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方案「大蝦碌」否決後，曾公開聲言不談香港政治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基本法》頒布25周年的研討會上，突然高調談論特首的地位，認為在「一國兩制」下，行政長官地位「超然」，法律地位特殊，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之上；因為香港並非主權國家，建立於完整權力形態基礎上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不適用於香港，所以香港回歸前後都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後者頂多只具有參考和借鑑的價值而已。
刻意挑起爭議
張曉明明顯有備而來，並非無的放矢，即時引起社會廣泛爭議，尤其是泛民的激烈反彈，完全在他估量之內，也是他刻意造成的，因為他表明「是想以實際行動表明一點態度，在宣傳推介《基本法》的過程中，不必迴避爭議」。
張曉明的說法顯然與絕大多數港人理解目前香港的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互相制衡，以及《基本法》限制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權力的第47條、第52條（2）及（3）、第64條、第73條的條文相牴觸。
若推至極端，的確可解讀為特首「凌駕」在三權之上，儼然土皇帝；而以當前梁振英管治之霸道和敗綱壞紀，更有理的令公眾相信，在政改失敗後必須負上政治責任、與689同坐一條船的張曉明，同樣面對提前下台的壓力，為求自保，假公濟私，把梁振英的權力地位推到至高無上，有利幕後操控的中聯辦繼續扮演第二管治中心的角色。
然而，除卻陰謀論，張曉明的說法亦非全然錯誤，因為《基本法》的確沒有條文清楚說明香港實行三權分立，但同樣也沒有條款訂明香港的政制以行政為主導，只有第43條規定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難施行政主導
正是《基本法》只是按照1997年前香港的實際運作情況草擬，以穩定人心為主要政治目的，缺乏應有的歷史前瞻性，因而回歸以後，實踐下來，因着中港兩地的政經變化和矛盾衝突，經歷三個不同政權管治，才有不同的詮釋，因而惹引爭議。
眾所周知，身為「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構想其實非常粗疏，以為香港政權的更替，只是更換一個首長和一面旗幟，其餘可以按照原有的方式管治下去，50年不變。
不錯，在港英管治時期，港督的權力來自英廷，受《皇室訓令》與《英皇制誥》制約，除司法獨立外，九十年代以前，立法機關基本上由港督委任的議員控制，所以是名副其實的行政主導。
不過，香港的宗主國是民主國家，殖民地的總督不能獨斷獨行，必須尊重民意，行政機關最高權力機構行政局成員雖由港督委任，卻儼然內閣，任何重大決策，港督必須會同行政局決定，否則便須返英述職，向英國政府滙報；因此，末代港督彭定康甫履新，便立即使計更換行政局成員，全部同聲同氣，才避免出現憲制危機。
如果中共收回香港，完全依足港英以往做法，當然可以繼續毋須言明、實際有效的行政主導；但《基本法》卻承諾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便不可能一成不變地把港英政權的管治模式照搬過來。
回歸之初，不少人包括建制派在內均主張實行部長內閣制和制定政黨法，為未來全面普選必需的政黨政治鋪路，連傳統左派如吳康民之流，也曾憧憬回歸後本港最高權力機構是行政會議，以為只要土共可以大量加入行政會議，便可分享管治實權。
殊不知備受中央高度信任的董建華根本意欲大權獨攬，分別委任自由黨和民建聯黨魁出任行政會議成員，組成所謂執政聯盟，目的只在於立法會箍票，為政府保航護駕而已。其後董陳不和，董建華連任時實行所謂問責制，向其問責的政策官員全部為當然行政會議成員，實際上已改變行政主導的傳統，由他大權獨攬，一個人說了算。
激化社會矛盾
董下曾上後，曾蔭權進一步擴大政治問責制，設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原意是效法新加坡，以政務官為骨幹，成立名副其實的「執政黨」；但政府在立法會始終沒有票，行政機關權力過大，只會激化行政立法兩會矛盾，徒添管治困難。何況曾蔭權的政治承擔不足，沒有全力支持擴大政治問責制，致使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剛面世即備受公眾質疑，形同虛設，最終淪為政治酬庸。
梁振英由已成第二管治中心的中聯辦和土共聯手抬捧下上台，雖是傀儡，卻剛愎自用、志大才疏、野心更大，行政會議在「一男子因素」蹂躪下，連做諮詢機構也不成，成員只有擦鞋、孭鑊的份兒，結果因着既得利益受損，連地產霸權的建制派以至傳統左派亦倒戈相向，對梁振英的管治極度不滿。
此時此刻，張曉明的一番說話，在公是配合中央政策，與馮巍統戰所謂溫和泛民一硬一軟，相輔相成，旨在為下屆小圈子選舉的特首定性，奪取話語權；在私則可能因宋林被「雙規」開除黨籍，恐受牽連，寧左勿右以自保。
無論如何，特首地位超然於三權分立之上的說法，不但不得民心，只會激化社會矛盾，更突顯目前的政制非驢非馬，《基本法》的條文根本背離政治現實，不大幅修改或重新制訂，香港要在「一國兩制」下實現真正民主，絕不可能。
原文刊在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