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Gundam
和平的佔領運動已進入第十三日，雖然示威者的克制、秩序，讓國際間驚歎，但香港人仍然得不到最基本訴求——與政府對話。昨晚林鄭更「要脅」擱置對話，批評學聯呼籲市民上街紮營作長期抗爭，是「以市民福祉作為政治籌碼，不符合公眾利益」。
這場「雨傘革命」將會非常漫長，考驗香港人對民主的期盼有多熱切。
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高級政策研究員 Maria J. Stephan 以在 Foreign Policy 網站評論「雨傘革命」，認為運動進行持久戰的勝算，比大家想象中高，但必需要有更新的戰術，不能只街頭靜坐或示威遊行，這樣難以持久，並以智利以及土耳其的例子說明之，才能保持民主火燄旺盛燃燒。詳看全文中譯：
香港民主抗爭者的致勝之道
How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Can Win
文：Maria J. Stephan，譯：Joe Fung
從過去超過一個世紀的數據顯示，「雨傘革命」要取得成功，需要努力經營、嘲諷政權、和極大耐性。
這場仗不會很快完結，基本上這是耐性的比拼和耐力的考驗。
十七歲的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星期四在推特（Twitter）這樣寫。過去數周示威者完美演譯了一場有組織和有紀律的公民抗爭：數以萬計爭取民主人士湧進市中心的馬路和大街，要求特首梁振英辭職並威脅佔領政府建築物。「和平佔中」、學生聯盟、和其他反對組織呼籲罷工罷課，不達到普選的最終目標誓不罷休。可是，當運動的勢頭開始減弱，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是：下一步怎樣？
對付這場平民起義，北京可能會打消耗戰，而且勝券在握。
目前香港這場民主運動面對最主要的挑戰是如何維持對政府的壓力，承受最終無可避免的鎮壓，同時要設法削弱北京在香港的民意支柱。 我們要在干擾社會和戰鬥之間取得平衡；要在傳統政治及法律體制內外游走，並為未來經年的持久戰作好準備。
面對像巨人哥利亞般強大的中國政府，這群懂事有禮的反對者能有甚麼勝算？與我合著《為何公民抵抗運動能成功》一書的 Erica Chenoweth 和我發現，在1900-2006年之間世界各地所有類似的非暴力對抗政權運動中，有 53% 取得成功，而非暴力運動比武裝對抗更大機會在十年內達至民主。這證明建構和維繫公民空間，對爭取民主至為關鍵。
我們這裡所說的勝利是指香港實現真普選和民主管治，所以就算特首被迫下台，倘若我們不能自由選擇特首，運動都不能算成功。研究顯示，非暴力運動平均歷時約三年（而武裝運動則平均九年），所以，政改不是短短數天就能分勝負的鬥爭，而是像黃之鋒所說，這是一代人的戰爭。
這場運動有一個好開始，香港民主人士展示了極高創意和組織力。香港一向以抗爭精神聞名，但這場「雨傘革命」無論在參與程度或自我組織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多月來細心籌劃的群眾行動，為國慶日巨型示威集會鋪路。青年人大膽跨過欄杆衝出馬路，惹來警方弄巧反拙的應對，刺激更多人上街示威。
在這中外媒體雲集，互聯網暢通無阻，還有運動參與者利用Firechat互通訊息的情況下，這場民主運動贏得了媒體的高度關注。運動參與者嚴守非暴力原則，令防暴警察的行為和北京定性示威者為暴徒的決定顯得過份。
不過，若香港能向其他類似的運動借鏡，學習其策略，就可更上一層樓，提高運動成功的機會。
公民抵抗運動的成敗，與參與者的數目及多樣性有直接關係，是以香港這場運動必須繼續成長。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市民，不分年紀、性別、宗教信仰，藍領白領，都參與了這場運動。人數固然重要，但參與者的身分同樣重要。我們需要得到商界翹楚的支持，不管是中立或親北京。當年菲律賓人挑戰馬可斯政權的裙帶資本主義，也須借助馬卡蒂金融區強大的商界力量; 烏克蘭的中小企在「廣場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杯葛親中企業，轉為光顧支持民主的公司，是其中一個經濟手段。此舉可為運動帶來戰術上變化，而這也正正是成功公民抵抗運動的重要元素。
戰術創新可讓運動保持活力和韌力，令對方措手不及，也能將壓力點擴至最大
一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太集中於街頭靜坐和示威遊行，此等方式難以持久，參與程度會降低，而且容易受到打壓。有分析指出，1989年中國學生犯的錯誤，就是佔領天安門廣場太久。
戰術變化非常有用。智利的銅礦工人在推翻獨裁者皮諾切特的民主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知道甚麼時候應該避免和安全部隊正面交鋒。礦工不打陣地戰，改為與其他民主領袖一起呼籲智利民眾在街上緩步行走，以示對政權的抗拒; 在特定時間大家一齊敲打鍋碗瓢盆，全國上下大合奏，以示對政權的蔑視。1997年土耳其反貪腐運動號召國人每晚一起將燈重複開關一分鐘，以閃耀光芒成功對抗貪腐。這些象徵性的技倆令人們保持團結，以準備下一步隨時更複雜和更危險的行動。
香港的民主運動最終必須在政治和經濟的精英階層裡製造裂縫，才能達到目的。例如在南非的種族隔離時代，消費者針對杯葛特定企業，迫使白人老闆向政府施壓，與非洲人國民大會談判。在塞爾維亞和烏克蘭，媒體的諷刺和街頭劇場對政府和商界貪腐人士的嘲弄，都卓見成效。公眾對揭發政府醜聞人士和支持民主的商界和工會領袖的讚賞，也可鼓勵香港的親中力量逐漸降低對北京的忠誠。
不過最重要還是要保持運動團結，最常見的困難是如何對目標、領導、戰術有一致看法，尤其當對手擅長一手籠絡一手打壓。香港民主運動有機會面對見好就收的抉擇，到時最好反對派內各主要部分都能參與決定。華里沙所帶領的波蘭團結工會成功將共產政權迫到談判桌，會談透過揚聲器廣播開去，讓波蘭人知道會談內容。我們大可想像在香港今天也可用此溝通策略。
波蘭團結工會另一啟發性在於共產政府控制以外的自我組織和管治。同樣，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在正式獨立前建立了一個影子內閣和其他政府機關，實際上脫離貝爾格萊德的管治。香港民主運動亦就未來政制成功舉辦了一個民間網上公投，公民社會有良好的組織能力。運動的目的並非要求獨立，而是建立一個公民參與和有代表性的管治系統。當年甘地採取的策略，就是一方面在官方政治與法律體制內行事，另一方面透過體制外的平衡結構，兩者共同發揮作用。
香港的民主運動不乏人才和策略，展示了成熟與智慧，但它面對的是一個強大和資源充足的對手。香港這場公民抵抗運動，到底能否智取獨裁對手，保持民主火燄旺盛燃燒，要拭目以待。但如果「雨傘行者」能持久作戰下去，他們取勝的機會可能比大家想像中要高。
註：作者 Maria J. Stephan 是美國和平研究所高級政策研究員，大西洋理事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本文原刊於《主場新聞博客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