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特首地位超然論」一波未平，前港澳辦主任、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的「兩化論」一波又起；「九二八」一周年前夕，無端惹起政治爭拗，掀起風波，顯然不是偶然巧合之事，而是中共土共強硬派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的輿論反擊，企圖在政改否決後中央有跡象改弦易轍，調整對港政策之際，爭取話語權的垂死掙扎。
兩人說話的重點本來是國家主權與治權不容分割，但因為塞進私貨，用詞不當，結果荒腔走板，焦點反而轉到觸及港人珍重的核心價值——司法獨立和自由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問題上，引起社會普遍強烈反彈，自屬必然。
張曉明是中央駐港的最高代表，儼然第二管治中心領導，一眾依附權貴、希旨承風的建制派，縱使不同意特首凌駕三權之上的說法，也不得不挺身而出，巧言令色，為張曉明的錯誤言論補鑊。
不過，陳佐洱已經退休，無權無勢，胡謅「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兩大謬論，揚言香港沒有依法（《基本法》）辦事，左派輿論便懶得為其講話周章，曾鈺成曾直接質問依據何法？只有極左的鄭耀棠才赤膊上陣，為陳佐洱助拳，添煩添亂。
陳佐洱以「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為題，在「梁粉」張志剛主理的一國兩制研究會有份主辦的論壇上發言，以香港經濟近年停滯不前的局面為例，說明不「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是造成社會巨大內耗的主因，不但邏輯上狗屁不通，更背離事實。
陳佐洱說近年「香港在經濟民生方面的進展有些差強人意，不進則退，慢進就是落後」，雖然是事實，但原因並非意識形態取向所致，後者反而是經濟放緩加劇社會兩極化造成的結果；而陳佐洱有關「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的描述與事實恰恰相反，因為正是香港回歸後（尤其是港共上台治港）持續削弱港英管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優勢和不斷大陸化，才是香港走向衰敗的根本原因。
陳佐洱批評香港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如果只是指一些官方稱謂和用詞，以及必須修改的法律條文，其實一早已經辦理妥當。唯一依法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自行制訂《基本法》第23條，但那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與管治和生活無關。反之，港英殖民地政權建立的法治（司法獨立）制度，確保自由、人權，尊重和保障私有產權，正是奠定今天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如果這就是香港「殖民化」的生活方式，不但不該去除，反應「保殖」；而回歸後，港英建立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不斷受到削弱破壞，尤其是689政權上台後，簡直禮崩樂壞，才是經濟結構遲遲未能轉型、社會民生每下愈況的根本原因。
另一個令香港經濟民生走向衰敗的原因，就是香港日趨「大陸化」（「中國化」），特別是2009年深圳未經諮詢港方意見，單方面推出「一簽多行」政策，以及「十二五規劃」後把香港納入規劃之內，本港經濟一面倒依靠大陸，失卻自主性，窒礙生機，經濟結構固然無法轉移，也缺乏創意活力，不能與時俱進，因而落敗於對手。
尤有甚者，「一簽多行」令原本有利本港旅遊零售業的「自由行」變質。在擴大自由行實質深港同城化的政策下，中港兩地的不對稱融合，只會不斷戕害本土經濟、侵奪社會資源、激化兩地矛盾，因而為形形色色的本土主義主張崛起創造條件，造成陳佐洱之所謂「去中國化」其實「反大陸化」的現象。
事實充分說明，香港要恢復生機，一定要嚴格落實「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尊重和承認中國和香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如法律制度、文化和生活形態理所當然有所不同，應該各行其是，互不相干。香港倘若不能「保殖」，維持原來制度優勢，生活方式50年不變，反而在一小撮野心家刻意搬弄的「一國」主權意識高漲下不斷受到干預，被規劃成為大珠三角一員，持續「大陸化」或「中國化」，肯定自毀長城，走向沉淪，萬劫不復。
因此，香港不但不應「去殖民化」和「中國化」，更要全力維持原來「殖民化」下「非中國化」的優勢，否則「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只會日益失色。
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