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俊威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這星期最具戲劇性的話題想必是政改在立法會表決的一刻，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實行歷史性的場外投票。而好戲在後頭，這些議員事後紛紛在鏡頭面前交足戲，為的是本地觀眾還是北方觀眾則不得而知。但更讓人注意的一幕，應該是場內投票的人立馬收到中聯辦的嘉許電話，因而沾沾自喜；場外投票的則急不及待地到中聯辦負荊請罪。這令人不禁聯想起梁振英當選後，一馬當先到中聯辦謝票的身影。有人批評，這種事事向北交代、時刻以大陸為基礎的行事模式，正不折不扣地摧毁一國兩制。
在梁特政府銳意加速中港融合，高舉「內交」之時，不少人提出了奔向海洋的「外交」策略回應之。筆者在早前關於中港融合的文章，亦曾點出「以陸地為基礎的往內融合外，我們是否也更應該思考以海洋為基礎的結連和融合？」這一思考方向。若就此作進一步討論，必須先認識，一）要明白，陸地和海洋，其實映照的是某一時刻下的地緣政治格局。要思考出路，先要了解形勢，這必須回到具體的格局（context）中，而不能繼續停留在空洞的海洋口號中；二）從歷史觀之，香港的生命力所在，從來不是靠傾側於陸地或海洋的任何一方。坊間的一些見解，卻把陸地和海洋置於非你即我的二元對立面，這是對錯了焦。
本文把鏡頭拉遠一點，閱讀百多年前19世紀的香港金融經濟史，看看香港如何處身於陸地和海洋之間，促成了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學者Schenk曾指出，香港早於19世紀已具備國際商貿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結構。觀其歷史，究其原因，是因為香港界乎於大陸和海洋之間的地緣政治獨特性。
「鹹淡水交界」造就獨特格局
19世紀，隨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以海洋秩序為基礎的新世界秩序逐漸形成。新興民族國家開闢了新的航道、通訊和貿易線，東至中國、印度、太平洋，衝擊着正步向衰落的古老大國的舊生態。而香港正正位處大陸和海洋之間，其開埠，亦正值新舊世界秩序碰撞的地緣政治時刻。她的發展，在於她成為了新的世界秩序、海洋秩序與舊有大陸秩序交往的關節點和樞紐。學者濱下武志點出了香港的八大腹地（從香港和華南往華中的沿海地方；香港的直接性腹地，從廣東南部眺望華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帶；西南中國，從香港經貴州、雲南至四川；東南亞北部及大陸地區；東南亞半島及其島嶼；南海的廣闊海洋地區；台灣；日本、韓國、西伯利亞、俄羅斯、中國東北部地區），正是看到了香港的地緣政治格局﹕香港的生命力在於她成為了海洋和陸地（腹地間）最平衡和便捷的連接點，從來不只是擁抱舊或新的秩序，或單一腹地。這也說明了為何香港能成為19世紀、20世紀中全球有名的煤炭補給基地，年進口量以百萬噸計，是商船和軍艦的中途站。
同理，要捕捉香港19世紀起的金融經濟變化，則要了解新海洋秩序和舊有陸地生態迅速交往間香港作為那平衡的角色。作為便捷的連接點，香港成為了移民和貿易的中途港，因而亦推動其成為金融的中途港。三者相互促進其事。
19世紀中葉，曾經供養世界勞動力市場的非洲「奴隸貿易」中止，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這促使更多的印度人和中國人填補這個缺口。大量華工流入西印度的甘蔗園、東南亞的礦山、橡膠園，更遠至北美、澳紐和南非的礦山和鐵路建設。其時，英殖香港因其地理位置以及交通物流和通訊之相對發達，造就了她成為各新舊、東西航運之樞紐，變成了移民的集散地。例如，當時由香港經太平洋至北美西部，比由歐洲前往更為便捷。相比後者需時超過100天，香港的航線只需一半時間。最快的「挑戰者號」更只花33天。當時大量華工到外邊闖天下，他們的生與死都在香港留下痕迹。
開放匯兌 吸引國際
加之，香港的信息流通快捷。1870年，電報系統已在港創立，並能發電報至西貢、新加坡、英國等地。全球網絡中的勞動力以至商品市場資訊都集中於此，使她成為接通世界各地網絡的其中一個中心點。更重要的是，香港作為英國在華南的一個自由港，除免去課稅外，更是少有的各地貨幣皆能自由流通、兌換的平台。一般而言，一國的貨幣只能在一地通行。兩地若要貿易，換取的未必是即時方便本國所用之貨幣。而正因為香港的高度開放性和匯兌資訊之發達（其時除了英鎊、港元、美元、金和銀，甚至各種歐亞貨幣、日本銀元、墨西哥鷹洋等，都可在港通行和即時匯兌），吸引了世界各國利用她作商品貿易的集散地。20世紀初，銀價下滑。根據1902年香港總商會紀錄，其時世界90%的本位貨幣是金，相反中國是銀。當時以金匯兌本位制的歐美，皆擔心用銀元作交易。同樣作為遠東移民和商品中途港的新加坡亦於1906年轉為金匯兌本位制。相反，香港一直保持銀本位同時高度開放匯兌市場，這反而進一步造就港幣成為結賬機能最強的中介。在香港，無論使用金或銀，世界各國對華的貿易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使港幣／香港，發揮了連結以中國為中心的銀貨圈，與以歐美為中心、涉及亞洲殖民地結算制度的金貨圈之作用。因此，香港這小城，自家生產少，又非龐大的消費市場，但以她作轉口之國際貿易量卻大得驚人。
如上文所說，移民流動和貿易在港的蓬勃，是相互促進其事，並因而推動資本在港匯集，加速金融活動的成熟。透過了解19世紀起全球網絡中的華僑經濟圈以及華僑匯款之情况，能更清楚移民、貿易和金融如何在港互相牽動，促成「19世紀的金融中心」。當時出外闖天下的華工都習慣匯款回母國，一要清還「被賣豬仔」時移民中介收取的費用（根據1857年英國的圭亞那、千里達契約案例，每名中國人收取手續費25英鎊）；二是供養故鄉家庭；三是把餘錢用作生意投資買賣。不論是具生產目的還是非生產目的的華僑匯款，亦不論以何種形態匯款（郵匯、由回國者攜帶、由客頭匯款、在信局以現金、外幣或商品形式匯款、在外國銀行匯款等），香港都是必經之地。世上沒有白做的事。華工藉香港之便匯錢回國；同時，協助匯款的人和機構亦乘此之便，利用資金先在商品和各國貨幣皆高度流通的香港賺一筆（商品買賣，或／及匯兌差價）。
例如，通過信局作匯款時，匯款人以當地的貨幣匯寄一定金額的中國元。信局不會立即匯寄，而是在收集了一定的金額後，透過香港﹕一是以最有利的匯率兌換；二是購入有利的、運往中國的商品或金銀，代替匯款；三是結合二者，作二重或多重外匯和商品匯兌，以賺取更多利潤。當時香港的米舖等商店就最能突顯商品、匯款、金銀交易和金融交易的結合。除了商品出入口買賣外，這些店舖以至信局兼任匯款業者，其網絡遍佈全球（中國的廈門、泉州、漳州、同安、安溪、金門、惠安、廣東及海南島各地；東南亞的馬尼拉、西貢、新加坡、棉蘭、巴達維亞、萬隆、仰光、曼谷、馬六甲，甚至北美）。它們收集了匯款後，投資在金銀市場或商品市場，購買大米、糖、鴉片或當地特產，然後在香港市場盡量以最高的市價賣出，扣起賺取所得的差額利潤，把匯款那部分匯往內地。
移民流動 推動資本匯集
由於商品和各種貨幣在港皆流通方便，匯率由匯款人寄出，到最終到達故鄉家人手裏，過程中已曾迅速多次轉化為貿易資金、金融資金等各種投資形態。這一方面完成了匯款機能，另一方面亦促使了利用匯款衍生的資本／商品期貨流轉等金融活動在港興起，使商品、外匯、金融市場（例如期貨市場，不必馬上和直接以商品實物作交易買賣；保險業市場等）相互促進發展。
而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家見有利可圖，皆積極利用華僑的金融網絡。據濱下武志的估算，20世紀初，單是東南亞的華僑就有400萬人，每年匯款額大約5700萬元。由此推想全球的華僑匯款網絡，其龐大可想而知。
如上文闡釋，簡言之，移民網絡是貿易網絡，貿易網絡就是匯款網絡，三者互動並奠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結構。單從金融經濟史的層面看，香港的發迹有其具體、特定的地緣政治時空。自19世紀之新世界、海洋秩序的興起，與舊世界、陸地大國的衰落平行地在香港交錯，界乎海洋和陸地之間的這一地緣政治特性恰恰是她的生命力所在。海洋和陸地之間一切的矛盾和弔詭之處，亦巧妙地兼融於此，同時成為這城成長的養份。其時，一方面，西方正積極往外擴張，以獲取更多資源（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資源、金銀等資本、領地）和市場（改善貿易逆差、消化本國過剩生產），中國是被衝着而來的其中一個對象。透過香港這金融商貿平台，鴉片等商品大量流入中國，也令白銀大量流出；弔詭地，另一方面，同樣透過香港，華僑的匯款成了平衡中國對外貿易入超的重要手段，同時大量的銀亦經香港流轉重新流入中國，平衡了國內的流通資金和貿易金融資金。
兼顧陸與海─生命力所在
如是觀之，香港自19世紀起就鋪墊了國際金融中心的一些基本伏線—在於她那「鹹淡水交界」的地理因素，也在於其時的環球政治格局。
當然，這是歷史的場景，當下的香港問題亦有其當下的格局（context）。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要先具體實在地理解處境，凡事多點思考和研究。當下的香港，不能否認，確也理解，在中港融合的大力加速、港府傾側於內交的氣候下，反思向海洋方向的結連和融合是必然和必須的。但必須注意的是，我們奔向海洋，為的是什麼？如何？有什麼效果和後果？是陸地和海洋間非你即我的抉擇嗎？還是為了在世界格局中重新平衡香港的處境？回望歷史，能否給予今人一些啟示？
本文嘗試以香港金融中心的「發迹史」為引子，帶大家回望一下19世紀的香港如何在海洋和陸地之間自處。沿筆者曾提出的「世界的香港」這一思路而去，理所當然地，世界從來不只有陸地或海洋。香港的獨特地緣政治格局，正正是其位處兩個甚至幾個世界之間的關節點上。她的生命力以及出路所在，應是同時兼顧陸地和海洋，靈敏地遊走於二者之間而不完全向某一方傾斜，更不盲目地只擁抱一方（當然，現在的情况是幾乎完全傾側於大陸，做內地的單邊聯繫人）。
總括而言，反思中港（融合）問題、思考香港出路，應當沒有無緣無故的陸地，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海洋。就此，若果社會多點深入的思考、具體的辯論、實質的研究當然是好事。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爬梳歷史，是認清自己前世今生和未來出路的基本。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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