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今年再次舉行扶貧高峰會，公布香港的貧窮情況，檢視扶貧政策的效果；梁振英再次表示，不能因過去的扶貧工作而「自滿」——這樣說，彷彿扶貧工作已有驕人成績。
雖然政府一直強調貧窮人口跌破百萬為歷史新低，更說高估「高資產、低收入」的貧窮人口，卻無視「高開支、低收入」的現實，尤其對住屋開支隻字不提，不但自欺欺人，也是迴避扶貧的責任。
單看收入 計算荒謬
政府自2013年開始，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作為貧窮線，收入低於貧窮線則視為貧窮人口；2014年，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為132.5萬，介入後則為96.2萬。
然而，此貧窮線不但訂得低，而且只是單一面向，未能把不少生活困苦的基層人士計算為「貧窮」。
以1人家庭為例，2014年，貧窮線為3500元，即是只要收入3600元便不算貧窮；2人家庭貧窮線為8500元，若收入8600元也不算貧窮。在香港生活的市民也大概明白，單憑這低微收入，面對住屋、交通、食物等開支，雖不至於餓死街頭，卻要緊縮開支、節衣縮食，生活何其困苦！
事實上，部分港人收入於過去幾年雖然有所增加，但遠遠追不上開支，如2人家庭的入息中位數50%由2009年的6900元升至2014年的8500元，升幅23.2%（1人家庭升幅只有6.1%）；與此同時，私人住宅單位的租金指數（40平方米或以下）則於同期由102升至171.8，上升68.4%，比收入升幅逾倍！更莫說小型單位樓價於同期5年內已上升131.7%【表1】！家庭即使受惠於扶貧措施的「福利轉移」，但轉手便要交給業主。不敢想像買樓、公屋輪候無期、收入追不上貴租……是基層市民的典型寫照。
單以收入計算貧窮，根本不能準確評估香港的貧窮情況，尤其百物騰貴的香港社會，衣食住行年年加價，住屋開支更是貴絕全城，如2015年8月統計處的專題文章便指出，計算消費物價指數，「住屋、水、電力、燃氣及其他燃料」佔總開支34.66%，遠高於食品、交通、醫療等開支；基層生活更加困苦，2011年人口普查指出，租住私人住宅單位而月入10000元以下的家庭【表2】，其租金與收入的比率中位數為41.2%，這些「貧窮」情況，都是現有單一「收入貧窮線」所未能計算的。
扶貧委員會雖然有提及現時「收入貧窮線」的限制，卻只強調其高估部分高資產人士的角度，而對低估開支龐大的家庭面向則隻字不提，明顯是「縮骨、卸責」。
事實上，學者和民間團體早已提出「開支貧窮」的面向，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基保線），先由專家與群眾定義何謂「基本生活」，計算滿足「基本生活」的最低開支，收入未能支付開支的，則可視為「貧窮」，例如樂施會2014年的開支研究便指出，一名成年人的基本生活開支線為7344元，遠高於現時的3500元逾倍，若以開支角度定義，貧窮人口將會大增。
住屋貧窮 訂立指標
針對香港住屋問題的特殊情況，扶貧委員會實應制訂一系列的「住屋貧窮」（housing poverty）指標，例如，十九世紀統計學者恩格爾發現，愈是貧窮的家庭，用於食物的開支愈大，後來設定「恩格爾系數」（Engel's Coefficient），計算食物佔個人消費開支比例，所佔比例愈大則愈貧困，達到某水平以上則屬貧窮。現時住屋為不少基層市民的最大開支，扶貧委員會可考慮設定「住屋貧窮線」（housing poverty line），例如當租金佔入息比例高於30%，便可視為住屋貧窮，高於40%則為住屋赤貧，並為這些貧窮戶提供支援，例如租金津貼，或長遠制訂租金管制控制開支。
此外，除了收入和開支等金錢角度的計算外，其他「住屋貧窮」指標亦應包括全港劏房居民人數、公屋輪候冊個案、人均居住面積、公屋擠迫戶人數、私樓綜援「超租」個案、樓價「可負擔」程度等等，以便更全面評估貧窮情況，例如劏房人數由2013年6月的171300人升至2014年12月的195500人、公屋輪候冊個案由2002年的86359升至2015年6月的282200或私樓綜援「超租」個案比例長期高於50%等。
不計算開支、不計算住屋貧窮，單單談「不應自滿」的「扶貧政績」，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堅離地扶貧」，惟有多角度定義和評估貧窮，並以此制訂具體的滅貧目標和到位的扶貧政策，方能有效改善基層的生活。
影子長策會成員、香港政策透視執委、社工復興運動成員
本文載於《信報》2015-10-19 A19《不談住屋 豈能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