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治經濟學者 John Atkinson Hobson 的著作《帝國主義的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成書於1902年，是開創帝國主義探討思潮的重要著作。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國家普遍視海外擴張為理所當然的國策。但英國人經歷了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波爾戰爭（The Second Boer War），耳聞當地集中營的惡劣情況（跟納粹集中營的性質不同），都開始懷疑帝國主義的價值內容。如斯背景下成書的《帝國主義的研究》，內容不單止質疑帝國主義對國家價值觀的衝擊，更創新地從經濟學角度懷疑帝國主義的必要性，深刻批評帝國主義的偽善。
Hobson 認為，由1850年代開始殖民地對英國的經濟貢獻逐漸下落，維持帝國主義的公共成本和殖民地的經濟效益不成正比。作者由此提出，在自由貿易的原則下，與其不計成本增加殖民地和保障從中所獲，不如加強和其他列強之間的貿易，間接享受帝國主義的成果，效果更佳。再加上，帝國主義歸根究底只不過是由於國內資本過剩，利益既得者「利用國家的公共資源尋找資金的可觀回報」的一個手段，老百姓是制度的犠牲品。Hobson 因此斷言，「政冶上，新帝國主義是專制統治的擴張」（註一）。簡單而言，作者界定「新帝國主義」為1870年後缺乏轉播自由主義或改善人民生活目的，政策純粹以盲目的經濟利益為出發點進行海外擴張的意識形態。在這期間利益既得者玩弄制度，政府無視社會需要。他進一步說明如何通過社會改造（social reform）解決國內貧富差距過大與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的問題。
帝國主義張牙舞爪，香港最終成為被帝國抓過正著的獵物，戰爭的獎盃。但帝國主義沒有摧毀香港，反而令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帝國主義這把刀把香港從滿清政權乾淨利落切割出來，令香港可以吸收之後世界百年發展中的重要養分。撇除盲目的國仇家恨思緒，香港人似乎繼承了中國人當年失去的尊嚴，在歷史的洪流中努力生存下去，當當正正立足於世界。
可惜的是，在截肢百年後香港又重新被駁回中國這個母體上，新帝國主義更學會了中國民間藝術「變臉」，以不同嘴臉嘗試再次改造香港。沒有海外擴張，沒有殖民主義，但依舊是制度的爪牙。香港就像一個稀有樣本，在實驗台上不斷被切割組合，搞得血肉模糊。
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已成過去，新帝國主義只是意識形態的幽靈，在新冷戰時代纏繞著香港。中國並不滿足於形式上的主權回歸，而是恢復帝國主義踐踏後肢離破碎的尊嚴，重新建立中國這個千年帝國的世界地位。因此中央不計成本希望人心回歸，從而得到世界和港人心悅誠服的認同。中國的終極關心並不於香港的特殊價值，而是港人能否真正成為「帝國」的一員，幫助（或不阻礙）中國建立強大國家。那就明白中央（甚至內地人）為何不怕你虛偽地「愛國愛港」，只怕你在眾人前說出不肖話。這絕非「面子」這麼一個簡單問題。中國的尊嚴失落於帝國主義，香港人卻是帝國主義的「受益者」，兩者理解「國家一體性」自然不同。中國曾經因為香港失去尊嚴，不會原諒因為香港再一次失去尊嚴。看清此點的一部份人，就選擇自動獻身臣服於專制統治，盲目以經濟利益打倒一切，無視社會問題和香港用百年建立起來的價值，利用公共資源尋租（rent seeking），令「新帝國主義」的影子搞到香港漆黑一片。
一個因為真正帝國主義而得到成功的地方，在一百年後因「新帝國主義」的幽靈而變得墮落，實在有點諷刺。
註一：Imperialism: A Study, J.A. Hobson, 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