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施政報告，點名批評《香港民族論》。今天，本地左報跟《環球時報》接力發炮，由此可見，打擊港獨，是全套的新策略。孤立，打擊一小撮，從而團結大多數，乃是毛澤東法寶之一。這一招，在打擊同時，培養己方的團隊，建立長期勢力，應該是梁氏的戰略目標。但選擇在這時這刻，選擇打擊民族論，恐怕將是南橘北枳，弄巧反拙。
這策略本來就是要選擇觸動人心，卻勢孤力弱的對手。民族論，是比城邦論更右的想法：城邦論還有空間，一面維持統一，一面落實自治。民族論，卻將香港跟中國完全切割。城邦論有支持者，並且出現支持的團體。但在梁氏拋出議題之前，民族論卻只是象牙塔內的理論。也許梁氏的計算，是要為自己製造稻草人。但這舉的客觀效果，是他將民族論，解放到社會整體的論述之中。
梁氏選擇的目標，亦不合民情。香港人一再證明了，欺負下一代是我們的底線。雨傘運動的觸發點，就是保護下一代。梁氏卻選擇攻擊一家屢獲亞洲第一殊榮的百年大學的學生組織。先不論民族論的正當與否，一開戰，學生已佔了道德高地。
事情的發展，尚有很多未知之數，梁氏的計劃，理應還有後著，故此無從評論。當中最大的未知數，是到底社會有多接受民族論；而可能性不外乎三個：人數極少，人數極多，或人數不多不少。這個未知數，將決定整個社會未來幾年的演化。
第一：人數極少，全面剿滅
這是梁氏有利的局面。炒作一輪後，香港社會發現，民族論巿場的確很小，支持者只是以百計。其他黃營派別，甚至會加入戰圈，幫忙圍剿民族論。這情況下，梁氏成功剿滅了根本不存在的敵人，但他使用的手段，所扶植的團體，卻成了香港政治現實中的一部份。
第二：人數極多，弄巧反拙
完全相反的情況，是炒作後，民族論贏了足夠民心，成了剿滅不了的勢力。換句話說，激進黃營，被催化得比以前更激進。就算民族論的支持者只有5%的人口，在選舉中，他們或能拿下10%以上的選票，拿下立法會議席。這並非沒有前例。愛爾蘭獨立前，就曾長期選出主張愛爾蘭獨立的倫敦國會議員。雖然這些議員長期拒絕就職，在國會裏沒有勢力，但是卻是愛爾蘭獨立運動中，一個重要的符號。
在這情況之下，社會再有衝突點，街頭鬥爭的，就不再是和理非的民主派，而是開宗明義的民族論者。社會運動對全社會的風險，將會大大提高。在這個情況下，香港的政治風險，反而不降反升。
第三：人數夠多，則事與願違
較有可能的局面，是民族論的支持者，界乎上述兩個情況之間。一方面，民族論者未能影響體制運作，但卻有足夠的人數，不能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打壓。那麼消滅民族論，將成為未來數年的主戰場。政治光譜理論，認為在現有光譜之外，再豎立新立場，長期將把政治重心向新立場的一面遷移。豎立民族論，令香港的政治光譜向右擴闊，整個政治重心，將向右偏。這是因為，民族論者承受了所有的炮火，因而放生了立場較溫和的同路人。基本上，民族論比所有現存論述更右，所以一眾現存理論，包括容許自治的城邦論，相對之下都是溫和立場。而他們就拿到時間發展。所以實際上得益的，將會是本土派中的某些分支。
城邦派，也許會受牽連，跟民族論一起被打壓。但如果將城邦論中，喧嘩取眾、怪力亂神的枝葉拿走，城邦論理論上可化成再溫和一步的「憲政派」。憲政派完全接受現有的憲制安排，但堅守中央只管國防及外交，其餘皆為港府權力的立場。這原來是回歸前後，各方立場的共識，但過去兩三年，中共及港府的輿論操作，已將共識拉離這個中心點。但如果民族論負隅抵抗幾年，或能催生出類似憲政派的主張，從而將政治重心，重新拉回到這個憲政共識。
總而言之，梁氏的策略，雖云師承毛主席，但卻有點不會時宜，不合民情。這一策略，在雨傘運動前，打擊尚未成型的城邦派或能奏效，但現在再做，經己太遲。毛主席看到這種情況，可能要從水晶棺材跳出來，罵一聲：畫虎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