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日高
教「今日香港」政治與社會參與時，我先讓學生認識不同市民在制度內和制度外的政治參與方式。然後讓學生閱讀一篇市民撐香港電視到政府總部集會的新聞報道，著他們分析剪報內市民的訴求和運用的參與方式，我最初以為他們只能回答「要求政府發牌予香港電視」，幸好他們都能回答「要求特首公開交代港視不獲發牌原因」。分組討論時，我定的題目是「如果你是撐港視行動召集人，你們會用甚麼方法達成上述訴求？」
他們收到題目後表現有點納悶，好像不太想到有甚麼可行方法。於是我補充一句說：「今次天馬行空！」他們立即兩眼發光，熱烈地討論。每組分別匯報時十分精彩，由最溫和的寫文章、搞facebook專頁、持續包圍政總，到「全民罷工」、「收買黑幫活捉689」、「邀請外國空軍空襲禮賓府」等等，應有盡有。笑足半堂後，我進入課堂的戲肉，就是請他們思考各種方法的「可行性」和「效果(包括正和反)」。學生們眉頭一皺，正正經經地回到現實。
經過這次課堂活動，學生大都發現越激進的行動就越難發動，而且會伴隨更大的反效果。例如「收買黑幫活捉689」，他們也承認要打贏G4有一定困難，此外從事黑幫活動是犯法行為，承擔法律後果之餘，也會遭到市民唾棄。可是制度以外的遊行示威無效，制度以內議員嘗試用特權法逼特首公開真相，又會被功能組別和建制派議員否決。「阿sir，仲有咩計呀？」
一個沒有真正民主的社會，市民無法循選舉的途徑換走他們不滿的領袖，亦無法公平地選出他們的代議士，很容易出現偏激的想法。可是衡量後，又會發現邀進之路甚難行，社會成本巨大。不滿變成憤慨，憤慨悶燒化為沉默。面對專制政府，我的學生越來越感到溫和的方法無用，要麼激進，要麼犬儒。難道這是我們樂見的下一代？
2017年，我的高中學生都已滿十八歲，可以登記做選民。我實在希望他們能夠擁有一場真正的民主選舉，讓他們為自己充權，讓他們成為自己社會的主人。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