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團體商討如何在社會的不同層面，推動稅制改革運動。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政府於今年6月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小組」，小組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領導，成員以經濟學者及商界代表為主，包括「幫港出聲」成員雷鼎鳴，目標是為人口老化及其他長遠財政承擔作更周全的公共財政規劃，小組將於十二月發表研究報告，報告將影響香港未來的財政政策。有民間團體希望藉此機會推動稅制改革，發展更公義的稅制，並凝聚民間力量，奪回公共財政的主導權。
由左翼廿一舉辦的「財政計劃迫在眉睫 公義稅制不能再拖」論壇11月30日於理工大學舉行，主題是「公義稅制，窮減稅加，社會保障應花則花」。與會者有多名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立法會議員。
長遠財政計劃小組無代表性 民間應奪回輿論主導權
理工大學專上學院講師李峻榮於論壇上批評，長遠財政計劃小組由一眾商界精英和一些新自由主義學者例如雷鼎鳴等組成，擔心他們會把稅制問題專門化、技術化，得出來的結論只是政府應該緊縮開支、將公共事業私有化，擴大商品化市場化等，而不是社會究竟需要什麼產業。他亦憂慮大眾的討論將會局限於該小組提出框架中，沒有想過應否開徵其他稅，例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因此他希望民間團體和政黨多與公眾討論不同類型的稅項，以免由沒有認受性的長遠財政計劃小組主導公眾輿論。
有說全球化下城市要競爭便要「鬥低稅」，李峻榮反駁指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稅率均比香港高出很多，稅制亦比香港相對公平，但他們仍坐擁全球絕大的資本。李峻榮認為財稅制度除了應符合劫富濟貧的原則，有能力的人應付出更多，亦有改變整個香港產業結構的功能。
擴闊對稅基的視野
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陳耀波於論壇上指，香港能夠抽稅的行業越來越單一，只有銀行業和金融業。香港稅項以公司所得稅、土地稅、薪俸稅為主，土地稅佔稅收比例不少。相反，新加坡稅基闊，土地佔稅基比例不大，香港能否維持高地價政策維持抽稅分佈，是很重要的問題。陳耀波指香港人應該擴闊視野，考慮如何擴闊稅基，如徵收商品服務稅和人頭稅。
民間多討論探討 挑戰政府主導的發展
香港政策透視主席龔偉森認為發展應由民間推動，需要挑戰由政府政策主導社會應該如何怎樣走下去的做法。龔偉森指，社會應該思考如何製造一些社會共識，如：如何量度工資？應以工作性質、勤力程度、技能、還是社會關係網絡計算？怎樣才值得較高工資？什麼才叫有貢獻？為什麼清潔工人、建築工人等要「搵命摶」的勞動者是較卑賤？股票製造財富，還是勞力生產製造財富？如何量度社會技能是否重要？如某項社會技能不再重要，是與經濟結構有關，那經濟結構轉變由誰有權決定？因此，龔偉森認為挑戰稅制時，應挑戰一些主流社會的聲音，並探討有錢人為何值得有錢和窮人為何值得貧窮，而非只有其中一方有權說話。
繁榮反思小組成員李偉才則提出稅有四大用途，第一是公共財，即一些用作大家都可以共同享有的財產，例如興建公路等等。二是第二次分配，即誰值得擁有財富的問題，亦是一種扶貧的措施。第三是限富，因財富使人腐化，稅收可以防止財富過度集中。最後是寓禁於徵，即煙草、烈酒等稅收。李偉才認為這些道理很顯淺，卻甚少人明白，民間團體應該多向公眾講解這些問題。
巨額財富的集中具毀滅性
社區發展動力培育發展總監龍子維認為在香港推動稅制改革困難，是由於人本身對稅制的假設錯了，例如一般人會覺得收稅會侵犯個人自由。但他認為稅制是跨代社會流動的工具，而貧富懸殊本身對社會各方面（包括信心、福利、教育、社會流動）都是禍害。龍子維指稅制改革作為財富再分配的工具對整體社會有利。他引用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裏的差異原則（即一個較平等的社會對個人來說，更能保障一個人的生活所需），認為有錢人如果理性，應該要接受較平等的二次分配。
在推動改革稅制上，龍子維提出如果要抽有錢人稅，實際上應該抽什麼稅。例如公司可以有很多方法逃過利得稅和股息稅，變成只交25%的薪俸稅，因此資產增值稅是一可行的方法。
有台下觀眾詢問，現時已有利得稅，而且政府庫房已很多，為何要再向公司徵收所得稅。龔偉森回應稱，現時財富累積的方式值得質疑，大眾取不到勞動成果。龍子維回應指，不同人對一個人應否得到財富的看法上根本上不同，例如有人認為現時的社會經濟制度向有錢人傾斜，因此會覺得有錢人不值得有錢。但他認為不應因技術上的困難而放棄稅制改革。李峻嶸回應，我們需要公共財才能生存，包括個人和公司。基層的生活沒有保障，而稅制改革就是令生活更多保障。
財富分配不公已是社會共識
論壇接著討論議會如何推動稅制公義及回應最近成立的「長遠財政計劃小組」。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工黨已提出大額股息稅，將來可在立法會討論整個稅制的問題所在，而不像以往一樣只討論擴闊稅基。但張超雄直言香港是「行政霸道」，立法由政府壟斷，立法會議員基本上不能立法，要從法律上改革稅制基本上是不可能，而改革稅制的權力又不在民間。但張超雄認為「財富分配不公平、政府公共開支太少」已是社會共識，足夠繼續引起的社會討論。
編輯：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