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與有為，兩組都是正面含義的詞語，組合起來之後亦看不出有何負面涵意，那為什麼「適度有為」四字會在香港引起極大迴響？
港共政權「好事多為」
原因在於港共政權這十八年來在香港「好事多為」(註1)，這只是從筆者的角度去評價，港共政權大概會認為這十八年也是「適度有為」。
689 語言偽術玩上腦，多漂亮的用詞只要是出自其口現在都只會自動變成笑話一則。
就以最近的「港大事件」(註2)為例，我對 689 到底是否明白什麼是「適度」就不抱任何期望。
「被回歸」十八年，香港什麼都變了，而且是變差了。就字面意義來說，我會認為「積極不干預」什或「不干預」在各個層面上都更適合港共政權作為對香港的管治理念，「兩制」在所謂「一國」的名義之下香港人的權益總是被犧牲。
這是信任的問題，「適度」在被嚴格界定前只是一個主觀用詞。生活在仍然沒有民主雙普選的香港，市民無法以選票懲罰聽令於北京的特首，在此情況之下甚至連「有為」都可變成一個主觀用詞。政改一役香港人已吃夠了這一套語言偽術，港共政權自己敗壞了與市民的互信基礎，在此前提下香港人只能假設政府信不過，這亦是唯一合乎理性的選擇。
「積極不干預」修正「慣性不干預」
出自 689 口中的「適度有為」是香港人的夢魘，以香港「被回歸」十八年的慘況便可理解得到。不過縱然如此，亦不能反證出「積極不干預」政策該被奉為聖典。
以我粗淺的理解，「積極不干預」政策是相對於「自由放任」政策的「不干預」而生的，夏鼎基曾親口闡述過：
「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註3)
因此，我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就是在「自由放任」政策的背景下加強政府角色的積極作用以及針對「自由放任」政策所造成的「慣性不干預」現象作出修正－必要時，政府干預是必然會發生的。
保持警覺永遠是最好的防守策略，政府保留作出干預的權利，同時亦承擔了作出合理解釋的義務。縱然這樣亦非一種明確界定，但是這種彈性適用於「有能力」的政府，歴史亦已證明了這一點。
註(1): 「被回歸」已是對香港人最大的制裁《評台》
註(2): 港大校委會拖延委任副校長的事件
註(3): 積極不干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