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在歐洲除了是一項競技之外，也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巴塞隆拿承載的加泰隆尼亞人光榮的身份與歷史，與其與代表住西班牙中央政權，佛朗哥獨裁統治的皇家馬德里分庭抗禮的分離主義；還是蘇格蘭的些路迪與格拉斯哥流浪，兩支分別代表天主教及愛爾蘭共和主義，和新教及支持英國的同市宿敵，足球和球會在那些人心目中，竟然成為整個民族，整個城市的共同榮譽、傳統、身份象徵以及對那身份忠誠和熱愛。又例如是一九五九年曼聯全隊無一倖免的慕尼黑空難，經歷了超過半個世紀，該事件依然成為球會不可磨滅的歷史，球迷不能撫平的共同記憶，以及球隊用作成為前進的原動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希爾斯堡球場發生球迷人踩人慘劇。二十五年後的今年，為紀念這宗慘劇，那周的英超比賽全部順延七分鐘開賽，英超各隊發送了「You‘ll never walk alone」的慰問訊息。在晏菲路的草坪上，全個球場偋息靜氣，有球迷舉起那「96」的橫額，悼念那死去的九十六利物浦名球迷。
我在想，到底我們有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比起他們的球會，如此的代表到他們的身份和歷史，以及傷痛的符號。然後我找到那同一年的那一段記憶。
一百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整個城市陷入熱情、失望、傷痛之中。然後在每一年的同一夜，我們聚首在維多利亞公園，為那為國捐軀的學生默哀。六四與希爾斯堡一樣，已經成為了代表住我們身份的共同象徵。首先是那數字符號，「九十六」與「六四」一樣，隱隱就代表住球會和城市的共同記憶，香港人甚至比利迷對這數目字更為敏感：電話號目的「六」和「四」，要告誡住我們毋忘六四，從中共政權的國慶，政府公佈的數字到普通的價目，一切的關於「六」和「四」都觸碰到我們那年那夜的記憶。第二是六四與希爾斯堡都有種含冤待雪的怨恨，希爾斯堡慘劇後，對低下階層不屑一顧的戴卓爾政府抹黑球迷，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直到今天，死難家屬都要求政府作出一個合理的交待，這豈不是跟天安門母親很相似嗎？我們叫了二十多年的「平反六四」，也是要求真相、問責、賠償而已。第三是那希爾斯堡和六四的慘劇，都能將悲憤化為球隊努力爭標和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力量。最後是那地方的象徵，在晏菲路球場裏，那舉起標語及橫額的球迷，準備比賽的主隊和客隊球員，旁邊的教練團以至工作人員，那偋息靜氣的一分鐘，代表的不僅是對那慘劇的默哀，而是向全世界宣示，這就是晏菲路，這就是利物浦，and You’ll never walk alone。就似晏菲路一樣，維園正也扮演了這個象徵角色：每一年的那一夜，塞滿球場的人群，燃起的那一片燭海，喃着〈自由花〉與〈中國夢〉，悼念的不僅是六四，也在宣示我們就是香港人，而這也是我們怎樣去當一個中國人。
然而英國人擁有的，在這凡事講求效益便利，見異思遷的香港人偏偏欠奉。這在英國人胸間根深蒂固，歷久常新的身份符號，對比起香港延續了二十多年的僅有集體身份符號卻要給「市．場．淘．汰」。充滿政治挫敗感的香港人將滿腔冤屈不論敵我的亂槍掃射出氣，情緒上腦的政治氛圍把理智降到無可再低，這是一個甚麼都要被打倒的年代。一個符號會開始被質疑，「平反有封建色彩，應改做……」、「明明沒有屠城，追究屠城責任口號不符事實……」、「民主中國對香港不利……」、「維園被政棍騎劫，該改到別處悼念……」，七嘴八舌的，人心也開始渙散了。
或許，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二十多年來無懼風雨的來到維園高喊「平反六四」根本沒有用，冷血的屠夫政權也不是因此而憐憫你，但每次比賽之前利迷高吭〈You’ll never walk alone〉便能換來利物浦失落二十多年的英超冠軍嗎？每年為那九十六人的一分鐘默哀，便可令他們死而復生嗎？這些事情卻不是用「有用冇用」來衡量，這是超越球迷對球隊劣績的批評，超越其成效，這是代表了利物浦這所球會的傳統和符號，就似是維園晚會不僅是每年行禮如儀的政治集會，要搞創新多元化吸引參與，也比對支聯會的意見或對此爭取平反六四有多一重意義，這已成為象徵香港人的傳統和符號。
可惜有些香港人就像失落多年英超的利迷對別隊酸溜溜的嘲弄和攻擊一樣如此討厭。他們或許可以像醒目香港仔般當一個「勝利球迷」，改捧風光多時的紅魔鬼，轉投億元堆砌的藍月亮，又或者搭上摩連奴坐司機位的順風車，但仍然一些利迷每周都到那晏菲路球場，唱那〈You’ll never walk alone〉，目睹球隊又輸了難堪的一仗，仍然堅持「next year will be our year」，就是要等上那二十多年，等那個英超獎盃。無論贏輸，他們依然自豪地宣示：我們是利物浦人。我們在香港前途暗淡，中國民主夢似像泡影時，我們仍會到那維園，燃起那片燭海， 喃着〈自由花〉與〈中國夢〉宣示：我們是香港人，而這就是我們怎樣當一個中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