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Charlie
暫且不論政府和某些政客是否有造假誇大雨傘運動對「民生」的影響，我相信，如果那些因政府施政問題而長期受苦的「夾心階層」是理性的，他們會盡快支持抗爭者，而不會只是抱怨抗爭「為生活帶來不便」; 我也相信，如果那些長期受剝削的「工人們」是理性的，他們亦會迅速聯同抗爭者向政府施壓, 而不會只是埋怨「生計受影響」。但很可惜事與願違，至今主宰不少人的卻是「奴性的邏輯」而非「理性的邏輯」。
當近日社會上不少的聲音譴責抗爭者「侵犯他人自由/基本權利」、「損害民生」、「阻人搵食」時，難道他們沒想過其實這個政府——這個欠缺認受性、卻又不知為什麼無人能挑戰其認受性的政府——長久以來天天都通過施政傾斜跟大財團官商勾結，像癌細胞那樣全方位地「侵犯他們（即所有少數既得利益者以外的人）的自由／基本權利」？論嚴重程度，後者應該嚴重至少幾百倍……
那麼，為什麼總是叫抗爭者而非政府「收手」？即使抗爭運動在短期內於一定程度地影響民生，而其實政府卻長久地兼全方位地影響民生，為什麼人們不聯同抗爭者一起叫政府收手？
假如有人不幸患上癌症，但他卻因為覺得治療所帶來的不舒服或不方便而放棄治療，甚至責怪勸他治和替他治療的人，你會說他不可理喻。當有人因意外而內出血已久，並開始引致整個身體的機能逐漸崩潰，因此要動緊急手術把受傷內臟縫合，但他卻說開刀會流一點血，所以拒絕做手術，甚至說醫生想謀害他，你會說他不明智兼無理取鬧。但是, 當抗爭者在極力嘗試為積病已久、甚至因近來自上而下的力量而病危的香港社會尋求生路時, 為什麼不少人都很抗拒、甚至視抗爭者為罪人？
如果現在欠缺民主制度的政府——連同一直遺禍甚深卻至今仍無法改變的「功能組別」——就像香港社會的癌細胞，那麼現在那些批評抗爭者的人，就寧願身體被癌細胞逐漸徹底侵蝕，也不肯承受接受治療時所帶來的身體不適和不方便......
這個怪現象背後的機理頗為複雜，因為當中包含了不同的人群，以及數種導致他們這樣做的「奴性邏輯」。
讓我先把這些反抗爭人士分成兩大類：
1）抗爭運動其實沒有直接影響到他們生活、或僅是引起他們所習慣的生活帶來一點不便（如上班早一點出門）的人
2）生計直接在較大程度上受抗爭運動影響的人
第一種人群的奴性邏輯
第一種人往往很喜歡自稱是「香港普羅大眾」，他們當中有一部份也許看不出政府的施政傾斜和由此造成的全方位社會問題，他們也許仍相信「香港（本來）穩定繁榮，人人安居樂業」的神話／謊言，所以為著抗爭運動而帶來的「生活不便」很憤怒, 對對「亂」感到異常焦慮。
而這第一種人中另一部份的人，則是即使看得出現今政府和社會的問題，但他們也認為自己是、或「夢想」自己將會是那些可以「免受侵犯」的少數既得利益者, 所以刻意不去看這些對整個社會有如癌症般的問題。對他們來說, 「股市」乃社會「繁榮穩定」的主要指標，而弱勢社群種種生活艱難和基本需求問題則消失於「普羅大眾」的視野之中。「獨善其身」、「自求多福」、「哪管制度／社會結構是否不合理不公義，最緊要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能擠身到制度／社會結構中的安全地帶甚至有利位置」成為中產倫理中的隱含大原則——這跟你實際上是否中產無關，而是「普羅大眾」中任何徹底擁抱「中產夢」的人都在不知不覺間持守的原則。反過來說，即使未必人人相信「繁榮穩定」一定能為自己帶來利益, 但人們卻普遍深信若沒有依這神話所定義的「繁榮穩定」則必定人人有難。而人們在這「繁榮穩定」的神話圖象下，已鮮能去想像或敢去想像其他的可能性。
容我直接一點，對於政府施政傾斜偏幫大財團所引起的全方位社會問題：
如果他們是看不出，那是愚蠢無知；
如果他們是刻意不去看，那是自私和虛偽。
也許還另一部份的人，他們心中似乎有一種神秘的或源於成長背景的心理機制, 自然而然地將「政府」視為或聯想為「家長」（權威的象徵），而同時堅信或自然感到「家長就是對的」甚至「家長永遠是對的」，更甚至覺得「即使家長有不完美的地方，也還是必須服從的，或至少是比年輕人可靠的」。若真是如此，那麼他們其實仍然活在百年之前的「封建時代」......
愚蠢無知是知見方面的問題；
自私虛偽是品德方面的問題；
盲從權威是心理方面的問題……
以上三者，都是奴性，都讓人臣服於不合理或無須交代合理性的權威，對社會來說均可致命。
第二種人群的奴性邏輯
暫且先不談一些很可能是政府或政客安排出來做假、誇大以抹黑抗爭運動的反抗爭聲音，無可否認抗爭運動的確會直接地影響一些人的生計, 如工人、司機或一些小商戶，這確是個令抗爭者們也很痛心又很無奈的事實。但其實即使是這一群人, 也完全沒有理由因「生計受損」就「直接」得出「抗爭者應收手」的結論；反而，假如這群人看得出「現今欠缺民主的政府就像社會的癌症」，而且「正是令他們一直處於受剝削位置的元兇之一」, 同時又能自覺到「即使是工人、司機或小商戶等也能對政府有效施壓」, 那麼他們的「理性結論」該為「迅速加入抗爭者讓政府受更大壓力」而非「叫抗爭者收手」，因為可以想像，如果連工人、司機和小商戶都一起通過罷工或其他形式的施壓手段協助抗爭，那麼政府就不會再有理由去行「拖字訣」，也不會再有空間去左閃右避，老是重覆「人大決定不能改變」。他們愈快又愈大規模地加入行動, 政府就愈要儘快正視問題。
可悲的是，現狀恰好相反，人們要不是直接地只「想到」要抗爭者收手，就是只「敢」叫抗爭者收手。如果是前者，這仍是一方面看不出「現今的政府就像癌症而且正是令他們一直處於受剝削位置的元兇之一」，另一方面也看不到「即使是工人、司機或小商戶等也能對政府有效施壓」; 前者是對客觀情況的「無知」，後者是對自身行動力的「無知」。如果是後者, 即只「敢」對抗爭者叫停, 以求回復原本所謂「正常」或「日常」但實為「嚴重受剝削」的處境，那麼似乎能說明這情況的就只有以下這種「奴性邏輯」——他們認為「政府是強」而「抗爭者是弱」，所以他們寧可「助紂為虐」，也不敢「鋤強扶弱」；即使他們心底也認為「政府」很爛又邪惡，亦不太相信自己能跟「中產夢」沾上邊而成為病態制度中的少數既得利益者，卻又同時下意識地或有意識地感到或深信「政府」是無人能抵抗， 所以他們在啞忍強吞種種由上而下的壓迫與剝削時, 將種種生於無力感和寃屈的怨氣，反而投射、轉嫁於為他們抗爭、卻打擾了一點他們的奴隸生活的人，將他們積累已久的不滿都下意識或有意識地歸疚於抗爭者，哪怕抗爭者是要為他們爭取更長遠的福址和利益。這種奴性的變態反應，既是知見方面的問題，也是品德方面的問題，亦是心理方面的問題。
也許正是這種奴性，這種「即使自知被剝削也寧可扶助剝削者」的奴性，最根深蒂固地替極權主義奠定了所謂「牢不可破」的基礎。
一種更可怕、適用於所有人的奴性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一套電影《浮生路》（Revolutionary Road）, 讓我記起最令人心寒、對上述兩種人也可能有影響的另一種奴性, 就是抗爭者的勇氣和無私純真——姑勿論是政治上的抗爭者抑或是生活上的抗爭者（一如電影中的男女主角）——令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懦弱和自私，所以更對抗爭者「看不順眼」並要把抗爭者消滅。我希望這在香港如今的處境中，不是一種很普及的「奴性邏輯」。
只有行動和團結，才能迅速令政府認真正視市民福址，並帶來長遠的架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