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童擱淺於土耳其沙灘的照片引起熱議，觸動無數人同情難民的反應。陶傑在「童屍的邏輯」一文中提出了事件引申的「唯一理性結論」，認為歐盟與其因悲痛而「增加收容難民的力度」，不如「向恐怖勢力發動戰爭」。以下是對文章中多個觀點的回應。
文章開首對「歐盟難卸責」提出疑問，認為「偷渡翻船」的「兇手是伊斯蘭國」。關於「歐盟責任」的爭辯，清晰的思路告訴我們事件焦點多以人道立場為出發點。那管難民問題的元凶是伊斯蘭國，巴沙爾，歐美，甚至是陶傑所引發的蝴蝶效應，根本毫無關係。無論你是否同意歐盟或其他國家有處理難民的道德責任，問題都絕不能和造成難民問題的元凶責任混為一談。例如別人大談環境保護，你一句「那是其他國家和企業搞出來的禍，我有何責任？」就是捉錯用神。無可否認，事不關己就無視任何道德責任的論述亦是一種選擇，一種生活態度。悠哉游哉看著浮屍來吃海鮮可能別有一番味道。
分析繼而以增加收容會「令更多十倍的北非人乘船出海」，以論證歐盟政府應該「直接派船」接送難民來減少死傷，結果導致「幾多千萬人湧來歐洲」。2011年敘利亞爆發內戰以來，400萬難民逃離家園。按國際人權組織的統計，當中95％的難民由土耳其，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和埃及五國接收，身處土耳其和黎巴嫩的人數高達310萬。難民踏足非歐洲國家有兩個主因：一，大部分人希望動亂完結後返回家園，所以選擇周邊國家作為避難點；二，偷渡費用昂貴，非所有人能夠負擔。例如由敘利亞偷渡到意大利就花上七千歐羅，即戰前國民年均收入的兩倍多。隨著戰亂持續，物價升溫，失業率加劇，國民收入和積蓄減少，能夠逃離到歐洲的人數殊難以倍數遞增（2014年共63萬人逃到歐洲，今年難民潮的月份亦未見倍數增幅）。再者，發展中國家國民收入普遍受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影響，收入集中在社會上層，受戰火摧殘最甚的低下階層往往是沒有能力逃亡至遠方的大多數。聯合國難民署報告指出至今年6月敘利亞國內有760萬難民（people displaced），接近國外難民總數的兩倍，就是這個道理。
根據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第33條（簡稱「禁止驅回原則」）：「任何締約國不得以任何方式將難民驅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為他的種族、宗教、國籍、參加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而受威脅的領土邊界。」但聯合國文件同時規定難民必須踏足歐盟土地才擁有申請難民的資格。因此文章提出的「直接派船」只有在重置計劃（resettlement program）中有機會實現。原因很簡單：即使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在今年提出動用《歐洲聯盟運作方式條約》第78(3)條強制要求成員國在兩年內接收來自希臘和意大利總共四萬名急需協助的難民，最後各國只同意以自願性質接受32500人。為了解決都柏林公約（Dublin Regulation）造成的難民不平衡分配問題，歐洲委員會主席 Jean-Claude Juncker 將會在周三（9月9日）再次提出強制性配額制度，人數為16萬人。由此可見，歐盟沒有打算無限量收容難民。即使容許難民以重置計劃形式在黎巴嫩等國登記難民身分，直接派船都沒有可能與那想像的「幾多千萬人」拉上絲毫關係。重置計劃下派船就代表有人數限制，誘因不會自動轉化為成功登歐；不派船就代表沒有誘因，人數自然不會跳升十倍。兩者難以形成必然性。用陶傑的話語說，這就是邏輯思維。
難民問題不囿於單一區域因素，我們絕不能拿一個鐵鎚就聲言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理性結論」。粗略估計，今年經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路線進入歐洲的敘利亞難民只佔難民總數的44%。由海路進入的更只有34％。厄立特里亞，索馬里，阿富汗，尼日利亞等國家的難民問題不是伊斯蘭國造成，亦非戰爭就可以簡單解決。「最有效的辦法，是美國歐洲派兵去伊拉克剿匪」這種杜林普（Donald Trump）式的方法論無視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其結果可能是以不斷的戰爭解決不斷出現的問題。再者，西方國家聯同土耳其和約旦等國的空襲行動已發揮一定成效。根據英國監察團體 Airwars的統計，過去1年針對伊斯蘭國的空襲就多達6659次，殲滅了15000個敵人及幫助盟友奪回多個據點。理性告訴我們，解決問題不一定要派兵。盱衡過去歷史，派兵亦只會加劇地緣政治上的各種問題。
恐怖分子臥底混入難民之中是歐盟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但踏足歐洲的難民每年多達幾十萬，就算用「陶傑邏輯」把數字提升十倍，都不代表危機會增加十倍。畢竟恐怖分子每年都可以混入難民之中，恐怖分子人數和襲擊數字一向不是線性關係。再者，恐怖襲擊的風險和人道立場之間絕無矛盾。除非歐盟決定一個難民都不准登陸，否則恐怖襲擊的風險必定存在。因此問題的焦點不是恐怖分子臥底有否混入難民之中，而是如何平衡風險和人道立場，從而決定出一個可接受的配額和制度審查難民。如果恐怖分子臥底是難民政策的決定性因素，歐盟不但不應增加配額，而是應該完全取消難民政策，因為任何臥底都可能造成損傷，一個都嫌多。如果陶傑只是反對增加收容難民，而非取消收容難民，那在他的腦海中就必定有平衡風險和人道理由的計算。可惜在文章中我們沒有發現這個邏輯，只見他的邏輯有如反對增加任何航空交通，因為多了飛機必定多了空難。考慮點狹窄得只有一次元。
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本文上述的論點都可能是多餘的。說得明白一點，陶傑只是「借屍」暗示我們應該向恐怖勢力發動戰爭，當中當然包括造成大陸人偷渡來港的元兇。「一卡在手，世界通行」的「信用卡邏輯」其實有點不可思議。姑勿論我們是否要向恐怖勢力發動戰爭，對難民問題片面的理解不會構成事實和真相，遑論成功建構有說服力的邏輯。可能人類邏輯構造本來就是快思邏輯，不必嚴謹，只求感覺精盡，能夠俘虜聽者神經的就是硬道理。這令我們明白，為何角逐2016美國總統寶座的杜林普在運用信用卡邏輯之上是如此成功。幸好，我們香港都有信用卡邏輯的表表者。如果有世界總統選舉，他應該可以和杜林普有一番龍爭虎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