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邦華
前言
談中大理想和體制，經常會墜入兩種窠臼。一種是中大理想和體制是一直「進步」、向前發展的看法。這種看法普遍見於官方史，認為中大一直隨著社會變化而改良自己的制度，拋棄不合時宜的舊制，令中大可以在日新月異的社會中繼續發揚其教育理念。張德勝在官方史《邁進中的大學》中即形容中大改行三年制後的「彈性學分制」是「適應現實環境的結果，也是羽翼長成，漸具信心的表現」[1]。另一種看法是中大理想和體制是一直「退步」、不斷失落。這種看法則出於學生組織、教員和舊生之口。他們認為中大自創校以來，就逐漸淪為為殖民地政府（現在是特區政府）權貴們服務的大學，失卻了前輩們抱持的理想，校方高層只汲汲於追求資助和國際排名。一部中大史，就是中大理想不斷墜落的歷史。李歐梵就曾痛批中大空有「中文大學」之名，而毫無推廣中文的志向[2]；張駿謙亦指出新亞自從加入中大後就屢遭打壓，最終錢穆、唐君毅等集體辭職，從此之後新亞書院只是徒具外殼，失卻其創校精神[3]；1983年時羅永生（當時的中大學生會會長）亦感嘆︰「我們愈來愈難在中大校園聽到老師同學激情地談論中大理想，輔導營亦不以此為主題，學生報上愈來愈少見有關中大理想的文章，而要找老師開講座來說這些題目的話，愈來愈少老師可供選擇邀請」[4]。
在這兩種論述早已司空見慣的情況下，今天再講中大理想和體制，難免有老生常談的感覺。然而，這兩種論述卻是各有缺點。前者素有粉飾太平之譏，忽略了中大歷史上種種權力鬥爭、掛羊頭賣狗肉之舉。但後者也容易墜入「一蟹不如一蟹」的老套說法，為了批評眼前的校方而過於美化當年的中大。舉例說，李歐梵批評中大在1970年中文法定運動中袖手旁觀，沒有和其他人一起爭取中文成為政府法定語文，有負推廣中國文化的大學精神。然而，這個大學精神究竟從何而來？為什麼中大一開始會以「傳揚中國文化」（李卓敏語）為教育理念？[5]如果這個理念本身就是政治計算的結果，校方一開始就沒有對這個理念抱持真切的興趣，那就不難理解校方為什麼沒有在中文法定運動中挺身而出了。又例如九十年代初中大由四年制改為三年制，真的只是因為殖民地政府偏愛港大，而為了遷就港大的三年制而迫中大「由四轉三」？
凡此種種，都暗示我們可以用一種較歷史性、甚至是系譜學（Genealogy）的進路去看中大理想及體制的發展。在各方勢力各自建構自己的「中大理想」論述時，我們可以思考︰一開始這些理想和體制為什麼會出現？當這些理想和體制有所變更時，是基於什麼原因和壓力變更？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大理想和體制，是在什麼歷史條件下產生？探討中大理想和制度的發展，也有助我們理解一所大學和社會、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在種種政治和社會壓力下，一所大學的理想如何變化和適應？這些變化是與時並進之策？還是數典忘祖之舉？還是這一切都是在香港這個社會脈絡下難以逃避的宿命？
本文分為三部分。先講中大及其理想為何出現的歷史條件，再論書院制的變化，三論中大在四年制和三年制之間的遊移。選擇書院制和學年制為中大體制的代表，是因為這兩者都是核心制度之餘，也是和中大教育理想關係最緊密的兩個制度。中大校方在大學年報、升學刊物中經常提及書院制，它一直是中大引以自豪、「彌足珍貴的優良傳統」（劉遵義語）[6]。而中大當年由四年制轉為三年制，引起中大史上數一數二的學運，許多老師和學生一起抗議政府傷害中大理想。甚至香港近年由三年制改回四年制，也被中大校方拿來說成是政府迷途知返、終於明白中大當年主張才是正確[7]。審視書院制和學年制，正好幫助我們理解中大理想在歷史中的影響。
教育理想背後的政治計算
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就強調自己有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志在成為中國和西方兩個文化之間溝通的橋樑。李卓敏開宗明義說︰「中文大學自始就把促進中西學術文化傳統的交流與融合，定爲特殊的目標，它要求每一個學生深刻了解自己的中國文化傳統，並精通西方的實證方法和科學。」[8]其後幾任校長都屢屢提及這個教育理想，馬臨[9]、高錕[10]、金耀基[11]、沈祖堯[12]等都認為中大有別於其他香港的大學，有發揚中國文化的獨特使命。甚至連因為推行「國際化」而惡名昭彰的劉遵義，在為自己的國際化政策辯護時，也以「真正有助於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為理由，解釋自己並沒有背叛中大先賢的理想。[13]傳揚中國文化、將中西文化融會貫通這個理想，似乎成為中大神聖不可侵犯的牌匾。
這個中大理想的由來，和崇基、新亞和聯合三書院的背景脫不了關係。中大建校時由此三書院組成。崇基於1951年由南逃至香港的十三間基督教大學合併而成，創校時頗有基督精神與中國文化並重的傾向[14]。然而崇基創校後多受教會組織資助，因此其學風逐漸偏向教會大學的傳統。舉例說，祟基早期的「人生哲學」通識課程，主要是講基督教義，再講一點古代西方哲學。除了中文系外，就完全沒有中國文化和哲學方面的特設課程[15]。聯合則由五所由廣州南遷來港的地方性院校組成，雖云有一個「促進中外文化之交流」的目的，但亦明顯偏向教授西方文化和學科。以早期的「通才教育」課程為例，六科課程都沒有涉及中國文化和學術[16]。
和崇基及聯合不同，新亞學風有濃厚的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傳統主義，指學風有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欽慕，甚至令他們不甚著重研究現代文化；民族主義，即書院教育以中華民族為中心，強調學生有振興中華文化的使命[17]。新亞的教育宗旨雖有「溝通世界中西文化」一項[18]，但明顯偏向中國文化。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和唐君毅等幾位學者，為了逃避共產黨統治而遠走香港。他們認為在大陸全境已陷入共產黨之手、中華民國只能孤懸台灣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已經陷入「花果飄零」的危機。為了避免中國文化滅絕，他們決定在香港借辦學推廣中國文化，目標是培養出能夠在新時代把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學生。大體而言，聯合和祟基的學風偏向西方文化，而新亞則偏向中國文化。
理解到三書院的背景，就不難明白中大創校時的教學理想，可說是三書院理想的結合，而當中新亞的影響又較大。三書院辦學皆有會通中西文化的理想這個共識，故由三書院組成的中大取用此共識亦屬自然。而且以會通中西文化為中大理想，亦剛好為偏西方的崇基及聯合和偏中國的新亞提供一個妥協的中間點。然而，雖說中大理想是三書院理想結合而成，但論影響力新亞始終比崇基和聯合較大。這可從中大創校初期的發展方向看出。中大甫創校即表明自己會以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為重點強項[19]，圖書館擴充方針也以收藏更多有關中國文化研究的材料和文獻為最優先[20]。而新亞諸賢當時的辦學理念，也直接影響中大諸校長對教學理想的論述。錢穆在1949年新亞書院開幕典禮中就言明，他們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揚中國文化，也要溝通中西不同文化。」[21]這幾乎和歷任校長幾十年來講教學理想的說法同出一轍。當然他們對何謂中國文化和如何傳揚中國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舉例說，錢穆和劉遵義、李國章的理解可說是天壤之別），但粗略點說，中大校方五十年來對理想的論述，其修辭都深受新亞諸賢影響。
但如果把中大看成三書院理想開花結果的成果，以為殖民地政府受這個文化理想感動而批准中文大學創校，而日後諸位校長亦受這個文化理想感召薪火相傳地努力經營，那未免大大美化當時的歷史事實[22]。事實上，1959年殖民地政府批准三書院聯合成為中大時，有關中國文化的考慮可說是佔小部分。政府那時批准建立中大，大部分是建基於冷戰時期的戰略考慮。50年代香港專上教育出現中文中學「塞車」的情況。那時香港有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兩種中學，然而只有一間大學，就是以英文收生和教學的香港大學。在這情況下，絕大部分能入讀港大的都是英中的學生，大部分中中學生都被拒諸門外[23]。本來從殖民地政府以英文為尊的角度看，這情況沒有什麼問題，但那時冷戰的特殊情況令政府不能放任這些中中學生自生自滅。
當時大量的中中學生因為無望入讀港大，遂湧向內地或台灣的大學升學。中共亦明白大學的戰略重要性，遂大力資助大學，吸引大量本來逃難來港的學生重新北上就讀。周愛靈在《花果飄零》中曾指出，對當時的中中學生來說，內地大學有三個優點︰他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同聲同氣；內地大學有政府資助，學費遠低於港大；而且內地大學能提供和中國文化有關課程，「對於想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生來說，香港大學的課程在質素和權威性方面，不及內地大學好」[24]。在這情況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到內地讀大學的人數，可能更多於港大的學生人數總和[25]。另一方面，逃難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也沒有忽略拉攏香港的龐大學生群體。50年代初開始台灣就特別預留一些學位給香港學生，而數量也穩定增加[26]，甚至直接在香港舉辦聯合考試招募學生入大學[27]。50年代香港的一群前途徬徨的中中學生，竟成為兩岸國共政府戰略博奕下的重要棋子。
然而，對殖民地政府而言，境內學生被兩岸政府大量拉攏離港讀書，會大大增加管治困難。中共以大學為手段吸引香港學生北上，潛在目的就是要灌輸他們共產主義思想，令這班本來是逃難來港的學生愛國愛黨。台灣國民政府也有差不多的目的，希望把學生培養成同情國民黨的右派。如果政府繼續袖手旁觀人才外流，那十幾年後許多出色的中中學生將會為兩岸政府所用，香港或會出現人才枯竭的問題。再者，即使這些外流學生回歸香港，他們經歷過思想教育，就會回來香港傳播共產思想或鼓吹回歸國民黨，令更多香港人不滿政府而傾左或傾右。殖民地政府在冷戰時期的管治大方針就是保持中立，當時的總督葛量洪指出︰“The strength of our position in Hong Kong depends largely upon non-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issues. This can be achieved only by maintaining strictly legality and impartiality in any issues with a political tinge.”[28]政府一方面不希望香港社會左傾，因此和美國、台灣一樣反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但政府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香港社會向右轉，因為如果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就可能刺激中共反彈，以武力奪回香港。因此政府那時努力維持一個政治平衡，既要避免市民被中共吸引過去，又要避免國民黨勢力介入香港社會。學生的外流問題對政府形成間接的政治威脅，如果再這樣任由香港學生外流被國共兩黨思想教育，那政府努力經營的中立環境就會變得不堪一擊。例如說，1956年10月，國共兩派人士之間的對立因為一次掛旗事件而釀成流血暴動，60人死亡[29]。不難理解政府因此想把香港建構成一個意識形態中立的空間。
因此，那時政府需要建立另一間大學。這間大學需要有足夠吸引力去吸納本地的中中學生，而政治立場不能偏向國共任何一邊，用以幫助香港社會保持意識形態中立。在這情況下，新亞、崇基和聯合三書院在1950年代後期提出擴充中文高等教育的要求，正好切合政府的戰略考慮。三書院當時已經頗具名聲和規模，課程質素有所保證。政府權衡輕重下，最後決定支持這三間書院組成一間新大學。1958年教育司高詩雅就明言︰「我不想要第二所大學，但覺得……建立第二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法。」[30]
但政府卻花費了不少心思去淡化三書院的意識形態，為此政府和三書院爆發不少衝突。舉例說，新亞在文化上奉國民政府為正朔。但1959年政府甫一宣佈資助三書院組成大學，就嘗試插手切斷新亞和國民政府的聯繫，淡化新亞的親右立場。該年11月政府要求新亞不再懸掛中華民國國旗。新亞高層們大為震怒，因為掛國旗是新亞的悠久傳統。唐君毅甚至認為，如果政府不容許新亞掛旗，新亞就應該停止加入當時正在籌組的中大[31]。但政府依然寸步不讓，最後院長錢穆決定讓步，不再掛旗，也把校慶從雙十節改成孔子誕。
儘管在籌辦中大時政府和三書院之間在許多層面上都衝突不斷，政府卻樂於以會通中西文化這個三書院共識為新大學的教學理念，並和新亞一樣高舉弘揚中華文化的大旗。這個具有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理想令中大可以在意識形態上獨樹一幟，不太偏向國共任何一方（國民政府雖然不像共產黨般敵視中華文化，但要在1966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後才把自己和中華文化傳統緊緊連繫起來），令香港的中中學生可以在一個中立於國共雙方的學府繼續讀書，也吸引了許多學者來這個中立地區研究[32]。而且，新大學那尊重中國文化的形象，也合乎殖民地政府的文化敏感（culture-sensitive）教育政策。在當時解殖的浪潮下，英國開始盡量尊重殖民地本土文化，避免殖民地人民反感。創立中大，並強調它的中國文化背景，可以安撫當時香港愈趨龐大的民族主義，借此顯出殖民地政府無意貶低中華文化，有利政府管治。
這並不是說政治計算是政府當年支持建立中大和決定其教育理念的唯一理由。政府決定成立中大也許亦有文化上的考慮，難以一概論之。無論如何，中大的出現，是一個偶然的政治環境中，各方勢力各取所需才出現的產物︰中中學生需要在本地升學，政府需要管治穩定，三書院需要資源和地位。然而，在政府和三書院合作組建中大的背後，我們不能忽略雙方其實有巨大的文化差異。舉例說，雖然政府和新亞都同意新大學有弘揚中國文化和成為中西文化橋樑的理想，但雙方對此理想的詮釋卻是大異其趣。政府和李卓敏為首的大學校方深受西方學界影響，認為大學應該以西方學界的方法論研究中國文化，但新亞諸賢多是出身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學人，更重視的是以傳統的書院教育去存續中國文化。雙方雖然合作，但卻缺乏深厚的文化共識。中大理想，一開始就是一個空泛含糊、不同勢力各有詮釋的概念。在空泛的教育理念背後，是尖銳的文化衝突。而這個文化衝突最後引致的結果，就是書院改制。
因文化衝突而起的書院改制
中大創校五十年，而書院制一直以來都被視為中大的傳統制度。當然這個制度的內容已經變更了不少，由創校初期的書院大權在握、主管教學，到今天中央集權、書院只是負責照顧學生生活和開辦通識課程。一些偏好舊制的人甚至會宣稱，書院制早已名存實亡、徒具空殼。然而，若果我們回溯當時書院制何以由分權到集權，就不難明白當年新舊書院制之爭，可說是兩種文化對教育模式的不同理解所衍生出來的鬥爭。政府因為政治危機強行把兩群信奉不同教育模式的人放在同一所大學中，這兩群人之間就教育理念有所衝突是在所難免，書院制不過是一條導火線而已。
中大於1963年創立時，以崇基、新亞和聯合三書院為基礎，為一所聯邦式的大學。其時教學和研究大權掌握在書院手中，每個書院有自己的學系，例如崇基有自己的哲學系，新亞也有自己的哲學系。大學中央只負責基本的協調和監察，令三書院的運作達致政府規定的要求。然而自創校起，中大內部就不斷出現聯邦制好還是統一制好的爭議。1976年政府委任富爾敦研究改革中大體制。富爾敦為首的委員會其後提交報告，建議中大把教學責任分為「學科為本」和「學生為本」。前者由大學中央負責，後者由書院負責。大學中央收歸所有研究和教學大權，各個書院學系整合為一，再歸大學中央管理。聘請教員、開辦課程、研究開支等，全部由大學中央決定[33]。三書院對改制的反應不一，聯合歡迎改制（甚至有資料顯示聯合是首先倡議改制[34]），崇基先反對後被拉攏，而新亞則幾乎全部高層都對新制大加撻伐。但政府置之不理，把法案提交立法局。法案最後通過之日，唐君毅和錢穆等九位新亞校董集體辭職，以示抗議[35]。改制後書院只限於在專科課程外管理學生食宿和提供一些通識課程，權力大減。1984年大學檢討通識教育結構，委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令大學和書院各有自己的通識課程，更進一步邊緣化書院的教學責任。書院淪為學生福利組織之類的機構，甚至被大學校方用作吸引捐款而隨便設立（例如劉遵義任內就一口氣設立五間新書院）。
書院改制的歷史評價向來褒貶不一。有人認為新制令中大更有效運用資源，省回更多行政費用[36]。舊制素有架床疊屋之譏。70年代初中大的行政費用遠超港大（中大行政費佔總支出14.1%，港大只有6.9%），被政府大加批評。政府甚至懲罰性地把撥予中大的預算減去四分一，迫使中大改革書院制，取消功能重疊的單位。也有人從權力鬥爭的角度詮釋書院改制，認為這是一次政府和大學中央聯手向書院奪權的陰謀[37]。政府先是以資源利誘三書院合組中大，再許諾除非書院同意、否則不會改動其結構[38]，但最後卻無視新亞的反對意見強行改制。目的正是收編幾個突出的中文學院，令政府在專上教育界有更大控制權。
這兩種解釋都有其道理在，但我們也可以把書院改制視為兩個文化之間的衝突。新亞和政府及大學校方各自對教育有不同理解，從而導致他們對大學教育制度有不同期許。政府和大學校方深受西方學術文化影響。19世紀的歐洲出現知識專業化和科學化的風潮，許多學者奉科學標準為圭臬，嘗試用科學的範式研究人文和社會問題，建構新學科的規範（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等）[39]。而這種科學化、專業化的風潮也影響對大學的理解。大學不再像中古時期般以人文學為中心、以培養紳士為目標，而改為以研究科學化的專科學問、傳授專業知識為己任。大學教育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訓練學生成為專科人才，在某一門學問中深入鑽研[40]。這並不是說政府和大學校方只視中大為研究專科學問的象牙塔、認為中大對培養學生品德毫無責任，但他們大體認為學習知識和培養品德是可以割裂的。前者由大學中央主管，大學中央負責聘請教員和提供課程，確保學生得到高質素、專業化的教育。後者則由書院負責，提供一個文化環境，薰陶學生的氣質品性。前者重專業知識，後者重博雅教育。這個品德和知識二分的教育模型，正是大學校方和政府改革背後的教育理念[41]。
唐君毅等新亞高層們卻深受中國宋明時代的書院式教育影響，在知識和大學責任上和政府與大學校方都有很大的分歧。他們認為追求學問和磨練品德是同一事。這可以從他們寫的〈新亞學規〉中看到︰「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的最高旨趣在做人」、「你須使日常生活與課業打成一片，內心修養於學問打成一片」[42]。而學習知識和品德，就是靠密切地追隨老師一起生活。「不要僅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43]。老師不單是在學術層面上予以指導，也在品德層面上以身作則，引導學生成為一個完善的人。正是因為這個統一性的教育思想，令新亞一開始就反對政府和大學校方的知識和品德二分的模型[44]。唐君毅等人認為把知識和品格的教育割裂，會令教學的人不能因才施教，不理解學生真正的困惑，而書院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也變得疏遠，令書院鞭長莫及，對培養學生品格無能為力。
再者，雙方對教學水平的理解都受各自的文化影響。雖然雙方都同意中大有發揚中國文化的理想，但政府和大學校方心目中有關中國文化的教學是科學化、合乎西方學界標準的，正如李卓敏強調「思想、學術等各方面進展一定要與國際看齊」[45]。所以李卓敏上任後，就開始依據西方大學的標準改革書院課程，並資助教員往海外深造[46]。相反，新亞一開始就對西方學界的標準抱持一個質疑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學術標準，要評核他們的教學質素，就應先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而不應把西方的一套學術標準強加在他們身上[47]。
因此，書院改制其實可以視為兩個文化所衍生出來的教育哲學之間的衝突。政府和大學校方堅持改制，並不單單是出於效率和省錢的考慮。對政府來說，大學教育水平是否達標是更重要的考慮。早於中大創立時，教育司高詩雅就提出︰「大學必須是一個強壯的整體組織，而不應只是一羣鬆散的聯邦高校；只有一所如此具有一切權力的大學，才有機會能夠制定和維護（學術的）標準。」[48]另一方面，也不應該單單用奪權和陰謀論去詮釋書院改制。事實上，政府委任的富爾敦委員會就提到，要以「節約」或「行政效率」為名取消書院制，根本輕而易舉，但富爾敦認為這樣會扼殺大學的多元文化[49]。
而且奪權論也不能輕易解釋為什麼許多新亞嫡系教員（如余英時、劉述先等）會支持書院改制。其時余是新亞書院院長、劉是哲學系主任，二人都被視為唐君毅之後下一代的新儒家傳人，但二人都支持書院改制，被唐君毅等新亞高層口誅筆伐[50]。然而，單純把二人視作為權勢所誘的叛徒也是不合事實。書院改制不久後二人就離開中大返美，有什麼權勢可以享受到了？余劉和唐君毅等的分歧，更應該視作兩套教育哲學之間的衝突。二人都在美國求學和任教一段長時間，受西方學術界影響甚深。余英時當然同意要推廣中國文化，但他認為在新制下書院已經足夠擔當此重任，不必特地在專科課程中傳揚[51]。劉述先也認為新亞不再需要培養反共、繼承中國文化的學生，執掌哲學系時也傾向「無為而治」，不像唐君毅般有意識去在課堂上傳揚中國文化、培養儒家式的君子[52]。因此二人雖然學術淵源和新亞相近，但在教育哲學上的理解卻反而更接近政府和大學校方。
如果我們從這個文化衝突的角度出發，那書院改制一事就不能輕易視作一次「進步」或「退步」。它未必是「進步」，因為新亞精神本身就和「知德合一」的教學模式不可分割，放棄了原本「知德合一」的教學模式，單憑興趣班般的書院通識，毫無疑問不能培養出新亞精神中希望培養出來的理想學生，繼承中國文化的理想傳統。日後新亞精神屢屢被譏為「已死」，亦非無理。但它也未必是「退步」，維持新亞本身的教學模式就一定是好事了嗎？許多批評當年書院改制的人都有美化早年新亞書院的傾向。但其實舊制的新亞教學模式也有不少問題。例如新亞以中國文化為專，打擊左派學生，干預新亞學生報出版等[53]；書院學系運作模式不透明，聘請教員時會私相授受[54]。對當時的學生來說，書院制未必是什麼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制度[55]。考查當時的資料，也沒有很多學生走出來討論富爾敦報告、反對書院改制[56]。改制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事。它可視為一次文化衝突的體現，兩群人有不同的教育哲學，最後有資源和權力的一方強行壓倒另一方而已。新制下的大學和書院最為人詬病的，大概是明明已經轉向信奉另一套教育哲學，卻屢屢利用舊制累積下來的名聲去宣傳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一脈相承的傳人。這不免給人掛羊頭賣狗肉的感覺。
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問的是，為什麼中大創校短短十幾年就爆發這麼大的文化衝突？一所大學內教員有不同教學理念，並非奇事。但大學剛創校就有兩群人各有管理權力而又有針鋒相對的教學理念，卻是少見。這可以歸咎於政府一開始缺乏深思熟慮、只希望快快成立一所大學吸納中中學生，因為政府主要考慮政治和戰略層面，結果在政府和書院成員之間缺乏文化共識下就強行組建了中大。即使有擔心，也只是擔心新大學不符合英國學術水平，而不是擔心和三書院能不能達成各種文化和教育上的共識。在中大組建期間時，政府官員和三間書院已經有不少衝突，包括創校目標、課程內容、職位聘請等[57]。這些衝突最後雖然沒有導致中大創校計劃觸礁，但直到創校一刻三書院和政府都缺乏統一的共識。聘請李卓敏也是政府和三書院之間妥協的結果。然而作為中間人的李卓敏，也迴避和書院們討論理念問題[58]，有爭執亦多以「多數勝少數」的方式強行通過[59]。因此，政府、大學校方和三書院雖然合作創立中大，但他們共享的共識不過是「溝通中西文化」等空泛理想。如果詳細談及理想的內容、實踐這些理想的方法，那他們往往有差天共地的理解。
中大創校後的十幾年，雖然高懸各種理想，但其實一直處於這種文化對立的緊張關係中。書院改制，不過是這個緊張關係最後爆發的結果。最後政府和大學校方大獲全勝，但也負上「扼殺書院精神」等罵名。歸根究底，也是因為政府一開始因循苟且，在沒有共識之下就強行創建中大，最後只能犧牲書院理想去統一大學的教育模式。
改三改四的學年制
在書院改制和各大因素影響下，中大理想在八十年代出現空泛化的趨勢。本來中大創校時，以書院教育和會通中西文化為教學理想。前者自從各書院權力大為削弱後，便給人名不符實的感覺，各書院的獨特文化也愈來愈淡薄。後者在校園也逐漸淡化。本來它在創校時已經是一個較空泛的理念，八十年代更開始乏人問津。原因一來是因為校方愈來愈少提這個文化使命，也沒有特地在有關中國文化的社運中挺身而出[60]；二來是因為七十年代時，火紅年代的許多學生左傾而擁護共產黨，批判傳統中國文化[61]，令會通中西文化這個文化理想在中大學生間也漸漸失去支持。取書院教育和會通中西文化而代之的，是四年制和通識教育。正如當時的中大學生會會長羅永生指出，愈來愈多人把中大理想寄託在四年制和通識教育等制度。羅永生慨嘆，學生不再講中國文化理想，轉而視某些教育形式為中大理想核心，是一種「重大倒退」、「流向形式主義」[62]。然而，諷刺的是，正是因為中大理想空泛化，才令八十年代的四改三運動有這麼多背景各異的學生一起參與，甚至連校方也支持抗爭。
中大四改三事件在官方史已經有詳細論述[63]，在此只簡述一下。香港教育制度很多時間都行雙軌制。中中學生跟從中國模式，讀六年中學後再升讀四年制的中大；英中學生跟從英國模式，讀七年中學再升讀三年大學。但這個雙軌制卻在70年代末期失去平衡。原因是中中學生數量持續下降，令中大開始收英中學生。導致英中學生要考三個公開試︰中五的中學會考、中六的高等程度會考（中大入學試）和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港大入學試）。三年三試的問題，導致許多人提倡廢除雙軌制而改成同一制度。1976年書院改制後不久，政府於1977年正式要求中大改為三年制，中大師生群起抗議，甚至許多高層都明言反對。最後政府在中大的堅持下妥協。然而醫學院事件令學年制再一次成為爭論焦點。1980年中大醫學院成立，而政府要求醫學院需要符合英國標準，行五年制，招收中七學生和以英文授課。中大許多師生認為應繼續招收中六生並行六年制，近千師生靜坐抗議。最後醫學院決定行五年制並以兩條途徑收生，既收中七生，亦收中六生為「暫取生」，只要第一年成績理想即可成為正式醫科生。中大其後擴而充之，1982年在整個中大實行暫取計劃，令一些英中學生不用三年三試，考完中五會考就可以報讀中大。
暫取生制度令中大暫緩改制壓力，然而教統會於1988年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提出七年中學、三年大學的劃一體制，把中大的改制壓力推向高峰。在這次改制之爭中，學生組織和大學校方站在一線，舉行多次集會抗議，包括中大歷史上人數最多（約四千人）、坐滿百萬大道的12月3日集會。然而政府漠視中大許多師生的意願，1989年宣佈接納報告書，命令所有受資助的大專院校統一在中七招生。中大若是堅持繼續收中六生，將受UPGC（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經濟制裁。權衡利害下，中大只能推出彈性學分制為過渡政策，最後成為三年制大學。
四改三運動在中大歷史有幾個相當重要的意義。首先，它是中大史上歷時最長、學生參與人數最高的一次學運。然而，它能夠吸引這麼多學生參加，並不是因為某些教育理想成功在中大校園茁壯成長，而是因為「四年制」這個符號夠空泛，可以吸引各有不同考慮的學生。四改三運動和書院改制及其他學運（例如中文法定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等）不同。舉例說，新亞院方所捍衛的書院自主，其實預設了一種衍生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哲學，而那時學生主流思想左傾，喜歡以馬列主義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並稱新亞被「蔣幫」所把持[64]，所以許多學生那時沒有加入參與捍衛書院舊制。然而四年制的合理性不需要預設某些意識形態，不同人可以由不同角度出發找出他們支持四年制的原因。閱讀當時的記錄，就可以知道學生反對四改三的原因五花八門，「有人從民族感情出發，有人從個人不滿的感受出發，有些是中大本位主義（以對中大處境的利弊為原則）」[65]。許多學生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大不同，但在反四年制的議題上卻取得共識。
四改三同時也是是校方第一次非常活躍地和學生參與各種集會、並且明確地和學生站在同一陣線。七、八十年代中大學生是許多學運的中堅份子，甚至為中大搏來「反殖大學」的名稱。然而在這許多學運中，大學校方的態度通常是不置可否，多數是「你有你參加、我有我袖手」[66]。四改三運動卻不同，在1978年和1988年的抗爭中，許多校方高層都走出來捍衛四年制[67]，其中更不乏素來立場保守的高層。這在其他學運中是無法想像的情景。在其他學運都保持中立、甚至於親政府的大學校方，在「四改三」改革中卻和政府決裂，轉而和學生們連成一線。中大校方堅持四年制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資源問題，在三年制下中大獲得的資源會比四年制時少，這也能解釋為什麼中大抗議時差不多所有院系都有教員出來抗議。其次，中大也希望堅持其通識教育特色，和港大分庭抗禮。自從書院改制後，中大就改為主力宣傳通識教育為他們的教學特色[68]。四改三後學生能夠讀通識課程的時間會大為減少，也令中大不能再以「全人教育」作宣傳。姑勿論大學校方的考慮是否過於現實，他們的參與代表校方不一定是保守派，某些情況下他們也會站起來和學生一起反抗。
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兩個相當具鼓舞性的意義，結合四改三運動最後的失敗結果一起看，就會得出一個很悲觀的結論︰即使整個中大幾乎總動員走出來抗議，即使校方和學生一起開啟輿論機器打輿論戰，在政府和UPGC的力量下依然是不值一提。如果書院改制一事反映出區區書院不足以對抗政府壓力以維持其教育理想，那八十年代的四改三事件更進一步反映出，即使反抗勢力換成整間大學，在政府的巨大壓力前依然是螳臂擋車。透過四改三運動，任何人都可以輕易看出真正的權力核心在那裡，和「大學自主」是何其脆弱。對政府來說，中大教育理想不過是太倉一粟的考慮。政府要考慮的，只是要解決困擾已久的雙軌制，一勞永逸地統一中學和大學的學年制。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要統一學制，為什麼不遷就中大、把港大改成四年制呢？這也是有趣的問題，尤其港大內部那時也有聲音希望改為四年制[69]。但為什麼最後政府卻是強行壓下港大改革之聲、轉為脅迫中大呢？首先，那時政府一直以來的教育大方針是提升大學學額數目和提高大學研究經費[70]。和四年制相比，三年制學位課程平均耗費較少[71]，令政府可以用同一筆錢製造更多大學學位。其次，政府那時也銳意增加大學數目，把本來是學院的理工、城市和浸會提升是大學，如果這些學院都行四年制，將大大增加政府資助的負擔，因此政府必須在這些學院升格成大學前統一所有大學學制成三年制。三者，政府偏好三年制，也有其政治利害考慮。當時香港回歸在即，英國希望維持它在前殖民地的文化影響力，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統一香港學年制。世界許多國家的大學都行四年制（例如美國、加拿大、台灣、大陸），而英國卻是行三年制。在香港全面推行三年制，令香港和英國兩地學制接軌，將會大大提高香港學生前往英國升學的誘因。這猜想當時已經大行其道，馬臨在1997年初就曾指出︰「政府當年為什麼要強迫中大改制……目的就是為了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影響。」[72]明白這許多考慮，就應該理解為什麼政府寧願被人罵違反四年制的國際潮流[73]，也要強推三年制。在省錢和文化霸權等種種考慮面前，中大區區一間大學的教育理想在殖民地政府眼中不過是不值一提。
在整個「四改三改四」的改革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和大學完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大能夠做的，只是在政府做完決策後，做些小修小補的塗脂抹粉（例如以彈性學分制之名掩蓋中大不能堅持四年制的事實）。美其名曰令中大教育理想與時並進，實際上中大根本沒有權力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學制和發展方向。
然而，政府那時冒干預大學自主的大不韙把中大改為三年制，成功把節省下來的資源用作大大擴展大學學額，但又疏於提升中學和大學教育質素。表面上大學生數目增加，香港向知識型經濟發展，實際上卻是大學生平均質素下降[74]，而且過於偏向專才而缺乏通識的眼光。回歸後八大大專院校校長甚至高調地希望大學改回四年制[75]，令政府最終走回頭路。教統局於2004年提出教育改革的諮詢，把中學改回六年制，而大學也配合改為四年制。除了提升大學生質素和配合中學制度的考慮，政府希望和英國學制脫鈎，減低英國的文化影響力。而且學年制改為和大陸一樣的六年中學、四年大學，也能夠吸引香港學生北上升學。諷刺的是，政府在檢討報告中使用的理據（與國際教育的銜接、通識教育的重要）[76]，正是中大師生二十幾年前高呼的口號[77]。對政府來說，什麼教育理想不過是口號，用以掩飾行政效率和政治利害的計算。而在一個政府掌握最終權力的教育制度下，中大又有什麼空間去實踐教育理想呢？
結語︰縛手縛腳的理想之路
五十年何其漫長，本文不過是稍稍回顧中大五十年來的教育理想及體制變遷史。中國文化、書院制、四年制等教育理想，直到今天仍然不斷被人引用，視之為中大理想的傳統。但當我們回顧這五十年捍衛中大理想的歷史，就不由得感到悲哀—它幾乎是充滿挫折和失敗，實在難以稱為一段「進步」、向前發展的歷史。會通中西文化的使命愈來愈少人提，校方即使提到，也只是強調自己有什麼研究成績、研究中心有多大、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有多少[78]。書院教育自從改制後就屢屢被抨擊虛有其表，根本沒有權力實踐書院原有的理想。而四年制更是令人覺得無奈，即使中大師生全校動員也無力阻止自己的學制被硬生生改變。這些理想或許沒有被消滅，正如中大現在仍經常提到書院制和中國文化，但它們只是空蕩蕩的口號而缺乏實質內容。這五十年中我們看不到與時並進，反而見到中大在外部壓力下每每妥協而修改自己的理念，令所謂的中大理想逐漸空泛化。
然而，也不能輕易說這五十年是一段「退步」、不斷失落的歷史。當校方多次妥協時，我們卻見到許多校友、老師和學生走出來抗爭，捍衛那些被遺棄的理想。政府施壓迫令大學改制，在各大學的歷史中並不罕見，但像中大這樣有許多學生、老師集會抗爭，關心理想傳承，卻是珍稀。中大理想或許是政治計算的產物—以會通中西文化為己任，是因為中大要建立一個中立於國共雙方意識形態的學府；書院制是因為成立中大時三書院都已經有穩固基礎；四年制是因為那時要吸納那批剛讀完六年中學的中中學生。但這不代表這些理想沒有可貴之處。新亞書院背後的宋明教育傳統、四年制背後的通識教育理想，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和老師加入中大，理解並捍衛這些理想。他們也許一直是少數，但他們的那種理想主義似乎已經成為中大學生的特色。在體制中不斷失落的理想傳統，卻由校友、老師和學生等中大人傳承。
但何以堅持中大理想的老是缺乏實權的校友、老師和學生？校方呢？許多人把校方對中大理想的輕視歸因於高層們缺乏教育理想，只是專注追名（大學排名）逐利（經費）。然而，宏觀來說，中大本身的結構限制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政府可以隨時透過撥款干預大學，令大學根本沒有充分自主權去實踐教育理想。政府決策往往考慮許多因素，例如學術水平、行政費用、政治戰略利害、其他大專院校等，中大不過是許多棋子之一。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當政府決策和一些中大理想相左時，政府往往以削減撥款為武器強迫中大屈服，而中大只有退讓的份兒（UGC最喜歡說的是，他們不會強迫大學，雖然不服從UGC的後果是路人皆見）[79]。書院何以要改制正是因為政府削減四分一撥款，而四改三最後中大為何屈服也是因為透過削減撥款來要脅中大。當三書院決定接受政府資助成立中大時，就已經註定中大不能獨立於政府壓力去堅持其理想和體制，而只能跟著政府的方針朝三暮四。
這是否代表大學應該一開始就拒政府於門外呢？在香港的社會環境下，這似乎也是太理想化的選項。香港的社會規模遠比美國小，私立大學難以靠學費和捐款自力更生。大學如果要發展到一定規模，依賴政府似乎是無可避免[80]。樹仁大學是一個可供比較的例子。1978年政府強迫香港諸大專院校改為三年制，浸會、嶺南等屈服，惟獨樹仁堅持四年制，結果政府從此就沒有資助樹仁過一分一毫，也拒絕把樹仁升格為大學。樹仁發展大受制約，既缺錢興建良好設施和聘請一流教員，亦缺乏名聲吸引學生入讀，令樹仁有「避難所學校」、「二流學校」的惡名。要到回歸後政府重回四年制，樹仁才重新得到政府資助，並正名成為大學。如果當年新亞沒有加入中大、或是當年中大堅持四年制而和政府對著幹，難保不會變成另一間樹仁。
這樣的掙扎由創校到今天都一直困擾著中大。當年新亞和政府合作組建中大時，因為文化差異爆發不少衝突。那時新亞一些高層就擔心如果加入中大，新亞將失去自主性，無法再堅持其教學理想[81]。然而院長錢穆最後還是決定接受政府資助、加入中大，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加入中大後，新亞就不用擔心資源緊絀，有足夠資源去弘揚中國文化。另一個原因則是新亞升格大學後，對學生畢業後的前途有很大幫助[82]，新亞也可以吸引更多學生就讀。然而錢穆大概意想不到的是，加入中大要做的妥協，遠比他想像的多，最後導致他也心灰意冷、黯然辭職。錢穆選錯了嗎？我不知道。新亞如果沒有加入中大，就沒有這麼多資源和名氣去吸引許多學者和學生、資助研究、舉辦講座、發揚中國文化。只是錢穆心目中的中國文化教育，一定不只是123分學分中的6分通識。
大學排名節節上升、著名學者相繼加盟、校園設施愈見華麗，這些都是大學校方在回顧中大五十年歷史時不斷拿來吹噓的成績。然而，在這些成績背後，中大究竟付出了什麼？在今天的權力結構下，中大還有什麼空間談教學理想？另一方面，當我們指責中大校方只汲汲於追求資源而漠視理想時，我們又能不能接受放棄資源的結果？這是過往五十年每個思考教育理想的中大人無法避免的兩難。
註譯：
[1]：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82。
[2]：李歐梵，〈我對中文大學的觀感〉，收於《中大三十年》。
[3]：張駿謙，《新亞書院創立之經過─回憶創辦人創校之理想》，見http://www.pkucn.com/thread-27349-1-1.html
[4]：羅永生，〈時代巨輪下的「中大理想」〉，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28。
[5]：《中文大學校刊》（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冬），頁7。
[6]：《香港中文大學年報2004-200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6。
[7]：劉遵義，〈校長家書─大學四年制有利國際化〉，見︰http://www.alumni.cuhk.edu.hk/magazine/200412/html/p21.htm.
[8]：《中文大學校刊》（中文大學出版社，1977年冬），頁14。
[9]：《中文大學校刊》（中文大學出版社，1977年冬），頁19。
[10]：〈中大面面觀─高錕校長訪問記〉，收於《中大三十年》。
[11]：《中大二十年》，頁80。
[12]：〈沈祖堯掌香港中文大學暢談新官上任幾把火〉，《星島日報》，2010年7月3日。
[13]：〈劉遵義家書反駁國際化誤解〉，《明報》，2005年2月17日。
[14]：這可由崇基校歌中的「神州學術，源遠流長，數典不忘祖」和校訓的「止於至善」看出來。
[15]：勞思光，〈中國文化研究與整合〉，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88。
[16]：同上，頁89。
[17]：這兩種傾向，可由新亞創辦人之一趙冰對新亞校歌「千斤擔子兩肩挑」一詞的解釋可以看到︰「我們的擔子，一頭挑的民族思想，一頭挑的傳統文化。這才是我們的真正的桂林街精神呢。」見張丕介，〈紀念故友趙冰先生〉，收於《誠明古道照顏色─新亞書院55周年紀念文集》（新亞書院，2006），頁138。
[18]：新亞的教育宗旨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19]：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eneral Reports, Vol.1: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6.
[20]：同上。
[21]：錢穆，《新亞雜憶》（東大圖書公司，1989），頁1-2。
[22]：諷刺的是，這正是錢穆本來的理想，見錢穆，《新亞遺鐸》，頁256-258。
[23]：Keswick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1952), p.17.
[24]：周愛靈，《花果飄零》（商務印書館，2010），頁122。
[25]：Keswick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1952), p.5.
[26]：〈政府積極爭取海外青年〉，《工商日報》，1954年4月22日。
[27]：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36。
[28]：Steve Tsang, “A Strategy for Survival: The Cold War and Hong Kong’s Policy towards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the 1950’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 wealth History 25 (2) (May,1997):300.
[29]：http://zh.wikipedia.org/wiki/雙十暴動[30]：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54。
[31]：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82。
[32]：其中一例可見劉述先，〈我對中大的期望〉，收於《中大十年》，頁128。
[33]：1991年校長高錕有鑑於行政權力太集中大學中央，做成效率遲緩，遂下放部分權力予各學院和學系，學院和學系能夠自行修改課程、增減科目、附加入學條件等。然而新制下各書院權力仍然無太大變化，因此本文不予討論。
[34]：〈改制大事表（撮要）〉，《中大學生報》，1977年4月。
[35]：值得一提的是，據錢穆妻子胡美琦所說，錢穆那時已經退出新亞校務，沒有參與新亞高層們在書院改制時的抗爭。新亞九校董辭職時，錢穆其實並不知情，要到記者來訪才得知自己「被辭職」。見錢胡美琦，〈針對錢穆先生辭職後一些事實之澄清〉，http://tw.myblog.yahoo.com/jw!JsfEMFmXHRrEcM6KBDbB/article?mid=257&prev=261&next=255。然而有些人（例如金耀基和曾榮光）把錢穆在新亞加入中大後就辭任新亞校長一事詮釋錢穆成待新亞有基礎後就飄然而去，否定錢穆有對政府抗議的意思，也是不合事實的詮釋。錢穆在一封給予雅禮協會的私人信件中就明言新亞雖然加入中大，得到資助，但「目標卻不斷受到挫折…辭退校長一職是一種我的痛的表達」。見周愛靈，《花果飄零》，頁239。
[36]：張德勝，〈制度的沿革〉，頁61。
[37]：例子可見萍，〈中大發展史─政府奪權的手法〉，見《中大學生報》，1977年8月。
[38]：1971年香港中文大學修正條例中，載有「凡規29程足以改變書院之組織者，除非事前經過該書院之同意，不得訂立」一條。
[39]：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40]：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Harper Torch books, 1963).
[41]：關於這教育理想的闡述，可見改制派中堅分子金耀基所寫的〈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收於氏著《大學之理念》（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金耀基以劍橋為理想模型，解釋大學和書院如何分工合作。
[42]：〈新亞學規〉，見錢穆，《新亞遺鐸》，頁2-5。
[43]：同上。
[44]：〈新亞書院董事會上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書〉，見《新亞書院董事會對富爾敦報告書》，1976年9月25日。
[45]：〈訪問李卓敏校長〉，收於《中大學生報》，1972年1月15日。
[46]：劉創楚，〈中西結合，與時並進〉，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115。
[47]：相關論據可參考錢穆、凌道揚和蔣法賢，〈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教授專論之分析與評論〉，收於皮理思，《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香港大學出版社，1958）。
[48]：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97。
[49]：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1976），段104-105。
[50]：那時余英時被罵大叛徒，而劉述先被罵小叛徒，見劉述先，〈香港中文哲學系與我〉，收於劉國英，張燦輝編，《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演卷》（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51]：余英時甚少談及自己對書院改制的想法，以上想法見周愛靈對余英時的訪問。周愛靈，《花果飄零》，頁263-264。
[52]：劉述先和唐君毅都曾執掌哲學系，二人風格之不同，見勞思光，〈從崇基宗哲系到中大哲學系︰勞思光教授訪談錄〉，收於劉國英，張燦輝編，《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演卷》（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53]：〈吃人的「新亞精神」，去死吧！〉，收於《中大三十年》，頁85。
[54]：吳汝鈞，〈勞、牟、唐三先生的啟發與教導〉，收於吳汝鈞，《苦痛現象學》（學生書局，2002），頁109-110。
[55]：學生對書院的批評，可見華君靖，〈一所殖民地大學的十年〉，收於《中大十年》
[56]：〈中大廿年─史回顧與評論〉，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32。亦可見吳文光，〈主流？末流？也談學運〉，收於《中大二十年》，頁27。
[57]：大部分可見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94-202。
[58]：「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自行決定院系教授的聘任，並且迴避與錢穆討論中文大學的辦學宗旨，李卓敏這些表現使錢穆感到憤慨。」見文兆堅，〈錢穆、新亞書院與香港當代史學〉，《史學家誌》第11期，2012年9月，http://www.hkep.com/history_education/vol_011_master_01_3.htm.
[59]：錢穆，〈新亞書院創辦簡史〉，收於《誠明古道照顏色─新亞書院55周年紀念文集》（新亞書院，2006），頁23。
[60]：例如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中大學生雖說積極參與，但卻完全不見校方身影。
[61]：例子見吳汝鈞，〈佛學︰生命的學問〉，收於吳汝鈞，《苦痛現象學》（學生書局，2002），頁124-125。
[62]：羅永生，〈時代巨輪下的「中大理想」〉，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28。
[63]：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67-82。
[64]：文彩鳳，〈必須從問題實質著眼〉，收於《中大十年》，頁7。
[65]：伍可祥，〈我們何去何從，中大何去何從〉，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12。
[66]：前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材的一次訪問可說是充分表現出大學校方高層這種態度，見〈訪問鄭棟材先生〉，收於《中大十年》，頁27。
[67]：共有三任校長（李卓敏、馬臨、高錕）、副校長鄭棟材、崇基院長譚尚渭、新亞院長金耀基、聯合院長薛壽生、各大學院院長和系主任等。
[68]：〈中大學制〉，《開放日特刊》，1980年。
[69]：張德勝，〈制度的沿革〉，頁79。
[70]：例子可見教育局，《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綠皮書》（政府印務局，1977年11月），第10.5項。
[71]：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3.53段。
[72]：何景安，〈香港教育概況〉，收於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小組，《1998香港、武漢教育交流合作研討會論文集》（政府印務局，1999），頁18。
[73]：張五常當時曾指出︰「舉世都是向十二、四那方向發展，而香港所選的是十一、二、三，是幾個選擇中最劣的了。」，見張五常，〈捨四取三的謬誤〉，收於張五常，《三岸情懷》（遠流出版社，1990），頁191。
[74]：王卓祺，〈香港大學生出了什麼問題？〉，《文匯報》，2001年7月12日。
[75]：香港教師中心編委會，《教師中心傳真》第29期（香港教師中心，1998）。
[76]：教育統籌委員會，《高中學制檢討報告》，2003年5月，頁4。見http://www.e-c.edu.hk/tc/reform/rasih.html.
[77]：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71。
[78]：劉遵義，〈中大家書〉，2005年2月17日，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5094.
[79]：關於政府如何透過UGC控制大學，可見王俞，〈中文大學的本質〉，收於《中大十年》。文章雖寫於1973年，分析卻依然有參考價值，某程度上也反映社會發展何其緩慢，和港府即使回歸後本質也沒有改變。
[80]：事實上，即使是美國著名的私立大學，也有接受政府的大量補助。
[81]：錢穆，《新亞書院創辦簡史》，頁19。
[82]：周愛靈，《花果飄零》，頁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