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輝在Facebook上評論港人夾道歡迎彭定康再度訪港，說「驚覺他們愛的並非當家作主，而是愛舊殖民主，和一種朦朧而美好的舊殖民地子民身分」，立論訴諸對殖民一詞的刻板印象，扭曲事實，身為他口中的「戀殖」人士，自是不敢苟同，故作簡短回應。
陳景輝的批評，完全建基於他將「殖民地」和「當家作主」置於對立面，但這絕非事實。早於十九世紀中葉，大英帝國之於殖民地，已有「自治領」(Dominion) 的概念，即除了外交和軍事外，一切內政的決策權歸自治領，而非其殖民宗主國。加上美國獨立的教訓，這些自治領殖民地主權所在的英國國會 (Crown in Parliament) 再也不會對自治領進行單方面徵稅，逐漸成為英國憲制慣例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的一部份，英國憲制法研究的奠基者A.V. Dicey甚至指出這是英國國會立法權的「實際限制」之一，足見殖民地與自治，在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歷史中，已無衝突。
更有趣的是，1926年的帝國會議 (英國與各自治領代表的定期會議) 中，確立了英國與各自治領地位平等、互不從屬的憲制慣例原則，但此時在法律上後者仍是前者的殖民地，直到五年後 (1931年) 的《西敏寺法令》才算是在法律上追認此項原則。這是英國憲制慣例的獨特和奇妙之處。大英帝國的殖民史，至二十世紀初期，在英國非明文的憲制慣例下，早已不是一種單純上下從屬的權力關係。
當然，香港過去並非自治領，而是「君主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是故一些不熟歷史的香港人，包括陳景輝，對「殖民」和「殖民地」的理解，都被直覺和刻板印象主導，認為和自治沾不上邊，甚至流於二戰後的種族壓迫論述。然而，雖然香港並非自治領，但早在二戰後已有「楊慕琦計劃」，而1960年聯合國大會的《1514號決議》亦給予香港透過民族自決以獨立的權利，卻全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阻撓，才令香港失去這些走向自治和獨立的機會。事實就是，英國這個「舊殖民主」，在二戰後沒有反對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權利，甚至主動研究如何提供協助。令香港失去真正自治機會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八十年代時高呼只有「回歸」中國才能當家作主的香港歷史罪人。
我們戀殖、「愛舊殖民主」，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舊殖民主的殖民，早在上兩個世紀開始已不能從其字面意義去理解；它的「殖民」，會自我設限，會尊重殖民地子民，更會讓他們從自治逐步走向獨立。經歷數百年的大英帝國歷史，英國看主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暴發戶國家不同，主權不等於從屬，是故英女皇對加拿大行使主權時，身份是「加拿大君主」而非「聯合王國君主」，以表明兩個國家地位平等。那個在九七後不斷矮化香港的「一國」主權，純粹是具中國特色的理解而已。
在英聯邦體制下，愛舊殖民主，完全無須支持任何殖民統治，讓英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與香港最終成為像澳洲、加拿大一般續奉英女皇為元首的獨立國家絕無衝突。只有拿著「殖民」二字字面意思無限上綱、不正視歷史和現實的人，才會得出戀殖並非支持當家作主的膚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