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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足球與「港式國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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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足球代表隊獲得幸運之神眷顧,於2018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二圈分組賽第三場賽事,在作客的惡劣環境下,頑強地以零比零守和實力較強的中國隊,暫時以三戰得七分,領先二戰得六分的卡塔爾及二戰得四分的中國。九月八日香港主場迎戰剛以十五比零擊敗不丹的西亞勁旅卡塔爾,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比賽舉行時,灰記正參與一個朋友臨時邀約的飯局,與一群陌生人(他們則因為雨傘運動而成為經常聚會的「同志」)一起吃私房菜。灰記無意間向朋友提起中港大戰,一些初見面的朋友馬上搭嘴說,雖然不看足球,但很關心這場賽事,還馬上利用手機看直播,當時賽事進行了二十分鐘。於是,整個飯局的其中一個焦點就是「求神拜佛」維持零比零戰局至完場。到補時完畢,大家如釋重負,歡呼拍掌起來。

有建談的人乘機大發議論,說體育運動,特別是團隊運動,很能喚起民族身份認同,當年曼德拉就任總統之後,利用南非主辦世界盃欖球賽的機會,鼓吹黑白共融云云。的確,體育促進國與國之間交流,亦同時滋養民族意識,甚至極端民族意識,歐洲一些充滿種族仇恨的足球流氓,到處鬧事,成了危險人物。

回到家裡,灰記再上 Facebook 關注中港大戰賽後的消息,看到不少原本對香港足球,甚至對足球毫無興趣的朋友都在轉貼及興奮地談論這場賽事。那種面對中共政權不斷打壓,香港不斷被矮化的「委屈」,終於因為一場國際足球賽事而可以一吐寃氣的感覺非常強烈。體育與政治的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港足球隊振奮人心的表現,凝聚了香港人,「我是香港人」的聲音前所未有的響亮。不過,作為一個關心政治同時自幼愛看本地足球的老球迷,灰記會多一點的思考和感受,譬如會感嘆九月三日晚上香港隊帶給很多香港人的始終只會是短暫的喜悅,而香港人關心香港足球亦不會持久。

由殖民地時代到現在香港政府和足總,以至香港社會對足球都沒有夢想。懂走位,抓緊現成機會,只爭朝夕的「醒目仔女」心態,依然是香港的主流「核心價值」。主流香港人依然認為為「虛無漂渺」的夢想努力和犧牲不划算,賺快錢最實際。

由於「踢波冇前途」或「運動員冇前途」,「醒目」的家長和老師從不會鼓勵子女和學生去追夢,除非子女讀書不成。因此很多有潛質青少年一早便放棄足球夢,把足球當成課餘/業餘興趣。而無論港英還是特區政府,亦從沒有正視職業足球對足球硬件,即足球訓練及比賽場地的要求。香港由一九七零年代開始號稱足球職業化(當時還自誇是亞洲最早創立職業足球的地方),幾十年過去,職業球隊要與公眾共用球場的問題仍未解決。先不談球場的質素問題,每日一小時三十分鐘一節的訓練時間,稍稍過時也被康文署職員驅趕,這根本就是香港職業足球的恥辱。

2009年香港在東亞運奪得足球金牌(主要原因是日、韓沒有派出主力參賽),特首曾蔭權忽然熱愛足球,然後有了一個說要振興本地足球的「鳳凰計劃」,幾年下來,康文署向足總撥款多了,足總人員編制膨脹了,但場地問題依然固我,連多撥一些訓練節數給職業球隊也懶得去做,是官僚無能還是愛理不理,天曉得。

至於那些支配市場,穩賺暴利的大商業機構,則一向對投資也未必有回報的體育/足球缺乏興趣,頂多只會象徵式贊助一下以建立公關形象,要不計較地長期投資職業足球則咪搞我。於是,香港的所謂職業足球就只靠一些「熱心人士」出錢出力支撐,一些所謂大球會如南華、東方、傑志等一年班費頂多一、二千萬,小球會為籌足足總所要求的五百萬而四出奔波,不少所謂職業足球員仍要兼職謀取生計。這是惡性循環,軟硬件不足,足球水平不斷被其他地區趕過,與強國差距愈來愈遠。

而香港球迷亦其實很現實,很「醒目」,有現成的英超、西甲直播,可以在電視欣賞全球最高水平的聯賽,有這個那個世界頂尖球會和球星可追捧,為何要入場支持只有「業餘水平」的香港球會和球員,因此一場球賽有一、二千觀眾便心滿意足,好像最近香港隊主場賽事旺角場坐滿六千人,則已是難得的盛況。這就是香港足球「苦澀的現實」。

唯一比較正面的消息是,獲得政府撥地馬會撥款在石門興建的傑志足球訓練中心剛落成啟用,標誌香港終於有職業足球隊擁有自己的訓練場地(不計南華會那個極差劣的私家場)。不過,灰記始終有疑問,何以計劃了十年,也是由政府撥地馬會撥款,足總主理的訓練中心,到現在仍未落實興建?何以遲來的傑志會更加獲得馬會的信任,而理論上代表各個球會的足總反而不能說服馬會早日落實撥款安排?其他球會可否效法傑志,要求政府撥地馬會撥款興建足球訓練中心?這都是值得熱愛本地足球的球迷關注,香港足球能否拉近與其他地區足球水平的關鍵的問題。

回到政治。足球推動身份認同,也受身份政治的影響。最近編著香港革新論,提出「溫和」本土主義的方志恒,亦乘香港隊「人氣急升」之機,在Facebook寫了「我們的足球場,我們的『港式國族主義』」,以早前引起爭議的中國足協宣傳中港大戰的海報作引子,批評海報對香港隊有不同膚色的人「語帶輕佻的嘲諷」,「其實是一種以『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為依歸的政治取態,是『中國人就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這種『漢族沙文主義』的折射」。然後描繪一幅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國族圖像」:不論甚麼人,「定居香港都能以港為家,自由生活和平共存。這種不以種族血緣為分界,而以我城核心價值為感召的精神面貌,可稱之為帶有『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色彩的『港式國族主義』。文章並稱70年代開始有在港住滿七年外援作成員的香港隊(其實若灰記記憶無誤,六十年代甲組警察足球隊的中鋒,本身是督察的英國人窩利士(Wallace),也曾代表過香港隊踢國際賽), 是這種「港式國族主義」的最佳體現。

中共自從放棄「共產革命理想」走資之後,推銷有大漢沙文主義偏見的中國民族主義,灰記在此博客多所批評,指出其謬誤和危險之處。不過,這次中國足協的海報是否流露「血緣民族論」所影響的心態,還是一些香港本土主義者過份閱讀,則仍有值得䤁酙之處。而方志恒企圖建構一個從來沒有種族矛盾的香港,亦過於美化「港式國族主義」。

其實不太久遠之前,六十年代香港仍受英國殖民高壓統治,英國人的種族優越主義仍盛行,英國人與華人的待遇並不平等。六、七十年代一些激進青年反殖,更多的青年被「社會主義祖國」吸引而成為「國粹派」,多少都與少數英國人/白人「高高在上」「欺壓」中國人有關(那時的確很多香港人視自己是中國人,分別只是親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而已)。

而諷刺的是,感到受「欺壓」的華人大眾,郤可以在足球場上拾回「作為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因為無論左派的愉園、東昇,還是右派的東方、南華等,都能輕取陸軍、港會等以英國人為主的球隊,為「中國人爭光」(當然,左右派球隊對壘時,就是「中國人內閧」)。由於種族的不平等,足球並不能凝聚華洋香港人。但亦由於足球有「公平競技原則」,「種族矛盾」可以透過「公平的方式解決」。不過,六、七十年代,入場觀看本地足球的基本上全是華人,「高高在上」的英國人並不會進場與普羅華人「平起平坐」欣賞這個普羅大眾的運動,只會去木球會欣賞主要由英國人/歐洲人參與的貴族式木球比賽,多少反映那個年代含蓄的「種族隔離」現實。

及至七十年代以後,全華人的球會,不論左右派,也逐漸引入外援,一些沒有政治色彩的「商業」球隊如精工、寶路華的出現,亦淡化了球場上的兩黨政治色彩。而港英政府進入麥理浩的「仁慈專政改革」年代,亦較著力推行「本地化」,英國人的優越地位才開始淡化,足球場上的「華洋對壘」亦成了歷史。及至八十年代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香港主權要過渡歸中國,實行所謂一國兩制之後,本地華人在中英的角力下逐漸成為主體,英國人「養尊處優」才成為過去。而後過渡期,特別是「九七」之後,才多了一些外籍人士(不盡是英國人,甚至英國人只佔少數)進場與本地華人一起觀看本地足球,一起捧香港代表隊的場。所謂香港「華洋平等共處」,其實並非「自古以來」,而是有其「曲折」的過程。

而「非白種」香港「少數族裔」,如南亞裔、非洲裔香港人,依然被主流華裔香港人歧視,依然被主流香港社會邊緣化,也是「港式國族主義」醜陋的一面。而這種歧視「少數族裔」的狀況,並沒有因為「膚色多層次」的香港隊暫時團結了香港人而有所改善。甚至對一些印巴裔人士來說,被歧視被忽略的情況持續惡化。

灰記最近與年前訪問過的一對印巴裔姐妹聚舊。這對姐妹中學起立志學好中文,但因為香港政府並沒有認真為少數族裔學好中文而製訂可行的教育政策,她們在學校挫折感甚大,但憑她們的努力及極個別的老師關懷和幫助,她們總算掌握了中文。及至三、四年前,港大有關心少數族裔學習情況的中文教授,與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學院的熱心教授合作,保送一批願意學好中文的少數裔族學生往珠海修讀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課程,這對姐妹是其中兩個。她們完成兩年的課程後,現正在港大與一些中文老師一起,兼職修讀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碩士課程。

兩姐妹不約而同表示,在珠海讀書的兩年是最快樂的時光,因為那些方志恒心目中受「種族血緣論」影響的中國人,並沒有因為她們的膚色和外貎而大警小怪,中國同學亦樂於與她們交往,協助她們學習,走在街上,亦沒有被人當「怪物」看待。實習的時候,她們獲派往中國貧窮的山區教授小孩子中文,與那些純真的小孩相處是寶貴和愉快的經驗。反而回到香港這個「家」,不時有不快經驗。最近姐姐坐地鐵,就遇到很難堪的情景。當她坐下時,原本坐在她旁邊的女士馬上站起,不願與她同坐。而在她們當中文導師的學校(這學校有三、四成少數族裔學生),一些教師在她們面前公然指少數族裔學生永遠沒辦法學好中文,返學也是浪費時間的話,令她們很憤怒,與之理論。她們感嘆很多學校招收少數族裔學生純粹為了避免殺校及賺取教育局的津貼,並沒有打算教育好這群少數族裔學生。而教育局只求安置少數族裔學生,懶理教育效果。

兩姐妹慨嘆,以前很希望學好中文成為香港一份子,現在看到少數族裔的教育政策如此不堪,自己在街上不時遇到歧視,感到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危機。這對姐妹因為懂得中文,不時聽到主流港人不經意的歧視說話,反而令她們常有不快,「當年努力學中文係咪錯呢?」她們有時會有此疑惑。

這兩位姐妹的遭遇及觀察,足見香港不同種族人士並非從來就是「自由生活和平共存」,相反,這兩位願意學好中文,願意主動向不同族裔香港人伸出友誼之手,經常鼓勵同族人不要自成一角的人,到現在為止仍然強烈感受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無奈。

說回足球,如果說現在的香港代表隊球員比過往任何年代都更有「層次」,非土生球員數量更多(以對中國的賽事為例,有份比賽的球員就有三位來自非洲,兩位是在英國出生,香港成長的英國人,三位是來自中國的「國援」,比土生隊員還多,是歷來之冠),主要原因是香港近年青訓不足,有實力代表香港的土生球員(華裔為主)不足,因而要依靠「入籍兵」。因此,香港代表隊所體現的「多元國族主義」其實只是香港足球「不濟」的結果。而一些所謂香港的主流核心價值,如「醒目識走位」,「唔好發夢」的實用/功利主義等,正是香港足球「不濟」的主因之一。因此,不加批判地強調香港人要認同主流「價值」,而不理這些「價值」是甚麼,亦顯得有點「盲目」。

最後再回到政治,如果說面對中共強權/中國國族主義的「逼迫」,香港人要不分種族的團結一致,不要盲目「戀殖」之餘,正視南亞裔以至非洲裔港人的處境,反省對南亞裔、非洲裔港人的態度,才能建立真正「多元共融」的「港式國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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