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口中的「法治教育」，除了守法以外，是否還包括「以法限權」？如果是肯定的話，那麼，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收受利益一案，必可以成為他日中學「法治教育」的課程內容。因為此案凸顯了法治不只是政府口中的所謂「依法辦事」這麼簡單，而是以法律去制衡高官權貴的一把尚方寶劍。
案件聆訊歷時133天，處理應訊文件和審訊需時，當中過程繁複，牽涉的人物眾多，當事人揭露的內情則越來越多。例如案中主角許仕仁的奢華私生活完全曝光，連被指卸任後收取新地逾1100萬元，許為求脫罪，也要辯稱款項與港澳辦前主任廖暉有關。這些本「不為外人道也」的事，被告站在法庭犯人欄上，也要完全和盤托出。此外，許仕仁亦要如實公開餽贈其上海女友的850萬鉅款，總之，昔日這些傳媒未必得知的事情，今天，當事人都要在法官面前，被迫如實相告，不可以有任何隱瞞。那怕你是官商巨賈，平日滿口雌黃，法治面前，也要（扮）玩真。結果，許氏在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收受新地郭氏兄弟的賄款，罪名成立，被囚七年半。至於被形容為「迂迴賄賂」的郭炳江則入獄五年。
雖然案件仍須待各被告的上訴決定才告一段落，但對香港帶來的迴響卻非常深遠。首先，作為香港第二把交椅的心人物，竟接受大筆賄款，事情雖已發生很久，但仍令人質疑政府與商界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究竟遇有沒有更多未被揭露的勾結事件呢？其次，這件事發生之後，政府有否再新審視現行的申報制度的漏洞？如何去介定行政會議成員的身份？如何防止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最後，誠如法官麥機智所言：「香港為肅貪苦戰多年，政府第二把交椅收賄，必令很多港人失望」《明報》（2014年12月24日）。他更暗示「多年來，香港有一種政府及商人互相取悅對方（cosying up to one another）的文化。」《明報》（2014年12月24日）這種文化，說穿了，這就是「官商勾結」。毫無疑問，案件審判的結果是，香港以「法治精神」去證明了市民一直以來對「官商勾結」的推測是成立的。
法官的其中一句判詞是「判刑要有阻嚇性」，實在可圈可點。是否暗示今天的判刑，是為了日後阻嚇後來者不要以身試法？不過，假如這種觀念已在政商圈子裏盤根錯節，形成了如中國內地般的固有文化，一些像是合法卻不合理的「送禮」、「酬酢」已成了官場習慣的話，那麼，法治這肅貪的利刃又如何能以一擋十，抵擋貪污賄賂的癌細胞擴散全身呢？
是次案件還有一點令我們驚訝，就是被告人求情信的數量之多，仿如居屋的申請表格。例如為郭炳江求情的信達百多封，要勞煩律師精心挑選了其中14封由商界人士及市民撰寫的求情信，包括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等，讚揚「郭炳江為人和藹、仁慈、愛家庭，亦對香港社會、政治及經濟作出重大貢獻。」《AM730》（2014年12月23日）至於許仕仁，其律師亦交出了5封信函，包括前特首曾蔭權、前港大校長徐立之，甚或其養女的求情信。這些信件都有一個特點，便是絕大部份人都與被告等人有同一的背景，都是政商界的所謂「成功人士」。這些人的出身和做事方式也許都同出一轍，既然如此，如果被告不是在政商界「犯眾憎」，那麼，以他們的江湖地位，有大班人提筆寫信求情，也非很特別的事。因此，所有人加起來的力量，或許不如「長毛」的一句求情說話。（這事絕沒可能出現！）
反而，若仔細看看他們求情的埋由，或被告庭上自辯，更是自行揭穿自己的「真實謊言」。例如說到許仕仁叫養女不要著重物質生活，可是自己卻自打咀巴。他出任政務司司長時處理政改，縱然「失敗」，卻沒有堵路。印象中，政府從來沒有說政改失敗，就算831人大「落閘」，萬人堵路，政府也從未承擔責任，向市民道歉，為何許氏可以把這些說成是一己的功績？抑或他其實是間接說出市民堵路，責在政府，現政府應向市民道歉才是黃道？
至於前特首曾蔭權更押上自己所剩無幾的聲譽，說出了「05年前的50年，我想不到哪位政務司長或布政司，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和挑戰，涵蓋政治、社會和經濟」《明報》（2014年12月23日）這一番溢美之詞。究竟當中有多少「水份」？有多少誇張？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代表郭炳江的律師則稱郭「裁決前每周與郭老太用膳」，天啊，這一直是子女侍奉父母的一貫之道吧，有何特別？至於「案件對家人打擊至深，妻子需接過家庭重擔；而郭老太現年86歲，健康欠佳曾經中風，案件對她影響尤深」等求情理由，更是千篇一律，這種家庭重擔其實一直出現在香港的尋常百姓家，至少，被告一家不用為了「儲錢買樓」、生活開支而發愁吧？如以此作為求情理由，普通人犯法還叫適用，可是這些高官權貴還來這一套，反而讓吾等基層市民，再看真一點這班高官權貴的本來面目，他們或許平日謊話連篇，但在法治之下，亦只有乖乖隱藏其階級權力，說出一番更「真實」的「謊言」，為的，可能只是一個減刑的卑微願望。
法治有如古代傳說中的犀牛角，燃點起火光，照出了香港政商界的異象，權貴們的真實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