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張文光回應燒《基本法》的爭議時，竟說港人也有份制訂基本法，但對於港人當時只是充當花瓶角色、無權自主的歷史真實，卻沒有多談。
這到底是歷史癡呆，抑或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這令我想起六四後一篇題為〈不懲元兇——港人不參與基本法制訂〉的報紙文章，作者反駁那些要求港人於屠城後，迅即參與基本法最後諮詢的各式歪理（那時港人普遍哀莫大於心死，認為基本法再好也難敵坦克），作者反問：「在有香港人參與的情况下，會給中國當權者一個藉口，強說制訂出來的基本法已符合港人意願，而實際上卻不符合香港人要求民主的意識。」
事實是，除了起草架構不民主， 1997年後基本法規定的首10年民主進程，根本落後於港人意願。諷刺是，現在不止中共強指基本法乃港人初衷，就連張文光也認賊作父，將一個別人牢牢操控的過程，誤認作民眾自主的體現。
正如林則徐於虎門所作的，香港史上每次焚燒基本法的政治行動，其實都是呼籲我們丟棄基本法這一精神鴉片。
1988年，基本法第一次公眾諮詢，民主派交了6萬多份意見書，要求1997年普選行政長官，但不得要領，因而於年底引發了歷史首次焚燒行動。
接着，是1989年7月至10月的最終諮詢，這是當權者屠城後的快刀斬亂麻，正值港人心力交瘁的時刻。當時一些諮委草委已憤而退出之餘，港人的訴求也得不到回應，例如獲各界廣泛支持的兩局共識方案中2003年普選之提議。所以1990年通過後，再燒基本法。
我明白，基本法不少條文是可取，故不應把嬰兒髒水一同倒掉。但是，我們不僅需要叫民眾牢記基本法的部分承諾和條文，以之作為守護我城的策略武器，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告訴民眾整個憲政起草過程的種種壓迫。畢竟，政治不單是斟酌技術條文，而是關乎我們如何被禁止成為自身主人的過程。這樣子，我們才能重拾主人的身分，審視基本法從技術到原則的諸種問題。
文：陳景輝
文章刊於2015-06-11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