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梁振英上台後，中共以「港共治港」替代「商人治港」和「公務員治港」，中聯辦實質成為第二管治中心，以政治鬥爭為綱的管治模式便大行其道，社會日趨嚴重撕裂已是勢所必然。
佔領運動結束後，梁振英地位不穩，連建制派亦盛傳他提早落台；為了苟延殘喘以至妄圖連任，689不僅不按照中央指示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為主要施政目標，團結大多數包括所謂非強硬派的泛民在內，還不斷擴大鬥爭範圍，製造矛盾，加速社會分化，連理應是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兩大重要政治力量公務員隊伍和傳統左派亦不放過。
對於除了鬥爭便一無是處的689而言，目的明顯不過，就是要搞亂香港，愈亂愈好，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博亂求存，繼續以權牟利，胡作妄為下去。
誰人都可以清楚看到，在目前政制和形勢的局限下，除非梁振英遭受天譴，死於非命，否則港人決不能改變689政權的管治，一切都要決定於中央的政策改變。但中共東施效顰，以量化寬鬆政策和所謂「一帶一路」國際戰略部署，企圖解決改革開放以來用三頭馬車（外資、國家投資和內需）帶動經濟增長陷入困局的問題，在股災爆發、金融危機正在不斷擴散已經實質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加上所謂反貪腐帶來的各派權鬥加劇，一日未分出勝負，習近平未能在港澳事務上一錘定音，香港現時的亂局只會持續下去，尋且會因為社會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例如目前公共屋邨以至私人住宅愈演愈烈的鉛水恐慌）而日益惡化，無日無之。
港大作為社會的縮影，自是無法置身事外。在短短一周內，由副校長委任風波催化出來的校內校外鬥爭，正在不斷擴大和加劇，已經不限於體制內暴力範圍，更在土共政棍如鄭耀棠、鍾樹根和馬恩國，甚至所謂學者、前中大校長劉遵義明目張膽的倡議下，隨時出現體制外暴力（國家機器如警方和律政司）干預，對上周二衝入港大校委會會議場內的學生的「暴徒式行動」（劉遵義用語）和子虛烏有的「非法禁錮」（鄭耀棠用語），實行「小懲大誡」（劉遵義用語）了。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不屑亦不恥與掛着學術高貴外衣實質玩弄政治權術的偽善同僚為伍，以謙卑的姿態自認無力以校委身份為母校服務而辭去職務，雖然一士諤諤，是濁水清流，但始終擺脫不了中國傳統士大夫明哲保身的惡習，缺乏深受西方教育理性訓練的知識分子應有的當仁不讓的勇氣；嚴格而言，並不完全符合港大校訓「明德格物」的精神。
不過，較諸發表聯合聲明的港大十大學院院長只敢各打五十大板，不敢一如袁國勇明言，港大之亂實源自校委會遴選新任副校長（原因當然是「梁粉」校委明的暗的違反既有規章制度，執行689政權和中聯辦下令的政治任務；劉進圖撰文提出的公開指控，至今有關方面沒加否認），而非學生對校委會會議的衝擊。袁國勇的智、仁表現，已贏得全城稱譽，名副其實做到擇善固執、君子有所不為的地步。
但誠如張德江所言，君子擇善固執，最重要的還是有所作為。我們儘管充分理解和尊重袁國勇教授悲憤莫名的心情，寧願對着細菌病毒做科學研究，也不願意浪費心力與一眾權迷心竅的斯文敗類同流合污，但倘若人人明哲保身，歸隱田園，客觀的效果就正中人家下懷，任由一眾奸佞小人「帶出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令魔鬼乘虛而入」，摧毀過去一百年來為香港作育英才、建立和捍衞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的大學殿堂。
如果「全力捍衞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港大學者、學生和職員以及港大校友的天職，袁國勇教授和十大學院院長皆一致認同，在這一場關乎港大生死（引申而言，其實也是香港生死）的價值保衞戰上，我們就絕無半點退讓的餘地，只能寸土必爭，全力而赴，以「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氣概，與敵人周旋到底，決一死戰。
原文刊在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