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分離，算是一個現代觀念，在美國立國之時確立。但政教分爭，卻由來已久。由聖經裏「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開始，到了中世紀的教會跟貴族並起，到新舊教之爭等，西歐一直都沒有政教大一統。到了近現代，政教分離原則得以確立，更使兩者都不能代替對方，只能在各自的領域裏管理自己的事務。
後來資本主義興起，亦受惠於這個制度。商人階級，以獨立於政治、宗教力量的第三極勢力成型。民主革命，將貴族權力收走，但卻沒有以商人執政。商業力量，雖與政治力量千絲萬縷，但卻還是兩個獨立體系。一位商人，可以選擇不跟政治人物打交道；政治人物，亦可選擇不跟大戶籌錢。
到了現代，獨立智庫、私立大學、各式以文藝為本的基金會等，都沿用這個思路，成立了各自獨立的組織。比方說，智庫左中右都有，各自發聲，而政府亦沒有誘因，去打壓敵對的智庫。
民主國家，不單單是真普選，更重要的是有各自獨立的組織，讓各種政見之士，在政治以外，都能獨立生存。英美大學的教授，除了終身教席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研究基金會，就算跟政府政見不同，亦不愁被封殺。一百年前，美國富豪過身後，捐贈的是一幢幢的教學大樓、音樂廳、或博物館。到了今天，捐贈的除了硬體之外，亦是一個個的研究中心或文藝基金。這些軟體建設，才是軟實力的來源。
反觀華夏文明，大一統達兩千年之久。中間沒有宗教獨立，因為無論儒道釋，都從來沒有達到教廷在歐洲的經濟實力。士人階級，亦早在印刷術形成之際，以科舉制度，收編到建制之內。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權力結構單一：所有力量，都需向政治中心效忠。這也許是為什麼，中國自同治中興以來，百多年來，幾次的經濟起飛，到最後都走進了一個既政且商、亦政亦商的制度。自晚清起，商人離不開走紅頂商人之路；政府亦免不了下海經商之路。招商局國際，就源於1872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乃洋務運動的官督商辦企業。要商人、文士、傳教士臣服，根本是華夏文明的傳統。
在傳統華夏文化裏，獨立於官僚體系外，就只有山賊海盜。而這兩種人，要不招安，要不剿滅，並不可能讓他們自生自滅的。所以九七年之後，讓北京擔心的，並不是高舉龍獅旗的那種港獨，而是一個個獨立運作的團體。在傳統華夏思維中，所有力量都源於政治力量，所以如果港府控制不了，就一定是有其他政治勢力在控制。既然香港的泛民力量單薄，那麼控制這些團體的，一定就是外國勢力。就算他們為了單一議題而發聲，那一定就是境外勢力發功，要反中亂港。他們腦海中，也許根本沒有這個概念：獨立團體，可以真的是獨立；而發聲，是反對實在的議題，而非反對政府體制。
相對於真普選，也許這種多元團體制度，才是更大亦更長遠的中港矛盾。無論港台還是港視，無論大學還是中學，港人要求都很簡單：把政治考量鎖在門外，讓專業說了算。港英政府也許沒有推行直選，但他們卻的確留下了這種多元獨立的社會結構。港英政府，或許沒有扶植左派組織，卻也沒有將之消滅。到今天，卻需要捍衛多元。這到底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