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1980年代後，推普往往與現代城市文明掛鉤，「做文明人，講普通話」的標語隨處可見，但這種捆綁和聯想起初在廣東卻受到來自香港的強勢挑戰。中共對香港的統戰自中共建政始便由於自身的劣政而不斷受挫，香港市民在經歷「六七暴動」之後又迎來「麥理浩時代」，兩者反差使港人與深圳河以北的這片故土漸行漸遠。然而，香港人的這種「離心離德」大抵也適用於廣東人。八十年代之前廣東省就已經出現過四次逃港潮，不少廣州人也通過與在港親戚的接觸和偷聽電臺等各種途徑瞭解香港狀況，對香港的自由、繁榮安定和當時方興未艾的香港流行文化充滿嚮往。而香港語言環境方面，粵語自晚清有才勢地位的廣州人南遷香港那日起便佔據了優勢[i]，1949年後卻一度因南下北方人的文化優勢而威脅其主導地位；直至六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文化的崛起，再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在教育、公共廣播中獨尊粵語，粵語才最終確立香港共同語的地位。因此，中共治下的廣州民眾是透過母語——粵語這一媒介瞭解香港而加深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感知，又因嚮往現代城市文明而對粵語產生認同感和自我優越感。相較之下，來自北方的普通話則成了封閉保守落後的象徵，更往往映射出一組現實意味：強權、壓迫、嚴肅、僵化、虛偽、假大空。改革開放後，粵港交流日增，香港流行文化佔領珠三角，香港電視劇、電影和流行歌曲受持續追捧，長久下來更形塑了兩代廣州人的自我形象和文化認同。[ii]
八九十年代珠三角一帶的經濟發展和香港的如日中天不僅讓粵語輻射整個廣東，更促成「粵語北上」，粵語流行文化曾一度風靡大江南北、乃至日韓[iii]。所及之處掀起「粵語熱」，大量粵港詞匯融入北方話當中，不少年輕人更模仿粵港腔，這些都一度讓推普官僚著急。[iv]然而，自1992年起，中共加強在廣東的推普力度，將普通話的使用情況列入學校和機關單位的考核範圍；此時恰逢市場化改革，全國範圍的人口流動增加，大量外來人員湧入珠三角一帶，改變了這裡的人口結構和語言環境，普通話成為來自不同區域的外地人之間、也逐漸成為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通用語。語言環境的變化配合行政手段，推普工作的不少阻礙得以清除。到廿一世紀信息時代的來臨，一方面有聲的大眾傳媒透過互聯網（中國局域網）衝破時空界限，另一方面無聲的拼音輸入法得到推廣而成為眾多電腦用戶交際、思考的載具，這些都使普通話進一步深入到私人生活領域而成為不少新一代年輕人日常生活表情達意的工具。伴隨這些結構和技術變化的還有香港經濟地位的下降和大陸經濟地位的上升；香港流行文化的相對衰落和包括臺灣、大陸、日韓在內的東亞區流行文化的興起。香港不再具有夕日的輻射力，粵語的強勢方言地位受到衝擊。
儘管如此，粵語在珠三角地區依然強勢。廣東是全國唯一被允許用方言播出時政類電臺、電視臺節目的地區，也是全國唯一能合法收看香港電視臺的地區。粵語作為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依然被容忍在廣東的公共領域內言說，本地「公知」繼續不斷繁衍以粵語為載體的啟蒙話語引導輿論。其實，這種方言作為公共語言的狀態並不符合推普要求，不論是法律還是歷年推普政策都將普通話定位在教育、媒體、政府公務和公共交際這些公共領域的使用上，方言則被局限於民間文娛、鄰里街坊、家庭生活等私人領域。普通話和方言之間的關係往往被一些專家學者看作是「主體性」和「多元性」的結合，普通話是單一之「主」，應在相互交流溝通方面一統江湖；方言是多元之「從」，可在娛樂休閒方面百花齊放。這一主一從的語言等級觀念背後還往往隱藏著一組二元對立的語言偏見：普通話代表文明、開放、先進，方言代表保守、封閉、落後。當粵語不及普通話強勢，「推普機」又在國族主義的邏輯下將普通話樹為文明標準，要求將粵語區「文明化」的呼聲便開始出現。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小學生在學校接受的普通話教育，直接把講普通話與文明有禮等道德規範聯繫在一起，不僅要求學生在校講，還鼓勵他們回家後講普通話，以致出現不少子女開始厭惡自己的母語、在家少講粵語的狀況。
2010年在廣州爆發的捍衛粵語運動很大程度上是要回應這種文明觀。香港人在七八十年代逐漸形成的文明標準和自我優越感早已滲透在電影和電視節目中反哺給廣州人，刷新了廣州人的自我想像，不少廣州人通過內化這套標準而更鮮明地同北方的「撈頭」和廣東其他地方的「鄉下佬」區分開來。廣州本地的傳媒多年來通過的本土化路線爭取受眾，但本土化之餘亦不乏全國性的視野，還有「公知」型的媒體人來引導輿論，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人潛在的排外傾向，卻也提供宣傳廣州地方文化的平臺而強化了廣州人的地方認同和自豪感。「廢粵」危機的出現喚醒不少廣州人的集體回憶（這種回憶多半來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他們在線上或線下用發自肺腑的情緒十分直接地表達他們對粵語本土文化的愛、對粵語被邊緣化的不滿以及對「推普廢粵」的憤怒。當然，亦有不少「和理非非」的廣州人追隨「公知」式的批判，強調普通話和粵語不是非此即彼，推普與發揚粵語文化和諧共存，而政協有提意見的自由，大家無須反應過激。這種「理性」分析和官方論調一唱一和，共同構成危機後的維穩局面。
相對比較少人注意、卻又對整場運動起關鍵作用的是身體力行地做文化保育的志願者。受到香港保育運動的啟發，自2008年起開始有廣州人深入關注本土文化的保育問題，從天字碼頭的拆除到恩甯路舊城改造，幾個文化保育小組應因而立，他們透過做調查、文字記錄、製作紀錄片、藝術創作、聯絡媒體等方式持續地喚起市民對文化保育議題的關注，使更多人對這座城市有更深的認識和認同。到了2010年「推普廢粵」之爭出現，一眾民間保育人士通過發佈海報、撰寫文章、搜集相關資料等方式推動事件發展；另一些則通過親身踐行製造議題以引發報道和議論，比如廣州舊城關注組在網上發起「我為粵語大聲唱」活動，上百個80後網友齊聚人民公園高唱不同年代的香港粵語流行曲，在吸引周邊市民圍觀和媒體關注、引起廣州人共鳴之餘，更宣示一種自我充權的公民參與精神。這一系列公民參與引發媒體的持續關注，本地媒體人又借議題設定來放大效應，進一步鼓舞了公民參與。唱歌活動之後有網民發起「齊撐粵語大行動」，號召大家在7月25日到江南西地鐵站口做粵語問答之類的公開活動，卻遭警察提前帶走問話，但最終還是激起不少不滿的市民自發到目的地集會「撐粵語」。有志于粵語保育的市民通過一系列行動最終迫使政府公開回應問題，更引起香港媒體和社運人士的關注，之後還在8月1日促成穗港兩地「撐粵語」聯動集會，從而將運動推往高峰。
捍衛粵語運動激起了不少關於粵語存廢的討論，支持保育粵語者多以多元文化的觀點反對大一統的思維，認為推普只是為了打破方言隔閡便於交流溝通，兩者沒有文明高低與否之分，每種語言都有其自身不可代替的價值，因此不應打壓方言的生存空間。然而不打壓是否意味著保育？如何保育？事實上，中共一直從文化多樣性的角度出發，將地方特色文化作為一種資源加以利用；廣州的情況也恰如政府官員出來澄清那樣：黨和政府一直都重視保護「優秀嶺南文化」。曾幾何時，中共資助粵港左翼文藝人進行粵語文藝創作；文革時期廣州珠影廠還在製作粵劇樣板戲；如今政府又積極傳承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打造「歷史文化名城」。然保育不僅是保護，還是養育、成長。粵語若失去自由表達、教授和傳播的空間，粵語本土文化便失去活力，粵語也預備放入歷史資料庫。另一方面，若是去除內容談粵語保育，又會出現文化本質主義，以及空洞的文明標準。比如有網民打出 「煲冬瓜收皮」、「廣州人講廣州話，聽唔明就返鄉下」等標語，當中或許包含對主體性的渴求和對推普霸權的抗拒，但這種渴求和抗拒的方式卻是建基於語言和文化偏見，實反映一種本質主義的族群歧視。粵語保育若只剩下族群認同，「撐粵語」也只是一句民粹排外的空洞口號。
然而時至今日，即便粵語區的經濟文化相對優勢不再，穗港兩地仍有民眾執著于他們的文明標準。對他們而言，粵語所承載的不僅是某些集體回憶，而且是一種自然平實的生活方式，一種在地的反叛態度和對擺脫壓迫、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的承諾。粵語不僅是文化載體，更是價值載體。香港近幾年來不少中小學推行的「普教中」政策，乃源於1990年代內地的一些語言專家學者關於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論述和建議[v]，其在現實中的推廣模式似是「推普機」進一步南下，1950年代中共在全國推行普通話就是由中小學的語文科開始，逐漸推至其他領域。香港人反對「普教中」固然有抗共因素，但主要還是直覺到用普通話教/學中文會改變感知和思考事物的方式，會抽空知識與社群文化網絡之間的活生生聯繫。堅持用粵語讀中文，主要不是因為粵語保留了多少古音，而是要拒絕言文一致的民粹誘惑，保持講同讀之間的辯證距離，如是才意識到普通話、白話文並非自然而然，也才更好地搭建日常生活與文藝、理念之間的橋樑。堅持母語的公共運用，便是為了讓自然而然的民主實踐和公共空間成為可能。這種實踐或許似民間保育人士那樣深入社區溝通鄰里街坊，或大家籍著共同的問題自由表達和交換意見，為共同處境發聲和行動。他們或聚在一起高唱Beyond的《海闊天空》，就如那些年在廣州的江南西路或在香港的夏愨道那樣。
注釋：
[i] 相關研究參見張振江：〈試論早期香港華人族群語言的競爭與選擇〉，《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2期。
[ii] 本文中有關這半個世紀以來的廣州（人）論述均出自筆者本人廿四年來的生活經驗、觀察和判斷，不妥之處望得到高人指正。
[iii] 〈廣東話熱潮席捲日本〉，《南風窗》，1998年2月。
[iv] 見於葉國泉、羅康寧：〈廣東語言也開放〉，《開放時代》，1994年2月；許嘉璐：〈新時期說老話題：:繼續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健康而鬥爭〉，《求是》，1995年18期。
[v] 關注本土文化保育的香港社運人士只是將「普教中」政策追溯至1999年香港教育局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改革建議》，其中明文「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但其實內地有關香港推普工作的策略研究早在「九七」前已陸續浮現，相關文章包括：孔玫：〈香港中文教學探討〉，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1990年8月；〈國家語委代表團赴港訪問交流〉，《語文建設》，1991年07期；〈《語文建設》訪問團赴香港訪問〉，《語文建設》，1993年11期；陳建民：〈我看普通話在香港〉，《語文建設》，1994年03期；田小琳：〈香港普通話教學今後的任務〉，《雲夢學刊》，1995年01期；田小琳：〈再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語文建設》，1996年03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