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本文原刊載於2015年3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頁3。該報編輯訂下標題。】
今天的香港旅遊業，客源大部分來自內地，尤以陸路自由行和一簽多行佔多。結果，行業是低經濟附加值，但同時製造大量中低技術職位，有助提高就業人口。經濟學者宋恩榮去年發表報告，估計香港2012年有218,800個職位是由旅遊業產生，當中86,640個職位來自自由行旅客。
如果減少自由行和一簽多行……
假設香港成功爭取減少自由行和取消一簽多行，一定會影響從業員生計。雖然舖租和基本消費價格回落，會吸引新經營者營商和聘請失業者，擾亂社區生活而付出的成本又會下降，但可以吸納多少人，他們能否保持舊有收入，則是疑問。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的張少強博士認為，不只是旅遊業，政府和民間的經濟活動也倚重大陸，金融和跨境基建就是例子。中港融合是政府解決工業轉型帶給香港的衝擊，同時鞏固大中華統一局面的管治要務。他和同事、任教社工系的崔志暉，合著了新書《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透過口述故事，整理香港人如何走入服務工作生涯的年代，描繪他們如何理解生活變遷。他們總結，香港在八九十年代起，走進「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重溫工業興衰史
我們不時在政府文稿看到香港是「知識型經濟」等名詞，張少強留意到，這些概念跟學術領域提及的「後工業社會」學說一脈相承，但不能準確描繪工業轉型﹕「學界認為香港進入後工業年代。經濟轉型，邁向知識型經濟，經濟會發展、進步。我覺得官方運用後工業轉向，有意無意來自美國學者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理論，憧憬未來，至少願景是這樣。但我的研究和調查發現，現實是『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Daniel Bell在1960至1970年代，估計未來社會是技術性的科學知識主導的新型社會，取代製造業，經濟活動以服務生產為主，人口多受高等教育，專業及技術人員階級地位提升，重視理論知識、追求科技發展、廣泛採用資訊科技。
香港的確屬於後工業社會，例如服務業佔經濟比重續升，就業人口激增，但沒有實現社會更美好的願景。張少強總結，後工業的後，意思是喪失和沒有﹕「後工業轉型不符理論。香港的後工業歷程是工業北移，短時間內喪失工業，這不是令人升格，工作更舒適，反而是想不到將來，惶恐不安。碰着金融風暴，香港經濟更受衝擊。」舉個例子，本港有83.2%家庭使用寬頻上網，但資訊科技人員佔勞動人口的比例，2012年只佔2.1%，明顯偏低。
為何產業不能升級？
香港在戰前有工業，但製造業部分的發展完全在殖民地計劃和西方經濟活動之外。張少強說，戰後工業來與去，是冷戰結果﹕「戰後香港工業來自上海南來香港，是移植來的，所以工業發展要由上海算起。經驗早在上海累積，所以在香港能短時間起飛。同樣，工業流失是冷戰結果，中國推行開放改革，廠商大舉回大陸發展。國內工業一出一入，成了香港當年的經濟奇蹟。」
以華資為主的工業資本家，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香港的工業以出口為主，通過國際轉包進行原配件生產（OEM），競爭優勢是低工資和低度的產品多樣化，較少着重設計和技術，也不涉及自主研發。香港沒有國防工業，間接減慢與之相關的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這限制創業家升級至高科技產業。碰上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廠地皮價值和工資上升，廠商減低成本，紛紛北上設廠，或者放棄工業，轉而透過買賣地皮和從事地產金融業賺錢。
回歸後金融危機 促成中港融合
八十年代中期，服務業人口佔總體就業人口比例上升，當時經濟總體增長，可以吸納失去工業的勞動人口。到了金融風暴，香港經濟受重重打擊，特區政府急忙尋找出路，聲言發展產品發明、中藥和科技產業，擴張專上教育。政府進而在2002年及2009年確立四大支柱和六項優勢產業。
縱使提出支柱和優勢產業時，政府強調香港要吸引內地及國際人才、資金和技術，但內地的角色遠超國際。例如在2002年財政預算案列出，「需要增加與腹地，特別是中國內地，在經濟領域的流通，保持香港作為區內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2009年選擇優勢產業時，其中一個條件是，產業能否把握與內地及珠三角地區的合作機會。簡而言之，政府相信中港融合是救命草。
把「工業奇蹟」放在冷戰格局
特區政府一直宣傳，香港經濟復蘇，就是由於背靠內地。其實，經濟融合，香港和大陸是相互依存，例如香港是在大陸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但鮮有提及，似有放輕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張少強藉香港工業起跌的事例，道出香港在全球政治格局下的位置轉變，香港奇蹟不只是獅子山下精神：
「戰後，無論英國、台灣、美國也把香港定為資本主義的櫉窗，所以要保住香港經濟發展。所以只說香港奇蹟，是忽略國際政治。另一方面，中共要建國，也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例如賺取外匯，促進對外貿易）。香港就在冷戰局勢存在。過往香港在中國和全球世界中間，中國透過香港走向全球世界，全球世界透過香港打入中國。」
縱然張少強認同，香港今天仍然是國際城市，但他觀察到，北京和香港政府也加強宣傳「香港是中國的國際城市」的特質，壓低自身面向國際的一面，例如經常說要依靠大陸才有出路。究竟北京是否真的加強規範香港角色，他未能下定論，只可說這類調子「愈來愈強」。
緬懷工業榮景的Good Old Days
小市民未必感受到國際格局轉變，但會感到工業式微後生活不穩，以及香港特色漸失。張少強透過人物訪談，理解到受訪者不是完全相信大陸愈發展，香港愈繁盛的信條：
「第一，對低下階層來說，大陸開放，拿走我們工業。我卻流失了工作機會。第二，到現在後工業年代，大陸吸走香港經濟活動，例如吸走香港電影工業，全部變合拍片。投資、故事內容全部吸走了，產生身分危機。本土文化不見了。所以現在多麼渴求本土電影。」
今天，大陸掌握相當程度的科學和商業管理知識，有能力自行訓練人才，「海歸」愈來愈多，香港倒過來引入內地專才。因此，當現屆政府再三鼓勵本地青年北上發展，張少強感到困惑，青年北上的空間有多大。如果真的要找專才，大抵會是第三產業的中高層人員，例如在創意產業和金融範疇，屆時香港可能有職位騰空給新一代晉升，但需要時間累積經驗，有機會出現行業斷層。如果大量吸納人才，那就是流失。
經濟盛衰，前景明暗，碰巧與家庭生活軌迹及政權轉換重疊，難免不少香港人會緬懷港英時代的榮景﹕「六○年代出生的人，到八○年代，能讀書的可做白領，就算是藍領，如果有三四名兄弟姊妹，他們和父母就同時出來工作，整個家庭的收入就增大。實質工資可能沒有增長，但他們有能力會做更多東西，例如旅行，生活富足一點，感覺會良好一點。」張少強道出了不少香港家庭的寫照。
無止境追逐學歷
後工業社會，也是知識型社會，提倡高增值產業，科技、金融、商業知識日新月異，加上教育普及化，人們唯有要不斷進修，以知識爭取及保住職位、以至身分地位。新書載有一些專業人士，為取得更高資歷，不斷上課增值。
人有上進心，本應值得鼓勵。但並非人人做到。學歷愈低的人，選擇工作機會愈少。所以他們只能留在低技術而不需高學歷的職業。如果他們留在旅遊零售業，在經濟好景時，薪酬不錯，但就困在長工時。如果他們年紀較大，而且要照顧家庭，他們能抽空進修，增值自己的機會就更低。張少強不是旅遊業專家，但他建議，減少自由行及一簽多行，同時設法增加外地旅客，是緩解政治及社區衝突，同時保就業的方法。
鑑史知今 保持多元開放 陸港雙贏
張少強坦言想不到解決後工業時代問題的方法。他的貢獻是，重新整理香港戰後經濟奇蹟，人人胼手胝足力爭上游的故事，其實有着大國角力的冷戰政治背景。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業北移並衰落，香港進入後工業時代，服務業主導，就業情况兩極，學歷高的專業人士可以改善生活，學歷低的工廠工人就流入低端服務業，面對就業零散化。中老年人懷念過往榮景，反照當下沒有前景的生活。政府在金融危機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救了就業，卻埋下政治經濟矛盾的種子。
因此，他拒絕政府故意簡化現况，不是簡單說中國好香港好：「有些好有些不好，有些是矛盾關係，有些有利益衝突，有些有共同利益。政治宣傳沒有辦法，但學者要釐清現實的複雜性質。不要刻意迴避，才是解決問題的起點。」他提倡旅遊業多元客源，在我看來，正是提醒我們，處理自由行要兼顧政治經濟後果，不能只看一面。更重要的是，多元客源有利香港保持國際面向，保持多元開放的思維和眼界。大陸亦能借助香港這個國際城市，進一步連接世界。
後記：怪獸家長，身不由己
訪問尾聲，我問張少強有沒有東西要補充。他沉思了一會，原來他想起兩個女兒。著書時，他反思後工業社會的影響力，遠至下一代。他稱自己不是怪獸父親，但他理解怪獸家長的動機，並希望大眾明白，這不全是家長個人問題。學習猶如提早接受職前訓練，這是後工業年代，工作和生活不再安定的對策﹕「不催迫就不能殺出重圍。在文職世界，人們要找更高學歷來爭勝。那邊廂，幼稚園、學前班向家長說『唔好輸在起跑線』。這是在後工業轉向，經濟單寡的困局，激發政治及階級角力，再投射在孩童年代。這教人可怕。人應有天真時間。沒有東西比童年更寶貴。」
問：易汶健
社會學畢業，近來研讀香港史，並到處找人討教談天。留意到關心本地政治角力的人多，關心勞工和產業轉變的人少，唯有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找資料。訪問期間得知張少強有份編輯該書，並希望為經濟研究添加人味，輾轉成了新作。
答：張少強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力從事香港研究，反省（後）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並扣連民間生活故事，發掘歷史主體的來源。最近與同事合寫《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