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卡索在1944-1945年創作的《藏屍所》：對真實的記錄、對戰爭的控訴、絶望的嚎叫，關於奧斯維辛的一曲抒情詩。
文/夏米摘編
破土編者按：冷戰開始後，阿倫特、塔爾蒙等人的作品創造了一種極權主義概念，它將史達林主義（或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歸諸其下，並與自由民主制相對立。這種概念操作掩蓋了史達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本質區分，也罔顧它們了它們之間的社會基礎，並導致了一種對當今資本主義秩序的無批判的接受。極權主義話語的傳播，還在大眾中孕育了一種犬儒心態，它認為任何烏托邦設想都會導致政治災難，於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一種所謂「最不壞的社會」。極權主義話語傳播到中國之後，它開始成為某些文人否定中國革命，消解左翼批判的老生常談。當前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盛行，和這些人的作品有着莫大關係。
破土在此摘編了四篇文獻，第一篇來自於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其名著《政治人》中對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的分析，第二篇來自於左翼理論家曼德爾，他概述和引用了托洛斯基對法西斯主義的經典分析，第三篇是拉塞爾·雅各比對二戰以後極權主義話語興起的回顧，第四篇是對齊澤克的極權主義話語批判的概述。破土希望這些文獻可以澄清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政治理念和社會基礎上的巨大差異，揭示極權主義話語的意識形態本質。
法西斯主義與中產階級
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中產階級運動，它代表着既對資本主義也對社會主義、既對大企業也對大工會的抗議。這種論點並不新鮮。在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剛剛出現時，很多分析家就已指出了這一點。大約25年前，經濟學家戴維·薩波斯（David J. Saposs）就有精采的闡述：
法西斯主義……是中產階級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極端表現……中產階級的基本意識形態是民粹主義……他們的理想是成為拙立的小資產階級，像商人、技工與農場主之類。這種成分……現在被稱為中產階級，他們提倡一種在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所構想的基礎上的私有財產、利潤與競爭制度……它一開始就反對「大企業」或現在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喪鐘一直在轟鳴着，儘管這是它們應得的。但由於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來源於中產階級，人們因此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一階級也已不再作為一種有力的社會力量而存在了。事實上，一如既往，民粹主義仍是一股強大的思潮。中產階級也遠比過去更加蓬勃有力，信心滿滿……
雖然有人曾把下層中產階級對納粹主義的支持歸因於1930年代特殊的經濟困難，但政治學家哈囉德·拉斯韋爾在大蕭條嚴重時期所寫的書中指出，中產階級極端主義源自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內在的趨勢，即使經濟地位改善了，它仍將繼續影響中產階級。
希特拉主義是下層中產階級孤注一擲的反應，它是發端於19世紀即將結束的那幾年的一種運動的繼續。從物質上說，沒有必要設想小店主、教師、教士、律師、醫生、農民及工匠在19世紀末期比19世紀中期更加糟糕。然而，從心理上說，下層中產階級在工人和資產階級上層面前日益相形見她，因為二者的工會、卡特爾和政黨佔領了舞台的中心。在下層中產階級成員中間，心理上的貧困加深了感情上的不安全感，從而提供了肥沃的社會土壤，促使中產階級發動各種群眾性抗議運動以發洩內心的不滿。
由於中產階級地位相對下降，以及它對當時正在演進的社會經濟趨勢的不滿有增無減，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一支持個人權利，反對權力集中一一從一種革命階級的思想，蛻變為反動階級的思想。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與君主制的殘餘，反對重商主義統治者與教會所施加的限制過程中，自由主義理論起着支撐作用。自由主義在反對王權與教權之後，支持隨後出現的有限權力國家。這種意識形態不僅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且滿足了有效工業化的某些功能性要求。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在他的分析中等同於工業化）要求廢除人為的內部藩籬，開闢開放的國際市場，建立法律與秩序以及相對的國際和平。
但是，支撐18、19世紀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抱負與思想，在20世紀先進工業社會中有着不同的意義，起着不同的作用。抵制大規模組織與國家權力的擴張，就是對我們現有社會某些基本特性的挑戰，因為大工業以及一種強大的、合法的勞工運動，對一個穩定的、現代化的社會結構是必不可少的，而政府規制與重稅似乎是其不可避免的產物。反對商業官僚、工會及國家規制不僅是不切實際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不理智的。誠如塔爾科特·帕森斯所言：「新近對日漸成熟的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某些主要方面的消極取向，首先聚焦於‘資本主義’……反對社會理性化的‘意識形態’，至少是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方面。」
當資方與勞工之間持續的衝突已成為大規模工業制度的內在組成部分時，小商人為自己及自己的價值觀念保留重要位置的想法就是「反動的」一一不是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放緩革命腳步而言的，而是就現代工業社會內在趨勢來說的。有時，小商人階層抵抗或逆轉這一過程的努力，採取的是自由民主運動的方式，如英國的自由黨、法國的激進黨或美國的塔夫脫派共和黨。這些運動未能阻止其信徒所反對的趨勢，如另一杜會學家馬丁·特羅最近所指出的：「小商人所擔憂的趨勢一一集中與中央集權一一－不論在蕭條、戰爭及繁榮時期，也不論哪個黨執政，都沒有中斷；因而，他們總是不滿的……」因此，小商人在一定條件下轉向極端主義政治運動是不足為怪的。這種運動不管是法西斯主義的，還是反議會民粹主義的，都是反對議會民主的不同形式。這些運動滿足了比較偏向傳統的自由主義政黨的某些共同需要；在成熟的工業秩序中，這些運動是中產階級發洩其所受到的分層壓力的一個出口。但是，自由主義是通過為社會變遷及「改良」（那種改良肯定會逆轉現代化進程）賦予合法性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的，而法西斯主義及民粹主義所主張的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是：接管國家政權，並通過國家的力量恢復以往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與社會上層地位，同時削弱大資本和大勞工的權力與地位。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5-108頁。
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背景
法西斯主義思想體系及其政治團體，是從中產階級在獨占資本的權力和工會權力之間受到折磨後感到氣惱和絶望的時刻，不顧資本家階級的眼前需要而開展的。……在開始階段，有許多這樣的小團體，它們擁護各自的「元首」候選人，進行劇烈的競爭。只在一段複雜的篩選過程之後，一位領袖才從這個底層社會鬥雞似的競賽中出現。能夠上選的，不但有魅力的個性，而且極度無道德原則，甚至於具有犧牲他自己的親蜜盟友的能耐。
當小資產階級受到晚期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沉重打擊以致變得越來越絶望、越來越沒有希望的時候（通貨膨脹、小生意破產以及學者、技術人員及中高級公務員大量失業），至少這個社會階級的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懷舊、心理上怨恨的混合心境激發下，將會逐漸採取有點狂野的觀點，從事暴力行動。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小資產階級變得狂野的群眾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我們發現這樣的兩方面結合：一方面是極端民族主義，另一方面至少是口頭上反資本主義的煽動，但是帶有對工會運動更大的仇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反對工會頭子」）。當如此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開始用傷害人體的暴力來對付工人們、工人們的行動及其群眾組織的時候，法西斯主義政黨就開始了。
托洛斯基精闢地總結了這些狂野的小資產階級自發興起的社會──意識形態背景：
……戰後的混亂打擊工匠、小販和公務員，與打擊工人一樣殘忍。農業的經濟危機正在毀滅農民階級。由於無產階級本身在趕出長期失業者大軍，中間層份的衰落並不意味着這個層份被轉變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窮化，在人造絲的領帶和襪子勉強遮蓋下，逐步毀壞一切官方的信條、首先是一切民主議會主義的教條。
政黨的多種多樣，選舉的冰冷而又狂熱，政府部門的經常更改，以創造一個貧瘠的政治結合的萬花筒，加劇了社會危機。在被戰爭、失敗、賠款、通貨膨脹、魯爾區被佔領、危機、需要和絶望弄到白熱化的氣氛中，小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所有欺騙過它的舊政黨。小業主們尖鋭的抱怨，從來離不開破產，他們的兒子雖有大學學歷，但是沒有職位和顧客，他們的女兒沒有嫁妝和求婚者，要求秩序和嚴厲的手段。
民族社會主義的旗幟是由舊軍隊和低級指揮層中自命不凡的傢伙們所舉起的。胸前掛着因傑出服務而獲得的勛章的軍官、士兵們，不願意相信，他們的英雄主義和為祖國受苦，不但無足輕重，而且沒有使他們得到特別的感激。因此，他們就恨革命和無產階級。在這同時，他們不甘心被銀行家、工業家、部長們調回來擔任簿記員、工程師、郵政人員和教師等不太高的職位。因此，才得出了他們的「社會主義」。在依瑟（Yser）這個地方〔相信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發生激戰的地方〕，在凡爾登的指揮下，他們學會了怎樣使他們自己及其它人冒生命危險、怎樣說指揮性的語言。這些冒險、這些指揮語言有力地嚇服在戰線之後的小資產階級。因此，這些軍官、士兵們變成了領導……。
小資產階級仇視發達，因為發達老是違反他的利益；進步除了帶給他不能清償的債務以外別無他物。民族社會主義不但排斥馬克思主義，而且排斥達爾文進化論。納粹份子們詛咒物質主義，因為技術之戰勝自然已意味着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勝利。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們清除「智力主義」，因為他們只有二等、三等的智力，尤其是因為他們的歷史任務不允許他們將單一思想追究到底。小資產階級份子需要一個較高的權威，這個權威處在物質、歷史之上，不受競爭、通貨膨脹、危機和拍賣台的干擾。在他們心目中，國家唯心主義之作為英雄的靈感泉源，是與（二十、十九、十八世紀的）進化論、唯物思想和理性主義對立的。希特拉的國家，是小資產階級本身在神話中的陰影，是一個對千年帝國的可悲妄想。
為了把國家提升到超越歷史，它被給予種族的支持。歷史被看成為種族所散發出來的東西。種族的各種特性被解釋為與社會條件的改變無關。民族社會主義在排斥以「經濟思想」為基礎的時候，就下降到一個更低階段：拋棄了經濟唯物主義而向動物學唯物主義求助。
在政治的平面上，種族主義是沙文主義與顱相學結盟的誇大、乏味的形式。像破落的貴族在它的血統的高貴出身中尋求安慰一樣，貧窮化的小資產階級則沉醉於它的種族特別優越這個神話中。個人和階級、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邪惡的，國家則是善良的。但是這個哲學在私有財產的門口被翻過來了。要得到解救，只有靠個人的私有財產。國家財產的觀念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物。把國家奉為神明，小資產階級份子就是不要讓它擁有任何東西，相反地，他期望國家使他有財有勢，不會受到工人或法警的干擾……。
法西斯主義已經為政治打開社會深層。今天，不但在農民家中，而且在城市的摩天大廈中，二十世紀與十世紀或十三世紀並存。一億人民使用電，而且仍然相信符號和驅除邪魔的魔術力量。羅馬教皇在無線電上播放水變成酒的奇蹟。電影明星去見靈媒。飛行員們駕駛人類天才所創造的奇蹟般的機器，在他們的羊毛套衫上掛上護身符。他們所持有的黑暗、無知和野蠻的儲?量是多麼無窮無盡！絶望已經使他們站出來，法西斯主義已經給他們一面旗幟。早就應該被人在社會正常發展過程中從國家有機體中以文化排泄物的形式排除出去的各種事物，現在已從喉中湧出；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嘔吐出未消化的野蠻主義。民族社會主義的生理機能就是這樣的。
（註：原文將National Socialism譯為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十分不恰，破土君將其改為民族社會主義）
——曼德爾：《以托洛斯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92book/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book1-7.htm
極權主義話語的興起
（二戰之後）一種自由主義的反烏托邦共性逐漸成形，這種反烏托邦主義不僅持續了很久而且從過去的每十年當中都贏得了力量。它的主要作品包括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 (1945), J. L.塔爾蒙(J. L.Talmon)的((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1)，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 1951)和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寫的若干篇論文。這些文本集中在一起，提供了關於烏托邦思想的危險性的咄咄逼人且範圍廣泛的證據。波普爾從柏拉圖開始，科恩從中世紀開始；塔爾蒙從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阿倫特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不僅他們的智性看法可以互相補充，而且他們的生平也有很多共同之處。第一，他們大都屬於在一戰前或者一戰中出生的那代人:波普爾(1902-1994),阿倫特(1906-1975)、伯林(1909-1997)、科恩(1915-)、塔爾蒙(1916-1980)。第二，他們都是猶太人或者具有猶太血統。第三，除了科恩，他們都逃離或者離開了自己出生的國家。第四，除了科恩，他們都來自左派。
……
這些人生平的相似之處在某些特定方面也給反烏托邦主義染上了色彩。由於他們的年齡和政治傾向的緣故，在遇到法西斯主義之前他們就被共產主義所吸引了。一戰後的俄國革命、歐洲的革命動亂和20世紀2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都在他們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記。不再着迷於共產主義標誌著他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而且這種轉變發生在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全面威脅之前。這意味着在試圖轉向法西斯主義之前，他們曾試圖理解馬克思主義所發生的一切;可以通過馬克思主義的鏡頭來觀察法西斯主義。最終他們將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看作有關聯的現象，聲稱兩者都是極權主義的不同版本。由於烏托邦主義啟發了馬克思主義(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發表了反烏托邦的宣言)，因此他們發展出來的極權主義理論，總是強調烏托邦主義的危害。由於這些極具聲譽和魅力的逃亡學者的宣傳，反烏托邦主義獲勝了。這些學者的自由主義批判變成了我們時代的常識;這種批判譴責烏托邦主義是歷史的災難之源。
……
反烏托邦的風潮已經席捲了所有的精神領域。烏托邦已經失去了與迷人的和諧理想的聯繫並轉變成了一種威脅。公眾的意見和學者們博學的看法都將烏托邦觀念同暴力以及獨裁統治聯繫起來。但這種聯繫的歷史合法性是值得懷疑的。儘管在莫爾那裡，烏托邦主義已經引發了一種忿怒的反烏托邦主義。這種反烏托邦主義可能是原型。新近被轉變的烏托邦主義被它們自己的罪惡所縈繞;它們試圖毀滅過去的自我。「最後的戰鬥將在共產主義者和前共產主義者之間進行」，理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 )在《失敗的上帝》加導言中這樣寫道。烏托邦主義的莫爾變成了反烏托邦主義的莫爾。馬克思主義的波普爾變成了反馬克思的波普爾。當然，比心理學更多的東西在這種轉變中起了作用。開端於16世紀並在之後的世紀中不斷增長的烏托邦思想激勵了個體去翻新現實的世界—又鼓動其他人去阻礙這種努力。反烏托邦主義不是簡單的一種心應理學上的回應，而是對實現烏托邦的政治計劃的一種政治回應。
受烏托邦鼓動的政治記錄，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疑問混雜在一起了。然而將20世紀的暴力主要歸咎於烏托邦主義者這很可能是一個極大的誤解。不幸的是，這種歸屬已經變成了從波普爾直到伯林的自由主義反烏托邦主義者的一種持久傳統。這些反烏托邦主義者使用了一種模糊納粹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之間差別的極權主義的觀念，將烏托邦主義視為現代極權主義的來源，而且也將「歷史主義」、「積極的自由」和「意識形態」貼上了極權主義的標籤—就這種批判對史達林的獨裁所進行的探討而言，它是正確的，但是它並沒有探究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殺人的民族主義、致命的種族主義和宗教派系主義—這些主義不斷地引發的現代的流血事件。
這種自由主義批判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傳記文學。馬克思主義以一種納粹主義所不能企及的方式吸引了這些學者。有好幾年，波普爾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阿倫特的兩任丈夫都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她關於極權主義的論點受到了其第二任丈夫海因裡希·布呂歇爾(Heinrich Blucher)(她將《極權主義的起源》獻給了他)的重要影響，布呂歇爾是德國共產黨(German Communist Party)一名前黨員。此外，僅僅由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力和合法性，對這些批評家來說它就是一個很有價值的靶子。對波普爾來說，開放社會的「敵人」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極權主義。他幾乎沒有提到納粹主義。塔爾蒙和伯林也是這樣。波普爾能像他對待柏拉圖一黑格爾哲學(Platonic-Hegelian)的邏輯那樣寫出兩卷本來攻擊納粹哲學嗎?很可能不會，因為幾乎就不存在一種清晰的納粹哲學。這並不意味着波普爾與他的同行並不關心惡毒的民族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哪裡的話!但是他們的理論幾乎不探討這些主題。比如，《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大部分內容論述的是反猶太主義和納粹主義。但這些話題並沒有被包括在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理論當中，在其極權理論中，她有時將自己的評論限於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幾乎不適合於納粹主義的評論。
——拉塞爾·雅各比《不完美的圖象：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70-110頁。
極權主義話語批判
齊澤克並不反對阿倫特對極權主義本身展開批判，而是着力強調這一概念的不合時宜性。……齊澤克認為這一概念模糊了史達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界限，它是意識形態性的，目的是維護資本主義自由一民主制的霸權地位。
……他認為把極權主義當成一個理論範疇來用是大有問題的。這一概唸過於寬泛，無法用以準確地區分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它絶不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理論概念，而只是一種策略，一種權宜之計。「它不但不能使我們動腦筋思考，使我們獲得一種新的洞察力分析描述這一概念所針對的歷史事實，而且免去了我們思考的責任，甚至主動阻止我們去思考。」……他宣稱，「從接受極權主義這個觀念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就牢牢地陷入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範圍內不能自拔。」
在齊澤克看來，極權主義觀念具有這樣的功能，作為一種空洞的思考方式，官破壞了思考的深度和自由。它鼓勵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進行尖鋭批判，但批判的同時也建立了另一種思考的禁忌。因為「大屠殺和古拉格已經成了當今主導性的民主觀念結構性的極限和參照點：‘民主’意味着避免‘極權主義’的極端。」既然西方的自由一民主觀念是批判極權主義的最終理論參照，那麼在批判後者的同時也就意味着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齊澤克以此「確立了阿倫特認為的極權主義摧毀的自由思想和當代西方思想界的禁忌之間的病理學。」在他看來，一度被左派知識分子邊緣化了的阿倫特，如今獲得了無人匹敵的權威地位。這或許最清楚地表明左派理論已被擊敗。也就是說，左派已經接受了自由一民主，開始順從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阻止了真正的激進思想和激進的行動可能。這在堅守左派激進立場的齊澤克看來是需要極力反對的。
抑制激進思想者們的理由是，挑戰全球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總是一個結果一一革命並最終導致極權主義，因此我們目前擁有的才是最好的，任何改變現狀的企圖都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就像20世紀的政治試驗所造成的血腥與恐怖一樣。齊澤克認為，接受這一選擇，就意味着提前認同了自由民主的霸權，也就關閉了思考不同情況的可能性。在他看來，人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去努力把握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哪些新的可能，將來又會出現哪些可能。當今許多左派知識分子信奉犬儒主義，對確定性深表懷疑，拒絶深度思考，拒絶一切建設性的理論和實踐。齊澤克認為這種拒絶暗示出犬儒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溝壑一氣。它產生了一種令人困惑並不能做出決定的氛圍，即所有的觀點都是平等的，沒有哪一個優於其他。它阻止了對平等和正義進行任何激進的和教義式的維護，把行動懸置起來。總之，接受極權主義艦念，就意味着用拒絶差異和變化的方式，提前消除了左派的思想鋒芒。
……
齊澤克批判極權主義的概念，是從區分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入手的。他認為二者以不同的邏輯方式運轉，其社會內容不同，而且極權程度也有明顯差異。這就為他開拓一種激進政治掃清了道路。概而言之，「納粹主義是由一群想做壞事的人發動的，他們事實上也做了。史達林主義則相反，它是一個激進的解放性嘗試的結果。」在他看來，法西斯主義代表着沒有任何遮攔、直截了當的、透明公開的政治之惡，而史達林主義則出於政治的激進嘗試，具有解放性質的美好初衷，與開創恢復事物正常秩序的新空間密不可分，或者說開闢出烏托邦式的他者空間與正常的社會生活的真實空間結合起來。只是由於後來事態的發展脫出了史達林及整個領導層控制的能力，才最終造成了可怕的政治恐怖後果。具體來看，齊澤克對二者的區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史達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對階級鬥爭的態度有別，對破壞其社會穩定的基本對抗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場。納粹試圖使階級鬥爭中立化，通過把鬥爭目標轉移到他們堅決要消滅的異己一一猶太人身上，來消除或暫時消除社會對擾。也就是說，「法西斯主義試圖用改變某物的方式來保證什麼都不會改變。」史達林主義的官僚統治形式則認為他們已經取得了革命勝利，階級鬥爭也已不復存在，因此，這一新的政權形式可視為「從其資本主義形式中解放出來的自我推動的生產力的資本主義邏輯」，其主要任務是保持並提高經濟能力，進行物質生產並保持經濟增長，而不顧資本主義形式方面的限制。
第二，借用拉康著名的四種話語所提供的考察社會關係的獨特視角，齊澤克指出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是以不同的話語來做支撐的。拉康的四種話語圖式，可清晰地傳達根據能指公式得出的社會聯結中的四種主體位置。其中，支撐前者的是「主人話語」。法西斯分子的角色，就是絶對服從和保護極權的主、人。……主人話語透露出的信息是：主人的言說具有絶對的權威性，在主人話語中，所有的指令都是無條件必須被接受的。
與法西斯主義不同，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則是依賴「大學話語」而得以運轉的。在這一公式中，知識取代了主人話語中的主人而處在首要的位置，它充當代理人或發言者。這就意味着在史達林主義中由知識發言，儘管它倚賴隱藏的權力的支持。……當主人被隱藏起來，由中立的、科學性的知識直接發言，並使社會結構合法化。這就意味着社會結構整體的合法性來自於為人民服務的位置。它聲稱主人是次耍的，居從屬性的僕從地位，而人民則主導着國家，他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換言之，主人不願承認自己的主人地位，而只是作為人民的「公僕」服務於人民。……因此，就實際統治而言，史達林主義是以真理為名的專制極權統治，它把赤裸裸的權力用一件漂亮的真理的外衣隱藏起理論。
第三，齊澤克極其大膽地認為，史達林主義的恐怖，是為了開創一片能夠恢復正常秩序的新空間。他指出，關鍵的任務「是面對史達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徹底的模糊性，即使在官最極權的部分，仍存在着一種解放的潛能。」這句話比較令人費解，有必要先回到列寧的語境，眾所周知，列寧對如何把握革命時機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在1914年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說過，「如果錯過了這一大好機會，歷史將永遠不能諒解我們。」考慮史達林與列寧的歷史順承關係，齊澤克認為，列寧的這種革命性介入在史達林時期以一種轉換了的邏輯象徵性地重現：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局已經喪失了對革命的掌握，於是用大清洗、公審與集體屠殺的方式來試圖重新把握革命。此外，似乎還可以在這種意義上來理解，史達林主義不是完全整體化的，它求諸正義和團結，持不同政見者和批評家因此可以用共產主義的理想來反對現政權本身。因此，在齊澤克看來，史達林主義儘管充斥着恐怖和痛苦，但不能由這個革命計劃的失敗而否定社會主義理想本身的價值。即使說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悲劇，它也是社會主義意義上的悲劇。
在對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看法上，齊澤克與支持法西斯主義的海德格爾明顯不同，而與阿蘭·巳迪歐立場非常接近。巴迪歐在20世紀90年代曾論證說，儘管史達林的共產主義要對恐怖或恐怖的具體形式負責，但它仍然是與列寧的十月革命這一真理一事件內在地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在第二章討論「行動」概念時，曾分析指出史達林主義是倒錯了的列寧式的革命）；而法西斯主義則完全不同，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虛假事件，它試圖建立完全的整體性，所以只是在本真的幌子之下的徹底的謊言。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運行邏輯。
——於琦：《齊澤克文化批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96-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