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過後，社會不同聲音並沒有沉著下來，而是馬不停蹄地討論政改的去向。然而在討論過程中，我們總是被立場帶來的第一印象所俘虜，缺少對其背後的事實與邏輯刨根問底的耐心，導致討論往往未有帶來思考上的交流。本文並沒有精闢的闡論或嶄新的觀點，筆者只希望以簡單的假設和分析作梳理，繼而對政改的未來作一概括的論述。由於篇幅所限，部分理論或不能詳述和分析。其中一些思想可能並不成熟，嚴謹，但筆者願能以本文拋磚引玉，引發進一步的討論。
雨傘運動並未能撼動人大的「831決定」，卻撼動了中央的神經。自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國家和民族一直盤據著其意識形態的中心地位。共產黨一直以從外國人手中成功保衛中華，再次統一中國而自居。因此任何令中國獨動領土完整的事情－無論是行為或言論－都被視為大不敬，挑戰其引以為傲的成就。對中央來說，權力故然重要。中央亦深明權力長遠不能夠單憑高壓手段建立起來，必須借助「物民」對強大國家和民族的追求而維繫。在此基礎上，共產黨在建國以後沒有以不同民族之間的和諧為藍本建立新中國，而是實行以漢族主導的社會政策，打壓和同化有政治和文化訴求的少數民族（當然亦少不得平民百姓）。香港經過近百年的殖民統治，社會形態和發展都塑造了有別於內地的香港人。在中央眼中，香港人似乎和某些少數民族無異，是一種需要被收納為「中國人」的對象。
中央多番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中央的解讀是，愛國是認同中華血脈歸一，民族大同的一種概念；其內容離不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改革開放以後，這種肇端於「國富民強」及「國仇家恨」的愛國情緒漸次扭曲成民族主義的變種，以集體目標之名硬把中國人推向漫無目的的金錢和榮耀追求。在此語境下，個人自由和權利往往被忽視。《1984》的作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 'Notes on Nationalism’ 分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時，形容前者關心的是力量，追求的是國家力量和榮耀；後者是奉獻性的，希圖國家帶來更好生活。香港人顧慮的是，中央對「愛國愛港」的表述是變相以集體之名犠牲個人，中國之名犠牲香港。當特首不能以香港的福祉為最終依歸，在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矛盾上，我們殊難期待特首會維護本土利益，真正履行港人治港的憲制責任。由此可見，真普選絕不停留於港人的政治權利，中央的莊嚴承諾之上那麼簡單，而是保護本土文化和價值觀的一個重要制度。
令人困窘的是，由於香港的特殊憲政地位，政改必定會受中央制約，甚至受其喜怒哀樂左右。尤其在雨傘運動之後，以絕對政權為最高考量的中央，是否會在政改被否決之後洗心革面，回應港人訴求？不盡然。到時候普選時間表過期，中央更加沒有壓力和香港人再次角力政改。一句「等香港有共識，和諧一點時再討論」可能把政改又拖延十多二十年。「23條」一事証明，中央和香港政府絕不會因所謂的憲政責任而急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絕對政權意識形態所導向的結果是，中央不會輕易放開對香港的政治枷鎖。在中央對港人缺乏十足信心－不選出一個與中央權威背道而馳的特首－的情況下，真普選只會流於理想表述的層次上，難以在政治操作中一蹴而成。
假普選可能奪去香港的未來，而真普選則遙遙無期。無論政改否決與否，香港似乎都會走上不歸路。在這個歷史關口，香港人必須認清一點：政治上的抗爭是連綿不斷，永不休止的。不論你是生活在獨裁政權或民主社會中，不斷嬗變的社會秩序都會衍生新的訴求，遂以改變我們的政治動態。無論政改結果如何，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特首無非是另一個689或68萬9。此時此刻，香港人必須選擇在哪一個體制下繼續抗爭。在支持否決政改方案之際，我們必須有心理準備，政改否決後中央會因政治考量而長期拖延任何政改討論。即使有，結果亦不會比「831決定」明顯進步。另一方面，支持政改方案的人亦必須明白，假普選所產生的政治問題可能變得更複雜，邁向真普選之路未必更易走。管子有云：「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假普選永遠都不能夠解決香港的管治問題，香港人要長遠活得真正幸福，非真普選不可。
新儒家牟宗三曾指出中國傳統政治一直缺乏對政權合法性的反省，極少思考「政道」，只重「治道」。今天，香港人只希望以「政道」完善「治道」，為香港創出一番新境象。如果香港人亟欲保護的家園都保不住，怎會認同民族大同，以至國家利益？總的來說，政改方案最後按照中央的藍本－非香港的實際情況或普選承諾－提交立法會審議似乎毋庸置疑。真假普選之間，尤如成為道德選擇。然而，盱衡中央對政權之堅持和2047年大限將至，似乎以接受假普選作權衡之計，進以繼續爭取真普選方為政治現實中比較可行的辦法。既然我們沒有人想信中央會允諾香港真普選或改善假普選（即「袋一世」），我們憑什麼相信原地踏步是一個正確選擇？此舉除了達到堅持道德理想之效外，在如斯政治環境下實在對爭取真普選沒有實質意義，因為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在終點線前却步。除非有人認為中央有真誠意令真普選在香港落地生根，或中國的政治氣候將會出現驚人變動，否則一到2047年，連假普選都沒有的香港就自然成為中國明正言順收納的一個普通省市，香港真正自治（非獨立）更難上加難。
在政改一役上香港人和中央的信任關係雪上加霜。在未來，沒有假普選下的「中央授權」特首必定比假普選下「市民授權」的來得更狠更毒（筆者對「「市民授權論」甚有保留。它似乎暗示授權是真民意，香港人會對假普選的傀儡特首的惡行默不作聲）。在強權土地之上，真普選就如永遠的世界和平一樣，是遙不可及卻又必須「知其不可而為之」。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落差往往是令人沮喪的，但路始終要走，在不同面向上尋求出路，莫就此而止。無論如何，爭取真普選是一場漫長戰役，香港人必須以耐心和智慧達成這個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