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政改的政制發展，無疑因為梁振英藉口側重經濟而步進死胡同。可以預視的是，泛民主派在政改冷處理下面對的挑戰，一是政府和建制派將會塑造經濟民生與政治的對立，削弱泛民主派的支持，加劇社會的撕裂；其二，面對年輕一輩要求重新處理中港關係的主張，直指香港民主化的阻力在於北京政府，把問題推至的更為本土的面向。
政府大打經濟牌 爭奪主流支持
政府大打經濟民生牌，不單單是推卸政改責任，更是藉着『發展就是硬道理』思維，大打經濟發展與政治的假對立，動搖中間取向的選民，縮小甚至逆轉建制與泛民的得票差距，在接連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清洗泛民。同樣，假對立也可以進一步延伸至『經濟發展與民生』、『經濟發展與保育』的假對立，藉煽動對福利主義的恐懼，以及轉移基建工程的爭議焦點，加劇社會矛盾。
政府無疑會推搪泛民主派阻礙經濟發展。一則借泛民強調無民主就無民生，近年也逐步關注保育的立場，製造諸如經濟與民生的假對立，套在泛民身上，第二，泛民的民生目標，是朝向改善和增進社會服務和其制度，但政府對民生的處理，卻是派糖，這無疑更為較諸於泛民更為切入所謂『搵食心態』；市民和泛民對民生理解的落差，經已在過去是否拉布、是否派錢等場合上，多次被政府利用。
若政府以『假民生』與泛民的『真民生』爭奪民意，泛民不單單要透過社區組織闡釋理念，直指政府荒謬；同時，需要回應政府主打經濟牌，泛民除了主張改善民生以外，更需要勇於展示自己的經濟政策，同時和民間和學界力量結合，強化經濟論述，既與政府爭奪經濟牌，破除假對立，也將目前的經濟問題(譬如產業失衡、轉型失敗)同樣地導向政制被特權分子壟斷的問題。
突破既有議程 提出自主理念
相較於政府以去政治化的『形而下』議題出手；近月四大學生會和學民思潮提出修改基本法、重新處理中港關係，無疑是推到更深入，也相對更難處理的層次：若果泛民扣連經濟民生問題在於政制不民主，那麼學生就是力主政制不民主在於北京控制，這種主張，背後的土壤正正是雨傘運動所揭櫫的『命運自主』精神，有着『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本土身份自覺。
針對中港關係的理解，傳統觀點在於，北京由於受駐港機構和建制派的影響，以致信息偏頗，未能了解民情，破壞互信；而泛民之中也另有較進取的觀點，認為北京本身滲透香港，無非是為其政權服務，因此有必要固守香港的兩制。但即使是較進取的觀點，都僅是出於對專制政權的對抗，手法上也是嘗試匡正既有的制度，而與年輕一輩直接拒絕被控制的目標，存在距離。若果不能回應年青一代的觀點，仍然以改正和修補的角度處理中港關係的話，也無疑斷送泛民主派在未來取得年輕一輩支持的可能。
無疑危機所在，一則在於泛民有沒有能力同時突破假對立，以及理解新想像，這是對政黨的考驗。二則在於政府取悅主流的去政治化安排，和年輕一代加深政治化的主張，可以成為兩道拉扯抵消的方向。但機會在於，兩種方向並不是截然對立，在政府利用假對立撕裂社會，也是組織的機會和理念改變的過程；而進一步強調經濟和本土，也是泛民主派突破既有民主和民生議題的進步關口。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感謝授權轉載，原標題為〈後政改：泛民面對的兩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