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學院力爭正名已久，經歷一般「學院」或「高等學校」通常遭受的質疑，被睇死「蠟鴨底」煮不出「燒鵝皮」的味道，全賴師生用命、職員盡責，迎來正名良機。早前教資會報告建議敝校保留「教育」之名，表現其重視教育的善意，然則若因正名心切而忘記省思，又未免失諸「教育」之義。所指是在討論校名的過程當中，我們都為撐「教大」而抑「師大」，卻漠視師範的本意，亦忽略師範學校的當代位置。其實師範之名，頗能夠回應教院師生現時的普遍願望。
近讀本報載錄香港教育學院高級講師莊耀洸〈命名「教育大學」遠勝「師範大學」〉（下稱莊文）鴻文，先援引前任校長及副校長的主張，後簡述部分歷史事例及校史力撑教育大學，確是誠意文章，但論點不無針對師範之意義。本報網上版留言者陳先生引用《韓愈‧師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回應，點出了箇中歧義：
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學高身正為「師範」。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認同身教勝於言教，教師的言行具示範性、可對學生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大家可以有千百個理由反對把「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香港師範大學」，但不必、更不應把「師範」曲解為「使之合模合範，使之就範」。
顯而易見師範的原意，其實就是要老師作學子的言行「模範」，而非對師生加諸「規範」。觀念的歧義亦構成歷史的歧見，莊氏續引前校長陸鴻基教授的意見，指華文教育界採取師範一詞，實因為清末袁世凱等人引入日式學制，連帶把「軍國主義心理基礎」轉化成為中國之順民教育，此處頗值商榷：
其一，清末師範的引進乃始於維新派而非袁世凱。梁啟超曾於《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論師範學校〉（1896），指出「師範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師範被認為是所有高等教習的基礎，繼而批評當時教師學問參差（不知五洲，不識八星）、不明師道（如叔孫通之講學，教以面諛；徐遵明之授徒，利其修脯），加上西洋教師語言不通等等，因此需要參考西方和日本，以確立適應時局的師訓制度，務求「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後來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師範院（1897），以及康有為、梁啟超在《京師大學堂章程》提出大學堂設立「師範齋」（1898），才是中國師範教育制度之濫觴；
其二，清末師範確實以日本為學習對象，卻不是以規限臣民主要目的。日本文化傳統和語言，與華夏文明有深厚淵源，兼有地利之便，特別在甲午戰爭以後，日本是當時清廷尋求富強的捷徑。師範成立後亦派員赴日考察，並延聘日人到來擔任教員。但始終清末教育借鑑日本，仍是基於內外交逼的現實，富強才是主線；
其三、清廷雖看重日本模範，但在中體西用的積習下，對「舶來品」通常徒取其形而已。日本「師範學校令」（1886）主張培訓「順良、信愛、威重」的老師，後加天皇《教育敕語》（1890）要求臣民恪守傳統倫理忠君愛國，原意要阻止國家過於歐化，但經歷過西南戰爭及戊辰戰爭，日本武士制度及階段得以消解，國內仍有尚武傳統，種種因素加起來才具備日後軍國主義之條件。清廷「軍國民教育」雖仿照日本制度，但主張的是「文武合一，德術兼備」，認為傳統的教育重文輕武，新式的老師需要具備軍事知識，只在普通教育中引入「尚武」精神而已，清日國情顯然不同。加之「軍國主義」（Militarism）在十九世紀初是用以描述德意志第二帝國以及擴軍的列強，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期才開始有討論談到日本與軍國主義的關係。以「軍國主義心理基礎」質疑師範制度未免言重矣。
莊文刊登以後，不少支持「教育大學」的讀者競相傳閱，在討論區得到不少好評，文章引起教育學院師生的共鳴，這些意願本來就與正名問題相關，與師範之名其實毫不相悖。首先，莊文引述前任校長的意見，繼而指出香港教育學院在1994年成立之時「已棄用『師範』一詞［……］其餘學院均早已改稱」，這種改名等同改良的觀點，呼應了教育學院師生希望透過「正名」以求「進步」之意願。當中要注意的是，香港教育學院在求進過程當中，並無放棄師範。現時校徽五片綠葉就有四片象徵過去「四師」（羅富國師範學院（1939）、葛量洪教育學院（1951）、柏立基教育學院（1960）、香港工商師範學院 （1974）），也是很多資深教師的母校，教院亦是他們唯一去懷緬母校的地方。1991年教育行動組提倡合併師訓學院時，夏文浩提出「構思中的師大可以在現有四間教育學院的基礎上進行，將其合，循序漸進，減省重複的資源運用，改革成一間設備完善的師範大學」（《華僑日報》1991年6月3日）而教協有感香港教師流失，促使政府加強師資培訓，希望能將四間教育學合併，並盼「教育學院逐步過渡升格為師範大學」。（《華僑日報》1991年6月20日）。由此可見，「師範大學」在九十年代並無落後之義，反而是教育工作者之間默認的目標。
可惜同年年底政府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指出「不支持將教育學院升格為師範大學」，理由是政府用於社會服務的資源緊拙，而無法「令教育學院成為學位大學」。（《華僑日報》1991年12月23日）直至1994年政府頒布《香港教育學院條例》方落實「香港教育學院」之名。由於手頭資料所限，沒能進一步閘明香港教育學院之校名沿革，然而「師範大學」一名，早已鑄刻在教育學院正名議程之中。莊文指「歷史承傳問題，教育學院過渡至教育大學」，若談歷史傳承問題，除了教育學院前身的兩師範，本港曾有幾所存在過師訓院校，即：官立師範學堂（1881–1883）、實業專科學院漢文師資班 （1914–1950）、男子漢文師範學堂（1920–1940）、女子漢文師範學堂（1920–1941）、大埔師範學堂（1926–1941）以及鄉村師範專科學校（1946–1954）。香港師範比前清師範還要早，我們是否能夠輕易抹煞教院對師範的歷史傳承？從歷史來看「教育大學」又如何「順理成章」？
莊文亦提到「『教育大學』也擺脫了昔日師範為職業訓練所的狹隘形象，突出教育學乃專門學科，既造就學術專才，也培養通才，讓畢業生所學超越職訓而能投身各行各業，間接拓闊畢業生的出路」。教育學院的學生確實不少「志不在老師」，也有不少學生並非修讀教育專業。然而冠名「教育大學」是否足以擺脫專科標籤？以地區為例：國民政府遷臺灣以後改「臺北高等學校」成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承接大陸時期師範制度傳統，學生既有公費補助，畢業後亦由政府擔保教職，既是臺灣學子的明星志願，亦是當地高等教育人員的主要發源，及後臺灣教育學院改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改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加上1994年《師資培育法》，臺師大優勢雖稍稍減弱，同時亦走出威權管治的控制。然而臺灣的三所「教育大學」，前身均為專科學校，昔日最高只能培訓小學教師專業，功能介乎香港的職業訓練局（VTC）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以及香港教育學院之間；她們經歷短暫的學院及師範時期，才一併升格成為「教育大學」。諸校之中，又僅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被視為綜合大學，其他仍有濃厚的「教師培訓所」色彩。
甚至按照全球趨勢，現時主打綜合教育的頂尖高等學府，大多是歷史悠久的「師範學校」（Normal School），包括2015年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第24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rue d'Ulm à Paris）、第179位的里昂高等師範學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以及排名第240位的北京師範大學。2014至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2015）除了法國兩家著名師範，更有第63位的意大利比薩高等師範學校（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教育大學」（Education University）無一入選。單以QS的「教育學」為排名，有第1位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及第15位的香港教育學院是以「教育」為名，前者原是倫敦大學的成員學院之一，從2014年開始再歸併入「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只此教育「學院」一家，師範在榜內仍屬主流。莊文雖力陳「國內亦有師範大學欲去『師範』二字，免被錯認大學只屬單一學科，有礙大學發展」，但其意向是與其他綜合大學競爭，並沒有改稱「教育大學」的想法。於此本文不作詳論，而師範較受國際認可，被視為綜合發展而取得佳績，卻是不爭事實。從地區視野甚至全球視野去看，因「搣甩」教師專業而稱「教育大學」是否適得其反？若然他朝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升格成為「香港專業教育大學」，兩者又將如何定位？
本文僅是在教院正名調查的末段為「師範大學」提供更多說法。如果社會能夠看重教師培訓，學子對教育工作觀念正面，就算學生以後不想以教育為職志，亦毋須要與教師捌清關係。社會若不推崇教師，對此認識不深，甚至因院校入學成績存在偏見，無論是稱為「教育大學」抑或「師範大學」，教師這種萬世古老職業，都只會是某些犬儒者心目中的身份包袱而已。名字是由人定義，無論「教大」抑或「師大」，都要師生積極勞動，社會重新認識，取法自強精神，才能叫得響亮。
（刊登於2015年9月26日《明報‧世紀‧教育為何》，因版面限制，蒙編輯調整分段並惠賜內文分題。現原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