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劍橋護老院被多事街坊揭發護理人員把老人家在露天地方剝光豬洗澡，餘波不絕。社署決定定釘劍橋護老院牌之後，大眾方才發現社署對護老院的資料掌握基本上是一舊雲；張建宗只知道大埔總共有二百多個空置床位，卻不知道床位置所在位置，院社級數和牌照期限。 為求補鑊，社署鐵了心要釘劍橋牌，卻讓一班親友茫無頭緒的奔波勞碌一番。終於，今天明報就出現了一個「孝子」埋怨傳媒的報道。
「你去第二間老人院睇下咩環境，那些又污糟又臭，又唔『督』出黎，走黎『督』呢間正常運作的老人院」。記者其後追問埔劍橋怎樣「正常」，他說「環境好啲，其他不堪入目」。
當然這番言論馬上就飽受網民鞭撻，說這一位仁兄是港豬，不感謝傳媒揭發老人院醜行，反而只為求生活簡單，竟然寧可老母活在羞辱之中，云云。
這一位兄台的說話固然令人側目，但他所說出的卻是事實。我們年輕，很難想像有一天我們早上起床以後要別人幫忙才能夠坐起來，上洗手間無力自己脫褲子，在坐廁前座不下去，坐了下去又站不起來這種窘態。當我們可以大魚大肉放題，也無法想像有一天喝一口水也會嗆到，嗆到以後就會變成肺炎的景況。老人家年紀越大，自理能力也就一天比一天差，情況就像慢慢變回嬰兒一樣：由行走，洗澡，大小二便，漸次到吃喝，最後竟然連是睡是醒都渾沌不明。
當我們還是可愛的嬰兒，我們屎尿哭喊都有父母耐心照料，但大部分的老人家在現實中卻鮮有獲得細緻的照顧。這不是要一味去怪責後生的不孝。有些老人家患有長期病患，需要貼身的醫護式照顧，並不是任何子女都能做得來；有些老人家脾氣變得怪僻，家人亦無法相處。就算子女真的能夠勝任，長期下去亦非常容易心力交瘁。所有這些情況加總起來，都證明老人服務的需求只有與日俱增。
然而，我們社會對於老人服務的理解，卻仍然只留在吃喝拉撒的程度。
被剝光豬洗澡的婆婆很可憐，但有去過老人院就會知道，大埔劍橋只是剛好露天讓你看得到，其他院舍就像那位仁兄所說，很多都是更髒臭，更不堪入目，只是關起門大家就可以扮作不知道。老人們的確是很可憐，但你試試去貼身照顧長者，他們已經不能動的身體比沙包還要重，一般人連抱都抱不動。一個院舍就那幾個從內地請來的護理員，收著接近最低工資的人工，要去幫整個院社的老人家沐浴更衣；對著精神狀態已經仿惚的老人家，只能綁著他們的手腳免得他們自己不停把點滴的喉管拔去；有些老人家連自己失禁也不知道，覺得痕癢，就抓得一手都是糞便，子女都會嫌髒臭，又怎樣能怪護理員沒有把指甲縫中的糞便清理乾淨？一整個老人院看過去，幾乎沒有哪一個不可憐。
我們的社會一直都只用最低成本價去招呼每一位長者。政府為每人付幾千元宿位，加幾千元食用，一直維持到死那一天。我們的老人院並不是什麼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大都是大馬路對上又吵又髒的閣樓。有人嘗試在東北建立起讓長者生活好一點的養老村，陳茂波他老母湊大他卻去收人地皮。一切果然都因為地的問題，因為我們連蓋好一點的養老院的心地都沒有。我們對小孩子不但不實施小班教育，對老人也不會提高醫護的比率。一千二百億的跑道捨得起，而我們卻接受自己是用最minimum charge 就能活下去的蟻民，而且，還是拿著蠔油，大聲責難議員拉布的無腦賤民。孩子不是人人會生，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老。我們支持起高鐵，支持起三跑，沒有過問政府不合時宜的老人政策，那麼到我們老年時被剝光豬曬太陽，就不是甚麼不幸，只不過是共業。
延伸閱讀
有關政府的老人政策（節錄自信報）
「很多市民不明白私人護老院其實是處於香港社會最底層長者的唯一出路。全港有四萬長者居於私院，依靠著六、七仟元的綜援，支付掉三仟元分攤的床位租金後，私人院舍必須依靠剩下三、四仟元提供三十天的伙食和照顧給這些長者。由於綜援法例所限，家人額外支付給護老院的費用，都必須申報並從綜援金額扣除。否則則觸犯刑事法例。百分之八十以上私營安老院的住客，都依賴綜援金支付，整個私營護老行業，就受害於這惡法，無資源聘用更多人手，無資源改善服務，唯一可生存的途徑就是省錢或走捷徑。不改變以綜援去支撐私營護老院行業的現況，只怕劍橋事件陸續有來。」
《鑽的》負責人Doris Leung：
不明白安老院「市場」的人，知道政府(代納稅人)才是私營安老院的大用家嗎？ 劍橋硬件可能令部分家屬滿意，但軟件就出了大件事，其他的硬件軟件也遲早出大件事又如何？為何公營安老院每床位得到政府一萬四千元到二萬元不等的資助，但長者家人可能是坐BENZ, BMW 來探訪的富貴人家？為何作為納稅人的我，最想幫助的綜援長者反而要被迫入住軟硬件也遲早出大件事的「私」營安老院？ 香港排隊入公營安老院是沒有資產審查的，只是鬥長命，香港無論公或私人院舍其實大部分收入也是來自政府的「福利開支」，根本不是一個健康的養老產業，更造成現時公私營安老院共同競爭政府資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