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轉自KISSopolis.com
刊於【信報24-11-2014】文化論政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潘進源構思在觀塘海濱花園興建音樂噴泉，噴泉除有音樂，還有鐳射激光、動畫燈光及音響等效果。民政事務局今年9月完成計劃名單，項目大約花費5000萬元，工程暫定明年第四季展開，預計2017年第二季落成。
新聞一出，facebook 馬上瘋傳，群情洶湧，粗口橫飛，引朋友的話：「XXXX，簡直就是向被趕走的band 仔臉上吐口水」；我雖然是因九龍東發展而被迫走的音樂人之一，但即時反應倒不是什麼受不受辱，而是幻想民政事務局邀請美國樂隊Kiss 到觀塘海濱花園為噴泉開幕表演：Kiss 成名於Gene Simmons 玩音樂時噴火，觀塘吸引在有激光噴水，噴來噴去，相映成趣。
梁振英曾經自嘲不是政治材料，可能與自知有間歇性發表凌駕政治化妝的in your face式偉論有關：左一句「月入萬四以下的人有投票權會令政策向低下階層傾斜」，右一句「提委會也有讓體育界、宗教界這些沒有任何經濟貢獻的界別參與」，坦白到呢……！
不要忘記，梁振英必須對他的689 票有所交代，而這兩句話或多或少反映出香港特權階級的焦慮與價值觀。有人意圖指出體育盛事能帶來龐大收益，說「運動能減低政府的醫療負擔」或「皇馬大戰巴塞會帶動龐大經濟效益」等等。不過，那只會正中下懷，這番話表現的不是他的無知，而是他是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信奉者；在經濟以外，他並不相信道德、宗教、體育精神等等靈性、抽象、形而上的體驗。
作為生產藝術的一群，必須有同樣的認知，更應該為着「沒有任何經濟貢獻」而驕傲；這個也是馬克思與黑格爾把藝術視為創意的最頂尖行為的原因—— 藝術的生成可以與基本需要和經濟活動無關。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一旦又走回計算GDP 的陷阱，以產值作為萬物的唯一價值，那麼一切的討論基礎也是錢。
我不是想指出潘進源不懂文化藝術，太明顯就無必要再討論，而是想說，在全港有史而來最大的重建項目中，有誰能擔起規劃文化的領導角色？又或更拉闊地想，當全港十八區均先後樹立起與原區文化毫無關係的「十九地標」，是什麼弄錯了？「雨傘運動」無疑震撼香港人，但投票權是什麼？政治參與最終究竟是為了什麼？普選與民主是否存在必須關係？我們試着幻想，觀塘區所有區議員都由民選產生，但在目前的經濟思維底下，音樂噴泉的確比起免費演出的band仔有更大經濟效益，會否因少數服從多數，經濟討論下終究劫數難逃？在如今的實際情況下，我們又如何面對觀塘海濱湧現的專業文化智囊？他們挾着資源，擔任文化領導角色，我們應否主動參與諮詢？
記者常問觀塘工業區最有特色的是什麼文化活動，多數答案也是觀塘是香港獨立音樂重鎮，有過千隊樂隊云云。我想觀塘工業區最吸引的並不是獨立樂隊、不是無牌livehouse、不是街頭藝術、不是電影製作等等，最吸引的是自主性（autonomy），自主才是觀塘的文化基礎。這個自主性包含各式各樣跟政府發展相違背的小型工廠、每個工廈內的體育訓練場、不認為要賺到盡的平民食肆；自主性是不經申請舉行的游擊音樂會、無數個天台的聚會、行人天橋舉行的派對、佔領舊巴士廠的放映會。
可能我們須要更加肯定各人自主的能力，正視觀塘曾經在主流發展常理當中，意外產生的短暫卻高度的自治社區特性；我們曾經在政府與財團視線範圍外的十年經濟休漁期、在劏房林立的廠廈發展成香港最有趣的文化聚落，我們的強項很明顯不是「參與」諮詢，研究如何發展。倒過來說，觀塘工業區的特性其實是主流經濟與文化上的撤離（exodus）。
或者我們可以反問，為何有一撮人會走過來跟使用者談發展？他們的正當性是以什麼為基礎？建制議員也好、民選也好、文化智囊也好，為什麼他們會比使用者更有能力談文化發展？文化不是使用者建構的嗎？我們為何要去訴求什麼？或是諮詢什麼？我們不是要以保育文化之名向他們作出警告嗎？
回想在阻止觀塘海濱花園動工的行動，或佔領巴士廠的參與人數，比較我們常說「有過千隊band」有很大出入。在「後佔領」時代，可能我們有更多關於行動的想像力，可能現在我們已為重奪自主性空間有更好的準備，能為尋找實踐自主的空地、公園、廢棄建築物動員，用行動直接實踐民主，並在當中追尋答案，否則到觀塘商業區落成，郵輪碼頭全力投入服務，遊客到牛頭角新理想酒店爆房之時，小小的音樂人已經沒有生存空間—— 除非你趁還有時間，學習彈結他時噴火噴水，那還能跟音樂噴泉爭一日之長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