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忘記了，或根本不知道，《基本法》最後諮詢及其製定，所交疊的時間，正是六四之後的一個月，即八九年的七月份。那時候，香港人心力交瘁，而大家終於知道，《基本法》再好，也不能擋坦克。關於《基本法》，香港人的初衷是甚麼？當然跟梁振英說的徹底相反。因為，這部所謂小憲法，在其製定的最終階段，已無可挽回地貼上了八九六四的黑色印記。事實上，香港人，從來沒有允許。
這篇關於《基本法》的歷史批判文章，原載於筆者的著作《草木皆兵》，現放在這裡供大家閱讀，至少還我城的政治史和初衷一個公道。
《基本法》，臍帶連繫8964的歷史怪胎
原文
1989年6月，天安門的槍聲把香港人震撼得筋疲力竭，接著在七月，因六四而中斷了的《基本法》最後階段諮詢又匆匆重新啟動，延長數個月，而當日負責基本法諮詢的正是今天特首梁振英。
很多人都不再提了，香港這本所謂小憲法，其實是屠城之後，香港人對政局徹底幻滅的情況下趕製而成的。因而，從歷史角度看，90年代初通過的《基本法》，並沒甚麼認受性可言。現在回想，歷史既是無情又荒誕，1989年7月份，心力交瘁的香港人便要面對《基本法》最後諮詢。若誠實回望這段過去，我們幾可斷言，《基本法》所銘刻的憲政秩序其實是生長在浮沙之上的。
六四後，《基本法》還剩下甚麼？
屠城之後，香港的信心危機加劇，不少人要求延遲原訂於90年正式頒布的安排，以至質疑《基本法》的存在意義(註1)，甚或要求英國政府以香港的安全和自由作優先考慮，向香港人保證，不該在八年後強行將香港送到劊子手的手裡(註2)。
但如你所料，類似的質疑和要求均不得要領。叫我印象深刻的倒是梁振英，在當時黑色而又悲痛的社會氣氛下，他如常地效忠於一個失盡人心的政權，替主子重新啟動《基本法》諮詢，力促社會重返「正軌」，而那不過是屠殺後的一個多月而矣。
梁振英不甘後人，認為《基本法》頒布「宜早不宜遲」，他這樣寫道：
「如果我們同時考慮內地的局勢，尤其是內地目前的局勢，及內地未來幾年可能出現的新情況，大家就會同意，基本法的頒布實在宜早不宜遲，基本法更是可有不可無。大家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國政府突然宣佈，基本法的頒布日期無限押後，或者乾脆取消基本法的制定，香港社會會有怎樣反應？」(引自梁振英《六﹒四事件後的基本法諮詢工作》，1989年8月14日明報)
也就是說，如果香港人不快些做好《基本法》，將來情況可能更壞。無疑，這是一種「靠嚇」的心理戰術。但這不能全怪梁振英，因當時的某些精英賢達(黃宏發、周梁淑怡和程介南等)，也鼓勵市民做好《基本法》，所謂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草擬好這份中港關係的最終契約保證。更有怪論認為，香港既然是尊重法治的社會，所以不能放棄《基本法》。
然而，這也不是説，香港可以搞獨立或甚麼的，但六四震撼力所割破的現實，是明擺著一道血紅的歷史缺口。真的很難想像，屠城才剛剛發生，而對中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重拾的半點幻想也徹底蒸發掉了，但社會上層的一眾巫師們，卻很快又再唸起理性務實的咒語，導引我們重返正軌，繼續參與那一場明知是徒然的假諮詢遊戲。(註3)
六四後的《基本法》諮詢，社會氛圍有兩個重點，一方面，香港社會已有共識，必須全面加快民主步伐，但同時間，人們不禁有個更根本的疑問：怎麼能跟一個殺人政權訂立政治契約呢？《基本法》能擋坦克嗎？《基本法》還有甚麼意義？
事實是，民眾對《基本法》諮詢反應冷淡。根據當時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八成半受訪者並無打算於10月底諮詢完結之前，向諮詢委員會提交任何意見。(註4)
但如你所料，在一片惶恐不安之下，頒布既沒有延期，諮詢還是重新啟動。
從共識中力挽狂瀾？
這段期間，香港並沒有生長出一股能夠將局面推倒重來的政治意志和現實力量。當時，主流政壇的政治賢達，又再力圖影響諮詢結果，他們積極在不同陣營間謀求較為民主化的「政制共識」。
這次，人們以共識之名，算是向中方施壓，或表面上跟社會瀰漫的無力感拔河。
當時，有兩個方案較能反映出這種努力。
一是由殖民地政治精英(例如李鵬飛、鄧蓮如)提出的「兩局共識方案」，該方案當時已經提出「2003年」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民主視野，並且受到不少支持(註5)；又或是，民主派及工商界人士一同協調出、相對保守的「四四二方案」：首屆立法會的普選議席佔「四成」，第二屆是「六成」 (天可憐見，在2013年的今時今日，立法會的直選比例，也不超過五成)。
值得一提是，以上兩個方案有兩點突破：首先是不同陣營的跨黨派連合，像是上述民主派、工商界和兩局議員，原本是「大纜都扯唔埋」，但他們因為六四而放下分歧(註6)；其次是，兩個方案均是保守陣營有份參與並主張(如工商界和兩局議員) ，他們的取態都比之前走得更前。這折射出八九之後的社會心情，社會上下均要求「加快民主步伐」。
可是，這一切都無功而還，哪怕是如此溫和的共識方案。最終出爐的所謂小憲法，跟以上的要求都有一段距離 (註7)。
脫離香港的《基本法》
諷刺是，以上受到輿論關注的「共識方案」，大抵只是社會精英和賢達間的「共識」，它們到底有多大程度反映全體市民意願，恐怕頗成疑問。有調查顯示，很多巿民並不了解這些政制方案的內容 (註8)。
再者，在這次最後諮詢完結的前兩天，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所收到的意見，僅佔去年的百分之五，只三千多份 (第一次公眾諮詢期有70000多份)。無可否認，這是個失敗的諮詢，正如一位評論者説道，六四後港人心死，基本法諮詢已「無可無不可」。在此，看看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梁振英的回答，實在值得玩味。
不改厚臉皮本色的梁振英，對諮詢反應表示滿意，然後分別說了三個冷淡的理由，一是這次基本法草稿寫得好，人民便無需表達意見；二，受六四影響；三，今次沒有團體發起「一人一信運動」。
第一個是語言偽術，第二個是客觀理由，但第三個則折射出更大的荒誕。梁振英所説的「一人一信運動」，就是在1988年第一次公眾諮詢期間，民主派收集的六萬多份意見書(都是要求97年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則不少於半數直選產生)。也就是說，六四後的《基本法》脫離香港的程度，不單止市民反應冷淡，而且連群眾運動式的一人一信運動也缺席，只餘下民主精英間的協商和角力，縱穿然最終也不得要領
六四後，政治精英和團體走上協調和共識之路，而「九七普選」和全民投票(註9)等原初立場，都不再是重點。
歷史怪胎
六四後，中方以快刀亂麻的方式再次啟動《基本法》諮詢，梁振英就語帶恐嚇地解釋過：
「如果香港人放棄《基本法》諮詢，在沒有香港人參與的情況下，會給中國當權者一個藉囗，在《基本法》中加入一些不符合港人意願的條文」，云云。
然而當時早已有評論予以揭穿，在一篇題為《不懲元兇——港人不參與基本法制訂》，作者盧斯蒙建議將梁振英的話倒過來説也無不可：「在有香港人參與的情況下，會給中國當權者一個藉囗，強説製訂出來的《基本法》已符合港人意願，而實際上卻不符合香港人要求民主的意識。」(14－06－1989)
這難道不是預言？！但至少當時的人仍然清色。
《基本法》定案後，一份民意調查顯示，百份之五十五市民不滿《基本法》，滿意的只佔百份之二十四(註11)。因而，憤怒立即爆發：罷課、焚燒《基本法》、港人信心降破六四低點（23-02-90 《明報》）、狠批《基本法》的港方起草成員乃「橡皮圖章」，餘不一一。
可以說，若將《基本法》置回它的歷史脈絡，那麼你就會知道，90年代通過的那一部小憲法，其實是臍帶連繫8964的又一歷史怪胎。
(註1)例如，鄭宇碩在一次訪問談到：「過往一向少人質疑的中英聯合聲明，如今已有人提出重寫的論調：而基本法的價值也受到懷疑。」(20-08-1989，明報)
(註2)引自吳靄儀的《必須重新考慮聯合聲明》，1989年6月13日
(註3) 去年《基本法》草案第一次公眾諮詢之後，人們信心盡失，因為中方漠視，民主派所提交的六萬多份意見書，都是要求97年全面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機關則不少於半數直選產生，而自己弄出一個保守的雙查方案，惹來假諮詢的聲討。
(註4) 僅有百分之一表示已向諮委會提交意見。同一調查表示，有八成受訪者支持利用民意調查，選出最為港人接受的政制方案。此一民意調查受明報贊助及委托香港市場研究社進行， 隨機抽樣選出五百四十一名市民做電話問卷調查。(29-09-1989，明報)
(註5)當時，不少區議會的投票議決結果、社區和學院的小型投票結果和民主派人仕，都表態支持《兩局共識方案》。甚或，連堅持9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大律師公會也稱「兩局共識方案」「可取」。
(註6) 保守派的取態比之前走得更前，同一時間，為了形成共識，一些民主派願意折衷(如李柱銘和司徒華也表示過)，不再純粹堅持「九七年立即普選行政長官」的單一立場，而考慮支持「兩局共識方案 」或「四四二方案」(18－09－89，明報)
(註7)現今的基本法，首屆立法會只有33%直選，第二屆才40%。
(註8)註4中的調查也指出，對於坊間各政制方案，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不明白；而對於九七年立法機關議席的直選比例，逾半受訪者認為該佔五成或以上。
(註9) 六四之前，協調和共識之類的修辭，一直是中方的語言偽術，以之邉緣化時常「企硬」的民主派，要求民主派協調出不同陣營都接納的方案。但民主派一直以全民投票回應協調的指控，協調不了就公決，就以公投方式一同到市民中去確定真正的共識。然而，六四後的協調路線，似乎是背離原初了。
(註10) 1990年2月，基本法起草工作正式結束，明報社評引述了一項民調：「但同時，在政制模式是否能反映大多數民意這個問題上，認為『不能反映』佔百份之五十五，相對於認為可『反映』的佔百份之二十四」，相差成一倍。(1990年2月25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