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型公民抗命」或「政策型公民抗命」：
日前，沈旭暉教授於電視節目「講清講楚」提出一個問題，究竟佔領馬路與爭取民主有何邏輯關係？早前沈旭暉教授也根據美國學者Ronald Dworkin的理論，撰文指出了「公義型公民抗命」與「政策型公民抗民」的分別：
1. 「公義型公民抗命」：違反某條令當事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法律，目的是為了否定並改變那條法律或相關制度，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黑人挑戰種族隔離制度；
2. 「政策型公民抗命」：違反某條法律，來改變社會的政策或制度，對象並非那條法律本身，例如香港的佔領運動。
佔領馬路與爭取民主有何關係？
兩類公民抗命是有分別的，「公義型公民抗命」中，白人利益因黑人違法而受損，然而這些白人利益卻是不正當的，而黑人不論是否親身參與公民抗命，都會認同公民抗命的目標(廢除種族隔離制度)。
而香港的佔領運動中，所犯的法律(不得阻街)本身是公正的，道路被佔領後，道路使用者的正當利益因而受損，而部份道路使用者縱使認同佔領者的目標，也未必認同佔領者的行為。因此，很多人以佔領馬路損害他人正當利益為由，抨擊佔領運動，但這種批評合理嗎？
黑人違反一條不公義的法律，的確不會損害任何人的正當利益；但香港佔領者反對的是香港政府(中共)，若以施壓形式向中共提出抗議，而又不損害社會短期利益，這是抗爭運動似乎是不存在的。
從雨傘運動看到，佔領馬路確能向中共施予某程度壓力。第一，能促使國際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中國顧及國際形象而退讓。第二，當香港未能有效管治時，損害中共於香港的利益，中共因而妥協。第三，香港人對中共乃至中國有更大離心傾向，與中共追求的人心回歸有違，可能促使中共轉向懷柔。
如上文所述，但能有其他抗爭模式可向中共施壓的同時，又使社會短期利益不受損嗎？包圍特首辦、政總及立法會是另一出路嗎？雖然特區政府與立法會現時腐敗不堪，但也會出台一些有益民生的政策。包圍特首辦、政總及立法會後，社會所蒙受的短期損失，會否比佔領馬路所失去的更多？因此，佔領馬路會否已是「最低程度的佔領」？
這說明了一個道理，當不公義並非只存在於某條法律，而是涉及整個政府的最高決策部門時，整個社會其實是被這個不公義政府所綁架，整個社會都需要承受在不公義政府管治下，社會秩序有機會趨於不穩甚至崩毁的風險，因為受壓逼者最終會示威反抗、甚至起義。相信大部份港人都認同孫中山革命，但革命也會帶來短期社會混亂。香港佔領運動與滿清革命本質相似，只是劇烈程度不同罷了，香港人現時要求的是政制改革。說到這裡，佔領馬路與爭取民主的關係一清二楚。
然而佔領運動的確要有界限，但這界限除了由示威者決定，香港政府也有決定性作用。正如一個獨裁國家的人民選擇改革抑或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決定於獨裁者是否願意向人們歸還政權。雨傘運動發生至今，示威者的分寸掌握得很好，至今仍是保持非暴力作為基本原則，繼續佔據三條主幹道，暫無升級打算，而所有零星式佔領經自行修正後，已近杜絕。
2017，更具號召力的公義型公民抗命：
中共推出最保守的政改方案，方案被否決可能早在中共計劃之內，因此2017年特首選舉有機會沿用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但是，從雨傘運動中，我們看到很多香港人特別看重「公義型公民抗命」，因此2017年包圍選舉會場，劍指小圈子選舉，以行動否則小圈子選舉的認受性，香港人一定全城出動，躍躍欲試。到時特首選舉恐怕需要祕密進行，揚名國際。
套用陳雲講法，這是一個政治核彈。若果中共寧願原地踏法，違反承諾，也堅決不讓步的話，必須提防港人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