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俊華充滿政治計算和智慧的《財政預算案》明顯花了不少心思，一比便把不久前公布的《施政報告》比了下去。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當晚的民調顯示，評分創五年新高，達60.2分，45%受訪者表示滿意，不滿的有18%，滿意淨值達28%，較上年度高出48%；而梁振英空洞無物、只懂借批判《學苑》搞政治鬥爭的《施政報告》，即時評分只有49.5分，滿意率已經出現負值5%，一周後的跟進民調更顯示評分大跌至43.4分，負滿意率急升至27%。
事實勝於雄辯，廣大市民的眼睛畢竟是雪亮的，即使撇開政治取向不談，單以施政能力而言，庸碌無能的梁振英早就應該下台，退位讓賢好了。
香港當前的社會深層次矛盾源於地產霸權，港人基本上已分為有產（房地產）與無產階級，而不對稱的中港融合帶來的中港矛盾，以及社會向上流動閉塞、政制向既得利益階層傾斜造成的世代矛盾，都是目下社會爭拗不斷、政治紛爭無日無之的根源。長達七十九天的佔領街頭運動雖然由政改觸發，但牽動人心尤其是四十歲以下的雨傘新世代和社會動力，卻肯定是上述三大矛盾的受害者。
儘管中共團派的港澳協調小組副組長兼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聲稱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愛國愛港」力量在反佔中鬥爭上已取得「階段性勝利」，但只要尊重事實，不管任何政治立場，都不能不承認三大矛盾根本沒有解決，短期間強行打壓下去，只會為下一次更大規模的爆發儲備動力，隨時捲土重來。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府並非生產性機構，不會生財，《財政預算案》負責社會資源分配，必然成為社會各個階層和社群注目的焦點。事實上，在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隨着政府在經濟體系的比重不斷增加，為了通過「尋租活動」（Rent-Seeking）來確保經濟利益，各行各業由壟斷到自由競爭部門，都會着力向政府施加壓力，爭取有利自己的財政政策和措施，順得哥情必然失嫂意。
民主政制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政治上一人一票其實與經濟上最理想的公平競爭自由市場相契合。如今地產霸權當道，壟斷資本家和回歸後冒起的紅色資本家，透過維護既得利益的功能組別和保皇黨控制議會；而依賴選票入局的不同派別政客既份屬少數，又無立法推動政策的權力，便只能充當永遠的反對派，扮演制衡的角色，因而形成當前的困局。
因此，要理性非暴力解決社會紛爭，合理地分配社會資源，辦法就只有一個：把政府真正的決策權力還歸人民，由廣大市民通過行使選舉和被選舉權，選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並且推行政黨政治，讓有能者居之，用政策爭取最大多數人支持，為社會整體利益服務。
曾俊華是當權者的鴿派，沒有視參與佔領運動的群眾尤其是雨傘新世代為敵人，主張對話而非對抗，與利用政治鬥爭來鞏固及企圖延續政權的梁振英截然不同，因而得到大多數希望社會穩定的市民支持。
不過，曾俊華始終是既得利益階級的政治代理人，既有個人思維的局限，擺脫不了積極不干預的新保守主義思維框框，亦受制於《基本法》訂明「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卡限，還要面對梁振英濫用公帑爭取民望的苛索，實在四方受敵，絕不易為。
曾俊華當然不會「劫富濟貧」，效法新加坡實施累進稅制，由富人補貼窮人，縮窄階級差距。但諷刺又弔詭的是，去年本港經濟其實差強人意，實質增長只有2.3%，連續三年低於過去十年3.9%的平均增幅，貨物出口和服務輸出分別只有微不足道的1%和0.5%增長，潛伏危機已經湧現；要不是受惠於為穩定金融體系而實施的壓抑樓價措施，各類物業印花稅尤其是雙倍印花稅比原來預算多出297億元，增幅超過六成，以及利得稅和薪俸稅分別高出原來預算185億元和51億元，三項收益合共533億元，便不可能出現638億元盈餘和「派糖」340億元。
支付印花稅的都是有產階級，不少支付雙重印花稅的更是外來人士（主要是大陸人）；不要忘記，香港稅基狹窄，只有四成工作人口和一成註冊公司交稅，兩組別交稅最多的5%已分別負擔六成和八成稅款，所以《財政預算案》自覺或不自覺地已是「借富濟貧」，扮演了一定的社會財富重新分配角色。
錯誤預測和低估財政收入，是自港英至今所有財政司的通病，曾俊華當然沒有例外。但2015至2016年度，他竟然罕有和破例地預測財政盈餘高達368億元，其中賣地收入預算700億元，與本年度相若。個人認為，出錯機會甚高，因為內外經濟因素都會隨時觸發本港地產泡沫爆破，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和明顯陷入通縮危機最令人憂慮。
總而言之，香港一日未落實真正民主，一個真正以民為本的《財政預算案》根本不可能出現。曾俊華怎樣努力，《財政預算案》也差強人意，無法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頂多只能緩和一時而已。不過，較諸一事無成的《施政報告》，當然高下立判。曾俊華施政，明顯技高一籌，要做特首，綽綽有餘。
原文刊在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