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了套電影《戀上春樹》，講述主角進入深山的伐木業做實習生。老闆帶他到市場賣木，那批貨是老闆爺爺那代種下來的，培養得宜，木紋精緻，最後賣得好價錢。主角說，賣光山上所有樹木不就發達了！老闆不忘解釋，種菜為生的，下一年就有收成，成果自己享受。伐木不像種菜，有收成時，我們已經全部去賣鹹鴨蛋了。因此伐木之餘，必須栽種，家業才能傳承。
看到這裡，不禁想起在街上露宿的孩子。有些沒上學十多二十天了，每天就睡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受風吹雨打，日曬雨淋，還要忍受滋擾挑釁，時時防備屎蜢尿彈等襲擊。一位絕食者已經絕食四十天有多，還有那位被打斷手骨的中三學生，被打爆眼角的大學生，盆骨碎裂的哥哥，一個個頭破血流的勇士……雖然艱苦危險，但眼神仍然那麼堅定。近日翻風落雨，不知孩子會否著涼？是誰搞到孩子為了真普選要這樣犧牲自己呢？
父母自然不希望孩子犧牲，但他們上個世紀，又為民主做過甚麼？八十年代是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雖然中英談判開啓了政治活躍新一頁，但只是相對於少數而言。
當時的社會，未必對殖民社會有好感，能夠繁榮安定，繼續搵銀，就是不少人的希望。至於對共產政權及社會主義，多半是擔憂及恐懼。香港觀察社做的民調顯示有95%人想維持現狀，64%即使是回歸仍然想英國繼續管治香港[1]。香港革新會的民調顯示逾七成港人希望香港繼續由英國管治。《星島日報》的調查中有76%受訪者希望維持現狀，六成人希望英國續租新界最少30年[2]。
雖然有這個想法，大多數人都是「政治冷感」，或者是「家庭功利主義」，只對自己家族利益有興趣，少參與社會時事的討論。劉兆佳及關信基指出80年代的社會參與並沒有顯著增長，比起其他先進地區，無論建制內外的參與度都異常地低[3]。1982-1994的區議會選舉，只有不超過20%合資格選民[4]投票；而1991年的第一次立法會直選也只有20%合資格選民投票。這跟八九六四一百萬人上街的動員力實在差天共地。即是說，撇除移民走佬的一群，市民雖然想到危機，感受到恐懼，但沒有動力去做，繼續吃他的麫，上他的班，買他的馬，政治繼續與生活無關。爭取民主的工作，就落在一眾代言人手上。
這班代言人，一路由八十年代玩到九十年代再跨越千禧，人老，雄心也衰敗了，變得得過且過，都被建制化了。香港人不慣監察議員，任由他們將香港的民主未來弄得一塌糊塗，上一代由得他們，每屆立法會適時將選票奉上。自己因為怕事、怕麻煩，除了每年遊下行，也沒甚麼作為，整個民主進程，就是這麼一潭死水，那麼多年只多了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
到了今天，下一代終長成，才發現上一代的無知、懶惰、冷漠、袖手旁觀，將很多未來都斷送了。高鐵超支是大白象，年輕一輩早就知道了，當年反高鐵，老一輩有幫過忙嗎？在立法會建制派話過就過，結果呢？工程延期已是意料之內，一地兩檢一如所料不能解決，一千幾百億納稅人埋單，在制度裡沒有制衡的方法。零三年申請輪候公屋只有九萬個家庭，現在是26萬，在這十年間，政府做了甚麼？上一代因著港英房屋計劃上了公屋，靠著褔利成功安頓下來，卻批評下一代申請公屋沒志氣，不應靠政府。建屋的速度遠遠跟不上需求，眼見一生都無可能置業，公屋都落在新移民手上，房屋、學位、床位被搶去，自己地方被侵佔，上一代卻無動於衷，在自己魂歸天國之時，讓下一代承受一個爛攤子。
上一代疏於打理，致花果凋零，莊稼失收，孩子才迫不得已走出來，一步一步重新耕種，孕育民主之花，上一代卻在田上蹂躪摧毀，認為是孩子搞亂檔。有年輕人說，這是上一代積下的債，如果我們這一代都不還，恐怕利息越滾越大，再下一代就無法償還了。今天警棍打在孩子身上流的血，是上一代冷血的刀割出來的；今天孩子在街上露宿，住昂貴劏房，是上一代對現狀坐視不理及享受樓價升幅，預支了下一代的成果。
父債子還，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1] Lo, S. (1988). Decolo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sian Survey, 28(6), 613–629.
[2] 林鴻達，《民主回歸之歷史因由和責任》，蘋果日報，2014年9月15日
[3] Lau, S., & Kuan, H. (1995).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4(1), 3–24.
[4]包括有資格登記做選民但沒有登記的市民
原文刊於 2014年11月11日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