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Gundam Lam）
反國民教育科運動三周年了。回想起大概三年多前，正在蘊釀著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時候，筆者在香港巧遇來自北京的梁曉燕，她問了我一句：我在香港看到許多「反對」，聽到許多「不要甚麼」的聲音，但是，香港社會到底要甚麼？
曉燕大姐質問香港的「反對」文化，在香港如今的政治形勢中，很容易讓人誤解。例如，有人會可能覺得，她跟梁振英等同一鼻孔呼氣，指責香港人有破壞沒建設。也有人會滿足去年佔領運動的訴求回答，我們就是要「真普選」，可北京不給我們。這些回應其實誤解了曉燕大姐這個提問，只要對她有點理解，應該知道這個問題的深意。
如果有看過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中曉燕大姐的訪問片段，她分享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以及對學生、學運及中共的針砭，令我印象難忘。自89年後，她積極從事中國大陸的民間及公益團體的建設工作，在體制的縫隙找空間。她既拒絕成為體制的一部份，亦努力嘗試不把自己變成中共的倒影鏡像，不以玉石俱焚式的反對者姿態從事工作。然而，這樣的溫和姿態，仍然屢遭打壓，習近平上台後的形勢更惡劣，她個人也面臨更大壓力。因此我猜，她當日問的這個香港問題，正是始自她的大陸經驗：香港有比中國大陸大得多的公民自由空間，我們除了有權說「不」之外，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
就以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為例，我們成功打退了這個科目，又衍生了一種時刻提防監察無處不在的國民教育，以至所有「大陸化」的意識，甚至協助催生了某些要「去中國化」的本土派。然而，面對這個我們甩不掉的政治經濟兼文化的「中國」，除了「反」及「去」之外，我們積極及進取地創造了甚麼？回應了甚麼？
讓我舉一個例子，我前陣子看到台灣一家商營機構有一個「創意遊中華」的計劃，資助年青人到中國大陸作另類旅遊。其中有一對台灣屏東姐弟的提案最令我印象深刻，她們計劃去東北瀋陽，重訪外公當年遠赴滿洲國－－另一個日本殖民統治地區－－的生活點滴及歷史痕跡。這個提案發自家族記憶，又跨越國族界線，追尋台灣昔日的身世。我在讚賞這家公司及兩姐弟的創意之餘，我又感到有點慚愧，這樣的實踐在香港實在太少了。我們日復日批評那些所謂「洗腦」內地交流團（其實「洗腦」作用有限，但製造勢利犬儒的態度卻有餘），可是，我們有沒有像這對姊弟一樣，重訪自己的歷史，創意地、批判地認識及回應深圳河對岸的國度？
在重重政治挫折之中，香港，特別是泛民支持者，陷入了一種比三年前更深的「反對」文化，而且，「反對」的對象甚至固定化為中共，有時甚至變成抽象的「中國」。最極端的莫過於一位近年冒起的「反共義士」（同時也是反蝗義士），早前電台主持人問他到底如何「反共」，答案竟然是喚起更多人「反共」。我不禁想問，若真的更多人像他那樣嘴巴嚷著「反共」，或投票給這位「反共義士」，那麼，這樣到底要建設一個怎樣的香港社會？又或者換一個更實在的問題，政改沒有寸進，特首還是小圈子，建制派還是穩佔選票半壁江山或更多，我們該做甚麼？還是只能向著對家喊「反對」？
我想，這樣的問題在佔中之後更加迫切，所以，才有朋友提出「社區公民約章」，提出眾多社區為本的理想與訴求。我不知這個有點「文青」味道的運動，是否有吸引力。不過，活在一個愈來愈專權的資本主義巨大陰影之下，我們不只需要及能夠說「不」，還有需要及能夠創造我們的理想民主生活。
除了梁振英還是按捺不住要向曾德成動手腳，不少香港政治戲碼也要放暑假了，讓我們好好地思索一下我們到底要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