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土派」民粹式的宣傳底下，很多「左翼」避談「中港矛盾」，深怕一跟這四個字扯上關係，社運仕途、藝文仕途就告終。因而，當「本土派」出頭時這些人自然陣腳大亂，不斷要扣「法西斯」、「威瑪」的高帽，既抬舉了陳雲和一眾三流本土派，亦蒙敝了實在存在的問題。最終，人人空談抽象價值、極端案例、普世標準，連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政經分析本子都丟了。這種脫離了「調查」而從價值觀、片段式歷史的觀點認知社會的方法，實屬「離地」。
傳統上，左翼該談具體實際、實事求是，無需由於恐怕人們上綱上線因而噤聲。我不認同本土派論述下的「中港矛盾」，但是作為一個客觀的經濟過程，這個現象是存在的：社會主義規劃經濟促成大量熱錢無法外流，或是被徵收巨額關稅，因此很多中國大享巨頭，為了逃避社會主義（非完全開放市場）而湧港、逃港，造成大量基本生活條件急速被龐大資本流量私有化，繼而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弱點體現、浮面。這不僅是香港的問題，亦是在社會主義規劃經濟下所有「經濟特區」(SEZ)的問題。換言之，「中港矛盾」是關於社會主義如何平衡全國性的規劃和地區性的開放經濟之間種種衝突矛盾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要對「特區」這個概念有一定時代性的認識。從前它是擔任一個角色，而在新的物質條件下，縱使它的內部秩序如常，但是所扮演的角色卻與上一個時代的不同。文革以後，中國經濟凋敞，需要規劃性地開放很多高端生產體制來改善國家經濟。由於國家外匯儲備少，因此透過香港市場海外集資是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手段。一個國家窮，便自然沒有經濟能力為人民謀生活，所以在這個意義下有限的「開放」是必要的。香港成為了錢從外流到內的窗口。
可是，今天，尤其是2008年以後，中國為了避開金融海嘯，釋出大量熱錢。由於中國在經濟上是一個社會主義體制，因此，手上拿著這些錢的人自然會看準香港的自由市場，連人帶資的逃港。香港很多大陸旅客、水貨客炒賣奢侈品，是因為那比中國的平。眾所周知，中國關稅繁重，一輛進口車打不下於30%至40%稅，蘋果產品比香港貴一兩千人民幣是等閒事，貴價化妝品貴大概兩成。富起來的大陸人，到香港炒樓去了，不是因為受了國家使命替港人「換血」，而是香港市場打開門做生意，當然投資在這裡。然後，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香港更成為巨頭轉資海外的主要渠道，他們即是行動上直接「反共」的，而香港就是他們實現這過程的買辨中間人。今天的香港，是中國有錢人把熱資從內搬向外的橋頭。這個錢，出了去就回不來。
而在香港一貫沒有管制、「有錢就是有最大自由」的市場之中，商家恨不得接收這些熱錢，因此促進了再生產關係被私有化的過程——金行、名牌店成行成市，地產財閥收貴租集合大量資金，進一步收購、壟斷城中一切。從超市到電訊，無一不是經地產霸權而「層壓式壟斷」導致港人無法生活。當中這一切完全是資本自由市場的運作常理，無須訴諸陰謀論、神秘學、風水、神獸、民族等等範疇。
左翼本應是要把握這個巨大民生議題，然後攻擊香港市場的神話，務實地要求社會重整這個不義的經濟模式、謀求真正經濟公義。而非淪落至乞求施捨的社會保障並放縱不義結構，還要把這說成是施政的「道德」。同時，這也為中國之中有錢族群叛離國家建設而貪腐逃資海外的現象堵上大門，真正地從關隘位置「打黑」，使香港跟中國的關係回到把資金、技術、科技、人才從外帶到內的本質。然而，一眾「新自由主義派」卻壟斷了香港的社運論述，說脫離社會底層現實的普世價值。最終，當「本土派」來了，眾人才嘖嘖稱奇的說「右翼崛起」，但從來沒有認真審視過香港生產結構的本質和它在今天的運作意義。
文 / 黃杰