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民建聯成員周浩鼎撰寫一篇叫〈2047後的香港〉的文章（《明報》，8月20日），藉着探討近日學者與學生團體的「二次前途」議題，表態支持在2047後延續一國兩制；這個看似正面回應學生團體的舉動，推論過程中卻迴避過去18年北京干預香港的景况，僅僅將一國兩制18年的實踐輕描淡寫為「碰上不少挑戰」，除了以此佐證延續一國兩制，更借題發揮，要香港的泛民主派及民間聲音，不應在「二次前途」問題上和北京「搞鬥爭」。
但究竟事實是香港井水犯河水，抑或是北京大石壓死蟹？相信明眼人都會清楚知道是後者。是香港的普選目標被北京用8．31框架掉包，是香港的高度自治被北京用中聯辦插手來造假。過去18年的發展，是香港事務被北京干預，而不是大陸事務被香港干預。
但周浩鼎卻以威逼利誘作為手段，去推銷他的「香港投降論」。威逼在於，將北京在政治、社會介入香港造成的矛盾，轉為是香港人的責任，進而狡辯香港人要是據理力爭，將會令「一國一制」愈加強化；又說中國大陸如果對香港的依賴會進一步減少，北京將會因成本高於益處，而放棄一國兩制。而利誘在於叫香港人屈服於與大陸的生計與經濟關係，而放棄貫徹高度自治的信約。
2047前事實——北京破壞一國兩制在先
按照上述邏輯底下的一國兩制，建基的不是尊重，而是利用，只要成本大於益處，北京對香港的承諾就只是「反轉豬肚」；這種一國兩制，建基的不是對等，而是依賴，只要北京一意孤行，連兩地之間的尋常經濟活動也成為打擊手段，迫使香港要「醒醒定定睇北京面色做人」。這是2047前我們希望爭回的一國兩制嗎？這是2047後想永續自治的一國兩制嗎？
如果未到2047年，又或者未實行「一國一制」，對過往18年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總結，就只有代表這種「香港投降論」所演繹的「揸頸就命」、代表着北京可以放任如周先生所言般，像小孩一般任意撒野，那麼這個一國兩制模式也實在太脆弱了。
或許這種「香港投降論」版本的一國兩制，只是周浩鼎的推論——某個親北京組織屬下成員的個人見解；但不幸的是，這不單單是周先生的個人見解，更是一國兩制的實際狀况——在城市規劃（邊境空間的開發）、資源分配（傾斜京商勾結財團盟友的制度）、經濟發展（依附大陸的融合方向）上香港不斷失守，產生出的社會問題又拒絕香港人透過民主、自治的政府撥亂反正；而且愈是介入香港事務，香港就愈難伸張高度自治的原則，北京就愈有能肆無忌憚地無視雙方的信約，自把自為地搬動龍門。究竟是誰在香港搞鬥爭搞亂檔，答案明顯是北京。
2047前準備——香港話語權保衛戰
「一國一制」與「一國兩制」， 看上去是2047年後兩條迥異的選擇，但既然一國兩制框架是北京設定的，過去18年的經驗也顯示北京能夠對香港上下其手，正所謂沒有賠本的莊家，北京其實不會介意永續一國兩制，只要這個一國兩制是香港自我審查在先，甘心聽話在後，北京又何嘗不樂意維持香港的典章門面？這只是「一國一制」的溫柔變奏版本而已，根本就不是香港人所需要實踐的自治模式。
2047後延續自治，當然是2047前香港明確爭取的政治目標，諸如最近《香港革新論》的「永續自治」、學生組織提出的「二次前途」都是很值得討論的方向；而兩者分別提出強化民間社會連結和實踐公投，都是合理而應當考慮的手法；但手法以外，也不能迴避處理如何看待北京的問題。如果不能清楚明白北京權欲薰心破壞香港自治的事實，如果不能清楚中港矛盾出現的先天問題是缺乏對等尊重，那延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也只是北京在2047後，繼續設下一個沒那麼小的籠子而已。
2047前的準備工作，就是要在大籠和小籠以外，清楚地貫徹「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原則，凝聚香港共識。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感謝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