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死因裁判一案揭示了香港教育制度內一個深層次的矛盾。校內老師和高級行政人員為免校譽受損，致電999亦需要預先通報，這一點有違常理，確實匪夷所思。
為何學校那麽懼怕外界知悉真相呢？為何學校那麽懼怕傳媒呢？
為何學生的性命，和疾病健康不是教育工作者的首要關注的任務？又為何學生有急症的需要可以與校譽有直接關係呢？
究竟學校害怕什麽呢？為何他們做教師做到縛手縛腳，好像害怕得要死？
其實，整個香港都瀰漫着一股問責文化，香港人的生活日益困難，怨氣沸騰；香港人稍有不順心，便動輒大興問罪之師。各行各業，不管你是老板或僱員，終日便得小心奕奕，抱着「少做少錯，唔做唔錯」的心態，以防他人作出投訴，敗壞名聲，到最後賠上整間公司或機構。教育界身為社會重要的一員，自然必不能置身事外。教育界連串的改革使學校，上至校董，下至教師，都疲於奔命。學校行政和老師為保飯碗，一總校政的制定均以「少出錯，少話柄」為第一最大原則，教育和學生的益處自然淪為次等，甚至已忘記得九霄雲外。
筆者兩年間有幸身為兩間學校的家長校董，深切體會校內這股恐懼文化。莫講與傳媒打招呼是學校的忌諱，就連與一個家長就一件引起爭論的事件溝通，也需等候上級的指令，務求一個指令，一句說話，一個行動。本來學校教職員是一個團隊，對外一致的反應不足為奇，但是奇就奇在老師們在處事上那種惶恐的心態。舉一個例子，如果學校在上課時間有學生在校內跌到，學校高層最關心的，除了學生有沒有受傷外，你猜想還有什麽呢？現在大多數的校長第一時間會想到，意外現場或附近有沒有老師當值。如果沒有老師當值，學校有可能會被追討責任。這個可能非同小可，必須在頃刻間家長未知道之前有了定案。這是學校管理者的意識型態。有人話這是危機意識，居安思危本來是好的，但當危機意識不斷膨脹，人心惶煌，盤踞每個人的腦袋的是如何去保障自己和免責，而不是教育的真正目標。你又有何感想呢？身為家長，如果你的子女在校跌倒，你自然期望學校能即時投入去搶救，包紮，和在家長未到來時，適當處理和安慰你的子女。其他關注的事情，為家長和受傷學生來說，都是不必要的吧。
記得十五年前，筆者在一間私人輔導中心當輔導員，老板兼督導是香港一名輔導界泰斗。我們每星期都会就自己的個案向老板討教。記得有一次，有一位同工問老板如何處理一個有妄想傾向的個案，我百般期待可以有機会學習如何輔導這類個案，怎料老板一反常態，一句也不提如何輔導，反而大講特講如何在見面中保障自己，甚至在不得已時安全地辭退案主。我聽後非常失望，案主信賴我們，需要給我們醫治，而我們竟設法辭退他。現在回想起來，老板的反應也是基於恐懼意識。
每個行業現今都被這種恐懼意識籠罩。當我們心存恐懼時，我們的工作便只求安身立命，我們原本工作的使命感去了那裡呢？再者，當你朝朝慕慕為着自己的安危而操心時，你哪有多餘的心力去面對你的服務對象呢？你的反應就只有像基真學校今次處理危機一樣，陷於癱瘓。聖經有云：「我們不能服侍兩個主人」，就是這個道理。
我期望有朝一日，我們生存的世界可以做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大家互相欣賞，大家只求在自己崗位上盡力發揮自己的使命，大家不再有恐懼。雖然你會說這是癡人說夢，但如果我們連這個目標也放棄，類似基真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