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起的雨傘新世代中，本土主義定必成為主流。儘管本土派中戀殖歸英、港獨自治和城邦自主各有懷抱，最終目標不盡相同，但他們有一個共通之處和共同敵人，就是一定要打倒由「民主回歸」論支配和影響近半個世紀至今陰魂不散的傳統泛民力量。
在未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傳統和五六十後的泛民均背負了「原罪」，不會得到40歲以下選民的廣泛支持。由於泛民根本不可能在雨傘運動後社會兩極分化（支持和反對政改的民意各佔一半）的情況下爭奪建制派的選票，未來的選戰，泛民陣營只會各自為政，不會出現統一戰線，同室操戈，尤其是路線和世代之爭，肯定會比與建制派之爭更為激烈。
湯家驊宣布退出公民黨，另起爐灶，更說明在中央分化傳統泛民的策略下，被指為「死硬派」又大中華情意結不解的泛民，只會四面楚歌，更形孤立。
建制派陣營其實大同小異，沒有分別，因為香港經濟條件衰落，營商環境惡化，社會資源的分配至關重要，直接影響商界利益，所以爭取政府政策傾斜的尋租活動（Rent-Seeking）只會有增無減；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除了中央直接操控的黨派如工聯會和民建聯可以自願或不自願出現世代權力交替外，其他建制派明爭暗鬥保位和上位的情況，肯定只會更趨激烈。
在區議會和立法會的議席爭奪上固然如此，在沿用一個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行政長官的角逐上，相信更會變本加厲，要建立中央期望出現團結一致的「香港營」，殊不容易。
今次政改表決，鬧出32名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結果8比28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荒謬鬧劇和醜聞，雖然是梅菲定律（Murphy's Law）的典型範例，卻也說明若非建制派群龍無首、各懷鬼胎、互相傾軋、一盤散沙，凡是出錯的就必定出錯、凡是最糟糕的就必定出現最糟糕的定律，亦不會成為歷史的必然。
事後所有建制派頭面人物互相指摘抵賴，痛哭流涕，七情上面，看在中央和廣大市民眼中，真是欲哭無淚和悲憤莫名。倘若下屆特首再由土共和中聯辦的地方勢力操盤，不但定必重蹈歷史覆轍，更後果堪虞，不可想像。
其實政改不獲通過，原地踏步，不論中央、特區政府、泛民和建制派，都不能不正視目下的社會政治現實行將出現的變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回歸18年後，香港當前的人口結構組成已不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候的情況。粗略估計，現時所謂香港人，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還未計以不同證件來港的流動人口），可以分成兩大類：一、土生土長和五六十年代移居香港的舊香港人；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和回歸後來港的新香港人。
【舊香港人】
第一類舊香港人又可再以世代和階級分為兩大組別：1. 回歸前早已移民海外取得居留權的五六十後中產階級、社會精英和富裕階層及其下一代，如今五六十後已屆垂暮之年，不管支持民主抑或親建制，面對社會政治矛盾激化和經濟環境惡化，心力交瘁，大多不會再繼續留下，大規模重新移居海外，勢所必然；2. 貧賤不能移或不想移的人，尤其是40歲以下的新世代，別無選擇，必定成為本土主義的社會基礎，在中港政經以至社會矛盾激化下，只會愈來愈疏離中國，政治上傾向歸英、獨立自治和城邦自主。
【新香港人】
第二類新香港人主要是經濟移民，移居香港其實與農村人口移居內地城市如上海、深圳等本質上分別不大。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認同有限，特別是結婚來港後離婚或假結婚的新移民，在港無親無故，缺乏社會脈胳和親朋支援，個人經濟條件許可的話，人生最終目標也是在深圳或珠三角城鎮買樓，讓親屬南移或告老還鄉建屋定居。他們大都不熱中政治，不會登記做選民，去留主要決定於影響謀生條件的經濟情況。
香港政制沒有根本改革，經濟結構轉型基本失敗，經濟環境日趨惡化，社會加劇分化，最終解體的機會大於一切。面對動盪劇變的新局面，無論中央、特區政府、泛民和建制派，都沒有作好準備，莫所適從，肯定提不出解決方案。港人與其寄望他人打救，還是自求多福，及早着謀為上。
原文刊在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