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譚凱邦先生於《送魚與釣魚》一文中，文章的主要訊息為「跨境婚姻引致幾乎一面倒的人口輸入是香港社會所不能承受的」和「南下團聚應先量力而為」。筆者實在不敢苟同，現嘗試回應一下，歡迎賜教。
回應擠逼論
首先，譚先生提到「香港已經相當擠逼……新移民的不斷湧入，是攤薄香港人的資源及空間…」的論點，是將矛頭錯置，根本就無助解決現時的問題。香港並非缺乏土地，「擠逼」的主因是政府多年來規劃無能。一直以來，香港只開發了大約二成多的土地，而現時用於住宅建設的土地只佔全港總面積6.8%。
香港的土地使用率偏低，未開發的土地包括閒置的工業用地、政府用地、社區用地等等，原則上足以應付短、中和長期的住屋需要。可是，香港政府大搞官商勾結，為了維護大財團利益，過去多年來停止開發新土地，房屋用地日漸短缺，造成樓價高企。因此，擁有權力的香港政府才是矛頭應該指向的地方，而不是指向無權作規劃的新移民。
筆者原則上支持香港政府取回單程證審批權，而配額數量也可研究在技術上作出調整。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新移民，其實是香港人的家人。譚生用「不斷湧入」、「攤薄」等字眼來形容新移民，感覺到他對新移民抱有負面的情緒，但實在是沒有必要的。單程證制度一直也有穩定的配額，是人人皆知的每日150個配額，而香港政府不是今日才知道的！
香港政府是有責任預先做好規劃，來應付這個可預料的持續人口增長所帶來的房屋、醫療、教育等需要。若果香港政府覺得無能力接受每日150個配額，之前有沒有向中共政府反映過任何訴求呢？若果香港政府繼續規劃失誤而導致香港愈來愈「擠迫」的話，難保在未來會有一些人批評「每年由香港人所生的嬰兒，是否在攤薄香港人的資源及空間呢？」。
回應基層男士責任論
譚生又提到「基層男士若想結婚，也有責任趁年輕及早在港找伴侶。」這一點實在是「有趣」。在譚生的眼中，為何基層男士有責任，但有錢人就沒有責任趁年輕及早在港找伴侶嗎？決定跨境結婚的基層男士有的所謂「責任」，究竟是甚麼責任呢？難道譚生是認為在香港找不到老婆的窮男人就不應該回內地娶妻，因為此舉會為香港政府帶來沉重的財政承擔呢？所以，筆者理解所謂的「責任」是在財政上照顧伴侶，而不會為社會造成額外福利負擔。再推論下去的結果十分恐怖，不知道留港結婚的基層男士有沒有那份「責任」呢？是不是窮人就不應該組織家庭，因為會為社會造成額外負擔？
譚生的說法讓筆者聯想起了新加坡的「優生學」和「大家長式民主」。新加坡的李光耀認為，高學歷的男性與高學歷的女性配對可保證孩子的質量，新加坡更在八十年代成立了「社交發展署」，「幫助」一些受過高等教育卻不結婚的男女找對象結婚生育。不知道譚生是不是李光耀的擁躉呢？
不論貧富，每個人也擁有姻婚自由，這是人權，是現今的社會價值觀。只有泛政治化的社會才會干涉人民的私人生活，一個人結不結婚、幾多歲結婚、在哪裡找結婚伴侶，根本就不用政府或者社會干涉。
以前，有些基層男士年輕時在香港找不到伴侶結婚，到年紀大的時候回內地娶妻，出現所謂「老夫少妻」的現象，但這其實也是他們的婚姻自由，別人根本無權說三道四。再者，基層男士在香港找不到伴侶、結不到婚，這現象背後的原因難道不是因為基層工人工資過低、樓價物價飆漲等社會問題嗎？怪罪跨境家庭沒有量力而為，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最後，譚生說「與其送一條魚，不如讓她在熟識的地方釣魚」，難道他是要反對所有相對較貧窮的跨境家庭在香港團聚嗎？綜援並不是「送魚」般的慈善行為，而是最底層的人道救濟、是社會保障的安全網。領綜援人士大部分也是老弱傷殘或單親，不論香港政府有沒有單程證審批權，基於人道立場，凡是有需要的人，財力豐厚的政府也應該幫助他們。至於少量健全的綜援人士，政府一向有鼓勵他們就業，投入勞動市場，不就是「釣魚」嗎？估計譚生都會同意中國內地是一個沒有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地方，迫香港人到內地與家人團聚、甚至工作，是不是等於在迫香港人「在危險的地方釣魚」，此舉不是更有問題嗎？
正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新移民有權申請綜援的爭論發展至今，變成了無權力者攻擊無權力者的局面，最終只會讓政府奸計得呈，分化消耗了民間的力量，讓政府可以繼續大搞官商結和助長地產霸權，希望譚生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