很多美國人都討厭律師，但惹上官非時，能夠不找律師嗎？

最後，屈女士擔心警察形象被毀，連幼稚園學生都不以當警察為榮，「二十年後的世界，誰來當警察？」屈女士請放心，只要警察人工高，不愁沒有人當警察；我們應該擔心的，是香港的制度繼續崩壞，二十年後，香港仍有很多警察，不過都是助紂為虐、令人討厭的公安。

原文刊於此

（獨媒特約報導）80萬人全民投票、51萬人七一上街，巨大民意下梁振英昨天整日「潛水」不回應。23名泛民議員在今日答問大會上採取主動，先向梁振英舉牌示威後再拉隊離場，抗議梁政府無視民意對普選強烈訴求，期間黃毓民將玻璃杯掟向梁振英，會議一度暫停。梁振英在復會後特意撿起玻璃碎譴責，特首辦其後亦在下午報警。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則指行政立法會雙方都要拿出誠意，建立更好的合作途徑。

泛民議員離場抗議 譴責投擲玻璃杯

梁振英甫步入議事廳，泛民議員即上前包圍抗議，高舉「真普選 冇篩選」抗議標語。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和陳偉業向梁振英投擲紙摺星星，混亂其間黃毓民將玻璃杯掟向梁振英，主席曾鈺成隨即休會，保安亦將陳志全、陳偉業、黃毓民及范國威議員抬離場，其餘23名泛民議則拉隊離場抗議。

黃毓民在被逐場後見記者時指自己「掟左好多野」，但不記得自己有無掟玻璃杯，只認有撥水。記者追問他有無掟玻璃杯，他說「有掟又如何？」，又說掟物是為了羞辱特首。而離場的泛民議員譴責投擲玻璃杯行為，並澄清其他議員的暴力行為與泛民無關，並重申要抗爭手段要和平非暴力。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形容現時行政立法關係已到瀕臨崩潰，今次泛民行動是因受夠梁振英集團「龜縮」無視民意。其餘泛民議員亦批評梁振英對巿民強烈的真普選訴求充耳不聞。

梁明言不會辭職 港府權力來自中央授權

泛民議員離場後只剩下建制派發問，梁振英更見自說自話，有議員提到土地與住房，梁振英對新界東北爭議的回應是「向年輕一代負責，必須迎難而上，通過爭議性但有必要的發展計劃」，又說「政改或新界東北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靠發展解決。」。回應七一清場行動，梁又稱讚警隊處事果斷、專業、克制。

梁美芬稱從預演佔中可見警隊人手不足以應付將來的佔中群眾運動，警隊癱瘓會影響治安，建議政府考慮招募退休警員和一般市民作「志願軍」。梁振英並無正面回應，但批評預演佔中是浪費警力。

田北俊質疑梁振英無法處理好立法與行政機關關係，又指「政改是本屆政府最重要任務」，問若政改最終不能落實，梁會否辭職問責，2017年是否不再參選。梁振英表示政改爭議與行政立法關係無關，是憲制問題，不存在會否辭職下台的問題，更表明「我唔會辭職，會繼續做好行政長官工作」。梁補充說，泛民議員以及其他人士不理解基本法，當中列明人大常委在政改方案上有最終「批准」的權力。

曾鈺成批秩序惡劣 有責任配合警方調查

就黃毓民向特首擲玻璃杯，特首辦報警，警員進入會議廳調查，曾鈺成指議員在會議期間言論自由受法律保障，但涉及刑事責任的行為不受保障，任何人皆可報警處理。他指據警隊條例，警方如要進入某場地調查，場地負責人有責任配合；但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一般情況下，警方要進入大樓需先通知秘書處及行管會，再作適當安排。然而曾鈺成承認今日警員進入立會時，行管會及秘書處並不知情，他指可能因行管會正在開會，故保安組未有先通知便帶警員入內。曾鈺成表示不認為警方踐踏立法會尊嚴，會提醒同事日後要先通知秘書長。

曾鈺成回應現時行政立法關係時表示，若泛民主派人士不願意與政府及特首合作，會令政府面對施政困難，故呼籲行政立法雙方也要拿出誠意，建立更好的合作途徑。

編輯：歐陽聯發

經過七一預演佔中和反東北反大白象多場戰役，不少市民終於有幸見識到警隊在曾偉雄帶領下的作風，同時六一三一役亦喚起了不少人對於人權、警權的關注。遺憾的是，過去一個多月內發生的這些事件和絕大多數的警察侵權事件一樣，並沒有引起太多對於警察制度的反思。

警察濫權、粗暴對待示威者全因中共政權？

筆者在參與六六、六一三、六二零、六二七、七一五次集會當中每一次也會聽到集會市民異口同聲地批評香港警察處理集會示威的手法，但很有趣地他們全都將問題歸咎於政權的腐敗，和回歸後中共對於警隊的操控。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或許有些少關系，但筆者不認為這是問題的主因。很簡單地舉些例子，我們不難發現在今年三月開始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對岸亦面對了同樣的警權問題，當中一些畫面我們仍歷歷在目。對岸的防暴警察在一個民選政府的促使下，仍然是一棍棍的敲在手無寸鐵的民眾的頭上。陰謀論者可能會說，台灣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中共操縱的，尤其在服貿這樣關乎兩岸關系的議題上，台灣警察不得不為中共服務。但這顯然不是問題的重點，英治時期的警察不也是由一班英國紳仕帶領的嗎？他們是如何對待示威者的，問一下梁國雄和他當年的戰友便會知道。也不要認為時代變了，現在民主國家的警隊就會文明一點。我們回望一下2010年在加拿大舉行的G20峰會時引發的動亂，多倫多市警察把示威者牢按在地上毆打的畫面。由此可見，無論管治者是誰，他們的反對者也注定要被警察蹂躪的。

以武力為本質，以權貴為保護對象

若我們細心觀察我們社會的權力架構，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獨裁國家，對於警察的監察都是軟弱無力的，而這絕對與權力架構有關。且不談在香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監警會，就以加拿大多倫多為例，監察該市警察的獨立組織OIPRD（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Director），其首腦是經司法部推薦再由省督任命。司法部長則是內閣的一員，省督也是由總理提名的，由此可見市民不單未能直接參與警察局長的遴選，連監察警察的機構組成也是無權過問。要維繫這一切權力架構，除了是市民的服從，最重要的就是武力－－武裝部隊的武力。一個武裝部隊由政府徵召、管轄、和支付，然後再由政府自己監察，這樣的武裝部隊，除非你是真心相信政府是為你服務的，否則你又怎能相信警隊的首要目標是「為市民服務」呢？從權力架構上和警隊的組成上，我們不難看見警察和所有合法武裝部隊的建立就是為了保護整個權力架構和權力架構的最上層（即他們的「主人」），一旦這些權力和掌權者（不管是誰掌權）受到威脅，他們就會露出本質。而武力就是他們的核心，透過武力來維繫權力，再透過權力來維繫武力，警察打壓示威者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

沒有警察的世界，真的遙不可及？

這並不代表改善監察警察的制度便能解決問題，問題的晶結是警察制度所訓練和發展目標是培養沒有獨立思考和對武力權威的服從性。這是反人性和阻礙人類社會和平地向人道發展的（此觀點將在續文中詳述）。那你想怎樣？難道要把所有警察革走解散掉了？有些很可笑的人會在問警察消失了之後，社會將會是多麼的暴力和不公，很可惜這只能證明他們從沒認真反思過。沒有認真地對警察制度作出反思是合理的，但沒有認真反思過為何會有犯罪、為何會有不公義才是死罪，最可笑的是還有人以此合理化警察的暴力；這些人下場定必是和豬八戒老母一樣，都是蠢死的。西班牙在1936年到1939年的革命期間，便是廢除了原有的警察制度，改由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和人民協調下地區性的工人巡邏團隊（Worker’s Patrol）防止罪案。在廢除金錢制度後的西班牙（最主要的是加泰隆尼亞），人民把地區的治安完全地交給了自發參與的巡邏員。然而，這支七百多人自發組成的巡邏隊並非阻止罪案發生的靈丹妙藥，它依賴的武力其實有限，因為在內戰期間的加泰隆尼亞早已差不多去到全民武裝的地步。那究竟是什麼令到在沒有壓倒性武力（如警察、軍隊）的管治下，部份社區的犯罪率卻不升反跌呢？那就是充沛的資源和良好的資源分配，而不是靠一隊有壓倒性武力的武裝部隊去維護不公平的資源分配制度。當年處於內戰混亂之中的西班牙人捨棄了警察，縱使只是換上了同樣依賴武力的工人巡邏隊。在資源和環境也較當時為佳的今天，我們是否應該好好反思整套制度和罪案的根源和存在，尋找一下其他的出路？

Sources:
http://www.thestar.com/news/gta/g20.html
http://www.torontosun.com/news/g20/2010/06/18/14442406.html
https://www.oiprd.on.ca/cms/
http://anarchism.pageabode.com/anarcho/govern.html
http://www.democraticunderground.com/10244180

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68-1898
By George Richard Esenwein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9
Sam Dolgoff (editor)

Bob Black
An Anarchist Response to “An Anarchist Response to Crime”

八十萬人公投、「七一」從日走到夜、「佔中」預演大規模拘捕 …… 特首梁振英在此等背景下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泛民與建制再起衝突實不難預料，惟梁美芬的一番提問，卻成功搶得大眾注意︰「…… 當他們亦面對要癱瘓時，究竟警隊會否可以有額外的一種方法，譬如再吸納一些已退休的Sir或Madam，或者民間亦很多人願意當志願軍，你們可以給他們一些特別的訓練，來特別處理這些群眾運動，令到我們的警隊真的做回他們英勇的工作 ……」梁振英的回答不置可否，不少網民則將這種明顯超越現行軍警建制、另立新部隊的構想，聯想到歷史上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武裝建置，例如清代的團練和義和團，乃至二戰前納粹德國的衝鋒隊及黨衛隊等。

當然，這類「志願」部隊真的出現在香港的機率仍然不高，更遑論會接管本來完全屬於警方的職責、去對付「佔中運動」或者和平示威群眾的可能性；但正如不少網上媒體已經指出，政府其實有權動用一件塵封一陣、卻仍未報廢的法律工具，將這近乎天方夜譚的構思變成事實，那就是香港法例第 197 章《基要服務團條例》。

法例於 1949 年底用上兩星期緊急訂立，當時正值中共新政權直取西南、國府行政院緊急撤離成都之亂世，不難想像法例的背景，是基於本港社會形勢緊張、急需安定民情之故，賦予港督特別的權力成立部隊，以應付最基本的政府運作、公共服務及物資分配等。透過此法例成立的部隊，包括輔警、輔助空軍（即現時政府飛行服務隊的前身）、後備消防隊、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等。後備消防隊在一九七五年已經解散，而輔警、飛行服務隊、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則先後憑藉本身的立法而繼續存在並提供服務。

事實上，民安隊和醫療輔助隊的相關立法，急就章程度幾乎媲美《基要服務團條例》本身，兩條法例就位處殖民地最後歲月中，立法局開快車通過的大堆條例之列；這還不算，當局還在相關立法的政策上「暗渡陳倉」。事緣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保安科曾經向立法局的事務委員會報告指，在訂立了兩支部隊的立法後，《基要服務團條例》「將會成過時而可予廢除」；但到兩條法例在一九九七年四月首二讀時，動議法案的保安司黎慶寧，對於「廢法」一事卻隻字不提，直到兩條法例於六月四日三讀通過也再無相關提議，《基要服務團條例》就此過渡成為特區法律，而黎慶寧亦改換職銜成為保安局局長後繼續效力於政府。到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立法會通過法律適應化修改，將《基要服務團條例》行文用字更新為特區版，進一步明示特區政府將繼續掌握條例下成立新部隊的權力。

值得留意的是，保安科將九七年提出的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立法，是為取代原來依附於《基要服務團條例》的有關法律；但細心比較，民安隊及醫療隊在新法例下享有的權力，固然比《基要服務團條例》更加細緻、具體，和縮窄至集中於緊急救援及醫療服務為主，除此以外，個別隊員享有的權力，亦有別於《基要服務團條例》下行政長官可以授予的權力︰根據後者的第八條，只要團員一經警務處處長以「特定描述或一般描述」作出授權，團員就在保持安寧、防止罪行、拘捕或其他方面享有與警察同等的權力、特權以至免責權等，而民安隊及醫療隊員在新法例下，則可在得到警務處長的書面授權下，享有任何或所有的警察權力。

兩相比較就不難發現，《基要服務團條例》下，團員一經警務處長的授權，就可享有廣泛至與真正的警察根本無異的警察權力，而民安隊及醫療隊立法，則明確規定兩者隊員獲得的警權，可能依隨警務處長的授權而調節減少。由此可見，政府在主權移交前夕沒有依隨本來的立場，立新法而廢《基要服務團條例》，客觀效果不但是在兩支部隊本身已有法可依的同時，保留了累贅重複的法律條文，而且是留下了一條尾巴，讓中共委派的特首，有權通過警務處長的配合，在正規警察及輔警以外，隨時成立一支新的「第三警隊」。

無疑，即使依據《基要服務團條例》，服務範圍只包括附表中提及的項目，理應難以達到梁美芬在答問中所指要由新部隊應付群眾示威的效果；但觀乎現政府汲汲於擴政權削民權的表現，我們實在不難想像，當局會自由操作舞弄附表內的項目意涵，例如將「向公眾傳布資料」（第 5 項）理解為「接管廣播機構」，或者以保持水陸運輸甚至食品物資的運送為理由，將保護全中環所有主要道路的權力委諸新「部隊」，繼而授權「隊員」執行警權以保護道路云云。這時，特首就完全有能力將「部隊」直接置於面對市民大眾的位置，使他們變相成為另一支針對反抗群眾的官方武裝。

加上觀乎梁美芬提及的「志願軍」來源，即退休警員以至「民間人士」，我們真的如此難猜想，一旦「服務團」真的成立，會由哪一些組織的人應召入伍？以目前「佔中」如矢在弦之勢，社會上有甚麼力量、甚麼組織，會熱心應徵成為「保衛社會秩序」的爛頭卒，恐怕已是昭然若揭。

簡言之，前港英保安科不知何故，錯過了廢除《基要服務團條例》的時機，以至給特區時代留下了這一張讓有心政客得以借題發揮、舞弄恐嚇市民的刀刃。筆者其實真心期望，這一篇所提及的一切，除卻歷史的紀錄外，就盡皆是筆者自己這數天睡眠不足、瘋狂臆測所致而已。畢竟，特區政府可動用施行暴政的工具已經太多，我也希望可以少擔心一件事。如果有飽學之士可以用雄辯指出，所謂「志願軍」於法有據，不過是筆者才疏學淺庸人自擾自製恐慌之論，筆者倒是舒懷高興也來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