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理浩掀起香港廉政風暴（圖片來源）
編按：歷史正不斷自我重複。今天香港面對牛肉價格暴漲，貧富懸殊問題未解決，社會怨憤有增無減。其實六十年代的香港，正正面對差不多的社會問題。當年香港政府的社會政策仍抱着最低程度干預，被國際社會稱為「血汗工場」，又面對六七大型暴動。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副教授馮可立舉行講座，分析六七前後社會及政府態度的轉變。這或許能幫助我們和政府溫故而知新，透過歷史思考今年社會的出路。（上篇請看此）
香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後，港英殖民地政府著手調整僱傭關係，嘗試有限度干預市場。勞工處人手在一年內增加了一倍，擱置多年的勞工立法重新展開。《僱傭條例》推行33項立法建議，訂立標準僱傭合約的最低標準、加強調停勞資糾紛，在1968年獲得通過。教育方面出現了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與教育行動組。社區又出現社區組織協會和荃灣合一社區中心。馮可立提到70年代的社會運動，不乏學生運動69年的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72年認中關社以及當年反貪污活動。
1971年，政府改變公務員招募政策，大量聘用香港土生土長知識分子擔任決策及行政工作，使以往以英國人為主的政務官及行政主任制度，開始本地化，打破二元的隔膜。1972年政府聘請顧問公司，研究行政體制流弊，提出改革建議。報告書建議各政策科應將日常行政職責移交各部門，政府分設的六大科，分別負責經濟、環境、民政、房屋、保安及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及計劃，亦成立廉政公署。
麥理浩的社會政策
麥理浩是本港在任最長的港督，管治香港10年半(1971-1982) 。他不單只重視民生的保障，他有一個「基層社會」(glass roots society) 概念，希望將社會政策背後的關係 – 政府與人民 – 突顯出來，使人民不單只得到福利，還積極及正面地參與社會發展。
1974年施政報告提到：「確實，確實有一個(政治) 空隙。這個空隙對政府來說十分危險，對人民來說不可接受，人民在他們的家門之外，並沒有什麼方法影響任何外在的情況」。他在任內推動一些社會運動，例如藉著清潔香港活動和反罪惡運動、推動「互助委員會」成立，連結社會。
1976年，提出社區建設(community building) 概念，他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不會產生「壞」因素的社會，一個包含互助及責任的社會。我們的社會計畫結合人民。因為社會如果不關心人民，人民便不會關心社會。」
70年代的香港啟德機場、彩虹道及民航大廈一帶，香港社會正步入改革年代。（圖片來源：稅數之間）
十年社會改革
麥理浩任內大幅改革社會制度，帶領香港步入較現代的殖民社會。制定民生保障的基礎政策，例如教育醫療房屋等，使一般勞動階層都可以得到某些程度我政府津貼，使他們有更高儲蓄能力及更多機會，增強社會流動的可能。
其次政府較以前較清楚地界定弱勢社群，為老人、家庭、青少年、傷殘人士等社群提供福利服務。比起以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用主義，新政策使政策配合一個社會發展的新方向。
聽眾：今昔社會管治之差異
台下聽眾問到馮可立六七事件與現在香港的社會背景比較有何差異。馮可立認為六十年代充滿貪污舞弊，政府無效率解決問題，整體而言是港府現在是「現代化左」。然而在港英時代，政府「真係想聽你講野」，但今天不是，現今港府領袖班子自我滿足，自傲了，以前自己已現代化，就有自己一套，不聽民意。
另一位聽眾引用呂大樂《我們的70年代》，指出英國在香港進行改革是要預備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 ，問馮可立如何看這陰謀論。馮回應，當時麥理浩外交部出身，在港提出地方行政綠書，成立區議會給予投票權，提高香港人民主意識。馮可立認為英國人部署比香港人聰明得多。
編輯：方鈺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